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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墨子·贵义》“譬若药然草之本”论出，《神农本草经》莅世，此后药物之学概称“本草”。其学“师道有风，源远流长”。中国药学史上，名家灿现，著述迭出，排列着一座座丰碑。在当代，尚志钧教授以其60余年披坚执锐的探寻，蹈厉正气搏书海，在继绍中药学理论的同时，使那些医药宝库中的重宝，走出封尘，重现于世。这位不懈奋斗的老骥，在探骊取珠之际，也润融了瑰宝的灵性，以其治学过程，展现了他人生的辉煌。孔子说：“士志于道。”尚公就是以他的人生理想和对待祖国文化遗产的责任尽瘁于本草而依托生命的。在他出版32部医药专著和发表268篇论文之后，现在又把《本草人生——尚志钧本草文献研究》一书奉献于世。
尚公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把本草文献学研究定为他的主攻方向。此前的西药专业知识、实验技术乃至企业和医政管理经验，都成为他新目标的铺垫。中药、方剂和承载它们的历代本草著作，是他的日新之学也是他的研究对象，注释考证与点校辑佚是他的工作也是方法，他从来就把学习和研究融为一事。这是一项“望龙光知古剑，觇宝气辨明珠”的工作，既是对吴普、陶弘景、苏敬以降历代药学家们的继承，又以芟复补遗、善校精训和他们互为表里。这项工作不仅要以高层次的医药知识作为基础，还需要精深的文献学养。对于后者，施蛰存先生在《浮生杂咏七十五》中曾感叹道：“圈点古书非易事，从来章句有专功。谬本流传吾滋愧，鲁鱼亥豕患无穷。”岂止如此，中药文献因于理论演进、学派传承、度量衡制度等因素，把握起来更为繁难。药名、方义和剂量，误在几微之间，关乎性命，不得舛谬。此外，有的医药名词，还有“一家一义”的特点。这也决定了，要弄通本草和方书的理论和应用，还必须有文献学，特别是要有考据学的功夫不可。
本草考据学方法的创新和辑佚高质量的方药典籍是尚公的两大成就。传统的考据学在清代朴学中已登极高峰，乾嘉学者的渊博和小学功力，似乎不可比肩，但是，新时代的学人自有超越前贤的优越之处，那就是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殷墟甲骨卜辞发现以后，王国维乘时而起，提出了古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以经史“纸上材料”和甲金文“地下材料”相结合，超越了以往的训诂考释。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完全贯彻了这种以地下资料补充和匡正文献记载的文法论原则。这一文法经王氏首倡后在文史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陈寅恪先生就曾在《王静安遗书·序》中扬挹阐述。之后饶宗颐、姜亮夫、卫聚贤、李玄伯、徐旭生等诸贤，又进一步将其与比较古文字学、人类学等相结合，把“二重”发展为“三重”，开拓了考据学的新格局。尚公的成就得益于他的治学方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在二重证据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植物分类及药物学新知识，这是三重证据思想在中医药文献领域的应用，可称为“本草三重证据法”。这从他的《诗经药物考辨》《五十二病方药物考辨》《脏腑病因条辨》及本书的内容中，均可见其思路和运用。
当年梁启超先生在评价清代考据学时指出：“考出一个名物，释出一个文字，等于现代天文学界发现一颗新星。”考据学要求唯精唯博，校书难，辑书尤难，巨大付出才可能有点滴所获。清代王鸣盛提出，点校古书，主要是“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典制事实，诠解蒙滞，审核舛驳”。自刘向以后，校书成为学者博学宏通之事。清人标格的“校雠二涂”，即“一是求古，二是求是”，不仅要恢复古书原貌，还须做一些内容诠解工作。在尚公校勘的本草和方书，精用四种校法，辨误纠谬已达数百条，改正讹字以千为计。以梁启超发现新星比拟于他，实不为过。他向往顾炎武“采铜于山”的学风，钦佩当年阮元为改正《后汉书》中“不为”的“不”的衍字，亲往郑玄故乡拜谒墓祠，在泥沙中寻得碑文而澄清的佳典。他认为考证药名、剂量等，都应遵行这种作风。《药性论》《本草图经》等书，经尚公的爬梳抉剔，析其疑滞，拾遗规过，达到条理贯穿，易于读通。他可堪为原作者的功臣。
