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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思想家朱熹说“不记则思不起”，历代学者都以记诵为治学的基本功，以记诵为“学问之舟车”。个人的记诵还曾对保存文化典籍、承传学术发展起过积极作用。秦始皇之焚书，项羽咸阳之炬，把诸多的藏于民间和宫廷的典籍化为灰烬。西汉初年传经，《诗经》因其可配乐唱诵而流传，《尚书》凭伏生的记忆再现于书面文字。东汉文学家蔡邕被害以后，文稿散失，其女蔡文姬因自幼随父习读，以凿凿的背诵再现了乃父的400余篇文章，正是天不丧斯文。
历代以来，很多名家因长于背诵而传为佳话。《唐语林》记载虞世南能背诵《列女传》。《宋史》传述苏东坡以抄背《汉书》为“日功”，抄三遍后竟能背诵。近代学人中不乏健于背诵的大家。1924年陈宝琛与郑孝胥在天津赌背《十三经》，有胡嗣源在旁为之公证，二人果然不分伯仲。章太炎及弟子黄侃皆能背诵《说文》，黄侃还背诵《尔雅》，在武汉讲课时，每个文字、名物都直指其卷页。史学大师陈寅恪自幼对新、旧《唐书》过目不忘，还能记住某传某句的出处，还背读了无数的诗文，连“史家三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的序文也能背出。傅斯年4岁时开始背《论语》，后又背读《四书》，9岁能背《十三经》。南社诗人柳亚子，8岁起读《杜甫诗集》，每夜背诵1首，12岁背读完毕。哲学家马一浮能全背《唐诗三百首》。作家茅盾能背诵《红楼梦》。曾任宣传部长的陆定一能背诵《古文观止》。工程家茅以升把博闻强记列为治学要诀之首，他的治学16字诀是：“博闻强记，多思多问，取法乎上，持之以恒。”可见，博闻强记是治学的根基。
背诵是医生的基本功之一。临床工作要求医生应该准确记牢一些疾病定义、诊治常规、正常值乃至方剂组成、药量等。很多名医的背功令人赞叹，重庆吴棹仙能背《内经》《难经》及《伤寒论》，《伤寒论》背的是宋代治平本，除397条外，林亿的序和孙奇的注文都能背诵。全背《伤寒论》的还有成都中医学院的邓绍先和北京中医学院的陈慎吾。陈慎吾喜欢京剧，便把《伤寒论》的条文配上京剧曲牌，每日吟唱数条以温故知新。为了便于记诵，古代医家就把应该记忆的内容编成诗赋歌诀，诸如各种《脉诀》《汤头歌》《药性赋》《心法要诀》，用以诵读。如医谚所说：“熟读汤头三百首，不会坐堂会开方。”在强记中体验感悟，待用于临床，又以这些基本记忆为知识网络的主体构架，来吸附新的知识。
近年来教育界、文艺界、体育界等都倡导“从娃娃抓起”，中医界也起亟应之，有的高校办起了少年班。但少年班也有个学什么、如何学的问题。北京名医米友文，是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米芾的26代世孙，他教育孩子没识字以前先背医书，以后再背文化经典，背书、书法、武术、京剧一齐练，都要一口气提到丹田，其子米南阳虽然没有从医，但已是著名的书法家，书法界有“启功的杆儿，溥杰的尖儿，舒同的圈儿，南阳的弯儿”的说法。由此想到，所谓中医的“童子功”，其实就是背功。一个中医能多背诵一些经典名句，在临床将受益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