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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传·系辞》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创造了生命是天地之高功极德。生命至贵，护持生命是医学的天职。医学和医生以此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尊敬，昔梁·简文帝有《劝医文》曰：“天地之中，唯人最灵；人之所重，莫过于命。虽修短有数，年寿由天，然而寒暑反常，嗜欲无节，故奇寒盛暑，致毙不同，伐腑烂肠，摧年唯一。拯斯之要，实在良方。”诚哉斯言，性命至贵医也贵，但医家最贵之处是医德。医德是医学文化的光辉与终极真理，具有真理性与永恒性。
中医学自古推崇医德，从秦越人扁鹊的随俗为变，至杏林橘井，都为医家带来了荣誉。汉代医生董奉，在庐山行医时，治病不取报酬，患者愈后，给他种树一棵作为纪念，后来他的住宅附近，蔚成杏林，直到现在，“庐山杏林”仍传为医界美谈。古代中医徒满出师以后，老师每送给学生一把雨伞，以令其出诊治病时风雨无阻，不误行医。旧时中药铺的招牌是在一串膏药下面挂条鱼，其寓意是像鱼一样，昼夜不闭眼睛，随时关照患者。
情操和言行举止也是医德修养的重要内容。古代很多医生，不顾个人得失，面对高官厚禄而视有若无，一心为民治病。《三国志》记载，外科名医华佗，医术高明，德高望重，沛相陈珪举他为孝廉，太尉黄琬荐他做官，他都不就。唐代被称为药王的孙思邈，一不要隋文帝封他的“国子博士”，二不受唐太宗授给的爵位，三不做唐太宗召他为“谏议大夫”。他们都甘愿受烈日风寒，在乡间为农民治病，以苦为乐。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虽然被举荐为“太医院判”，但他任职一年就托病辞职回乡为民治病，以“千里就药于门，立活不取值”，受到远近乡人的称赞。据《嘉兴府志》记载，明代医生严乐善在家行医时，一天，有人捧着金银财宝向他跪求进献，严大夫以为是急病相求，急忙接待。来人竟附耳密告，请他给开一张毒药方子。他一听此言勃然大怒，当即把进献的财宝丢弃一地，厉声呵斥，警告那人改邪归正，否则报官府治罪。高超的医术有赖于良好的医风。医德高尚的人，出于对患者的高度负责，每能慎疾慎医，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严谨来操作治疗。当代医学科学家张孝骞教授，行医60多年，以“戒慎恐惧”四字经常自勉，一丝不苟。当年，苏东坡先生就指出“学书纸废，学医人废”，医生的经验是以患者的鲜血为代价换得来的，告诫医生必须谨慎行医。
医德既有继承性又有时代性。在社会主义时代，其医德远比古代医家的“医乃仁术”更为进步，其实践内容也更为深刻。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为楷模，在我国医疗卫生战线中先进人物层出不穷。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受不正之风的影响，当前在医务界中玩忽职守、败坏医风的事也不乏其人。有的医务人员，不讲责任，置患者的利益而不顾，看人下药，滥开诊断书和贵重药，用以拉关系，搞交易，收“红包”；诊病时漫不经心，做手术则粗枝大叶；不与同行协作反而诋毁他人以抬高自己。以上种种都是不道德的，是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悖的，应该引起医务界的重视。由此我想，不论社会如何发展，“救死扶伤，患者至上”，永远是医院和医生的医德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