在尚公辑佚的诸书中，以《新修本草》最传佳话。辑佚乃是艰苦之事，在北宋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辑佚之学，历代文献不断产生又不断亡佚。宋代郑樵说亡书可通过辑佚而复还的理由：“书有亡者，有虽亡而不亡者。”近代余嘉锡也说：“东部藏书者书虽亡，而天下之书不必与之俱亡。”亡书或它的部分内容保存在类书、史书、总集、方志、金石、古书注解、杂纂杂钞，以及其他书中。以述为作，最能保持章句的原貌。可以将诸书所征引的章句语句搜集起来，编排成书。甚至可以从类书总集中直得原书。北宋黄伯思从《意林》《文选注》《舞鹤赋》中辑出《相鹤经》，南宋王应麟“采掇诸书所引”，辑出《三家诗考》与《周易郑康成注》。清代辑书弥向高潮，在修《四库全书》时，仅从《永乐大典》中就辑佚古籍375种之多。在辑佚医书方面，南宋王炎最早辑出《本草正经》即《神农本草经》，由此开辑佚医书的先河，可惜辑而复佚，明清以后国内外《神农本草经》的辑本已有十几种。目前行世的医书中，如刘禹锡的《传信方》、王衮的《博济方》、严用和的《济生方》、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等都是辑佚本。唐代苏敬等22人奉诏编修的54卷《新修本草》全称《唐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成书于公元659年，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药典，比1618年成书的《伦敦药典》早960年，成书70年后传到日本，当时日本将其列为医学生必修课本之一。此书在宋代以后失传，1899年在敦煌288号石窟中发现二片手抄残卷，现分别藏英国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巴黎图书馆。另外日本仁和寺和聿修堂也收藏了部分古抄卷子。在辑佚本方面，尚公辑佚之前有两种，一是日本小岛知足氏1849年的部分补辑本，二是我国清末李梦莹的部分补辑本。上述残卷和辑本合起来也不足以展示全书的颜貌。
尚公从1947年就开始了《新修本草》的辑校工作。《新修本草》在成书以后，其内容递次被《开宝本草》《嘉祐本草》《本草纲目》等载引，因《开宝本草》《嘉祐本草》也均亡佚，尚公即以《本草纲目》为底本进行辑佚。经十年的努力，到1958年完成初稿。也就是在行将完成之时，其在辨章考镜中领悟到，李时珍所引据的是从《证类本草》转录的资料，不尽是第一手资料，于是他断然推倒重来。他接受了范行准先生的建议，以卷子本为辑佚底本，再次辑复，于1962年以油印本告竣。此期间曾撰写有关本书的学术论文多篇，之后又加修改补充，终于在1984年由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新修本草》的辑佚本。这一番改换底本，三易其稿，前后历时32年终观厥成。20世纪60年代，曾编撰《宋以前医籍考》的日本冈西为人也在做这项工作，其辑注《新修本草》在1964年出版。当时，专家们将该书与尚公由芜湖医专出版的油印卷比较，均认为尚公辑本学术性强而更完整。尚公对60年代的本子仍不满足，又经20余年的补正和精雕细刻而再版。
诚如尚公所言，《本草人生》是他穷其一生精力研究本草文献的总结。但我们在该书中，透过学术还能看到他60多年在本草渊薮中寻步的径迹和人品。他奋发编摩又困知勉行，有逆境中的从容，也有顺境中的淡泊。他既传本草又传本心。治本草文献在当世并非显学，这累人的活计，要求指身为业者广求众籍、穷尽搜罗，有真积力久之功方能辨其名实、引据证验。这是寂寞之道，多是独耕垅亩、亲力亲为。尚公正是这样荒江独钓的野老，他不做凿空之论，不搞学术拼盘，更不屑包装。但是偏偏天赐机遇，使他不期然而然。他丰厚的著作让药学史的目录又添新裁，他名高而身不知。阅读他的著作，让我辈“更觉良工用心苦”。说也有趣：尚公的相貌也颇似濒湖——睟然貌，癯然身。这难道是造化天成！尚公推重过程，同时在探宝的历程中他自己也成为国之重宝，人生至此已无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