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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伯坚虽然是留学的西医，但他应该是属于中医界的传奇人物和大师。
他是毛泽东主席的“三个半朋友”之一。毛泽东主席好讲三个半，如说中国有三个半历史学家，三个半军事家，他有三个半朋友。三个半历史学家都知道是陈垣、陈寅恪、郭沫若与范文澜。三个半军事家有几种说法。三个半朋友是蔡和森、章士钊、周谷城与龙伯坚。毛泽东主席1950年3月14日给他写的信曰：
伯坚先生：
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大示收到读悉。吾兄参加革命，从事卫生工作，极为欣慰。新湖南报名是湖南同事们起的，与从前报名偶合，引起你的高兴，我也与有荣幸。旧词无足取，不必重写。尚望努力工作，为民服务。
顺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五零年三月十四日
（见《毛泽东手书真迹·书信卷》中册122页）
龙伯坚（1901—1983年），男，汉族，湖南长沙人。先世为长沙望族，祖父是湖南学政。受家学渊源影响，他自幼爱好诗文。后因西学东渐，改攻医学，1923年毕业于湖南湘雅医学院。张孝骞是他班上的同学。他早年忧国忧民，积极投入学生运动，自资创办了《湘江评论》。嗣后因赴美留学，《湘江评论》由毛泽东同志接办。赴美留学期间，他在哈佛大学攻读公共卫生学专业，1933年毕业，获博士学位，撰有《公共卫生学》一书，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受聘为湖南省卫生处长，在解放战争期间，为当时湖南省程潜率部起义做了一些工作，为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他曾掩护过中共地下党的一些重要人物与程潜、陈明仁的谈判，党的谈判代表就住在他家，隐藏在夹壁墙中，因此有“夹壁藏宾”之佳话。在抗美援朝时，他又积极地参加了赴朝慰问团的工作。1953年调至北京，任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之职。调京后毛主席亲自接见了他，而且时有书信往来。他在筹建中医研究院时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中医研究院成立后，他被安排在医史文献室工作，1956年定为一级研究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当时卫生部长钱信忠对他很关照，在1958年将他从中医研究院调至中国医学科学院，仍任研究员，直至逝世。
他热爱祖国医学事业，并酷好收藏书籍。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他就注意收集医学书籍，仅收集唐生智一家藏书即达2000余册。后因任中南卫生教材编辑委员会主任，常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广搜博采，为编委会搜集到中医古籍2000余册，其中不乏明清善本。1953年调至北京工作后，经上级批准，将中南卫生教材编辑委员会的藏书悉数运到北京，归中央卫生研究院图书馆收藏，为中医药科研提供了资料方面的保证，为此后筹建中医研究院作出了贡献。他家里所藏经史子集及工具书达2万余册。他的国学功底很深，曾师事杨树达先生，提高了文字学、训诂学方面的学识。他经常往来于湘、沪、浙等地，除访求书籍外，还结识了中西医界的许多朋友，如丁福保、余岩、范行准、曹炳章等人，互相切磋，交流学术。在他出任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医药研究所所长之后，首先致力于宣传中医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他与李涛、陈邦贤先生共同拟订了中国十大名医画像的创作计划，并辗转请得当时北京肖像画家蒋兆和完成这一重任。这十大名医画像已在各报纸杂志发表，使中医历史名人为海内外所认识。
他认为发展中医必须首先进行中医文献的整理研究，摸清中国现存的中医药古籍的种类和数量。因此，他出任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之后，就首先与中央卫生研究院图书馆馆长章新民协商，议定了编制《北京大图书馆联合书目》的计划。当时中央卫生研究院图书馆藏书已初具规模，其中有满洲图书馆藏书和他从中南带来的许多藏书，加上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地的中医藏书，均需编目或另行抄卡。这一工作在1954年5月至12月间基本完成。同年底，他又与章新民等同赴南京、上海、杭州、绍兴、宁波等地访求中医图书，搜集到余云岫、丁福保、曹炳章等许多名家的藏书。其中有万历初刊的《本草纲目》，曹炳章先生的手稿医书等，进一步丰富了中央卫生研究院图书馆的藏书，为此后建立中医研究院图书馆准备了雄厚的资料基础。在他和章新民等先生的筹划之下，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的准备工作在1955年全部完成。他除搜集《神农本草经》的各种辑本之外，还有注解、杂著及日本著述本共24种。他指出一种辑本还有刊印时间和版本的差异。在1957年，他还完成了载籍278种的《现存本草书录》《现存内经书录》《中医丛书书录》《中医现存书目》等书。他从1958年起即开始编写《针灸甲乙经校正》的工作，颇多收获，可惜原稿也已散失。
龙伯坚先生认为中医学是民族的福祉，他立志以研究经典作为回报，光大文化遗产。他的代表作是《黄帝内经集解》和《黄帝内经概论》。《黄帝内经集解》在1966年已经完稿并交出版社，由于“文化大革命”没能出版。到20世纪80年代，经学者们的呼吁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才启动出版工作，终于在2004年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把这400万字的巨著出版发行。该书依《荀子集解》的方式，集50余种《内经》注家和杂考等的注文而成。分《素问》和《灵枢》二卷。自序前有沈其震和张孝骞分别写的序。每篇除［集解］之外，有［释题］［提要］［本段提纲］，篇后有《今译》。注疏经典，是理论发展的重要形式之一，许多注家把自己的发明创新写入注文，使经典之树常青。他在［集解］中，遍搜古今注家，不没前人之善，同中选好，好中选早。书中尚有很多难得一见的资料，如郑文焯的《医故》等，是《内经》有注以来最丰富，最精当者。由他亲撰的［释题］［提要］和［本段提纲］，是他学贯中西的学养和精审能力的体现。他深厚的国学功底，使《今译》做到了严复所说的“信、达、雅”。唯“七篇大论”没作《今译》，这也体现了他认真审慎的学风。［集解］后所附的《黄帝内经考》与1980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黄帝内经概论》，合起来展示了他对《黄帝内经》研究的成就。当代学术界认为，大师的遗产还不仅仅在于某项具体问题的解决，而是为后人提供了范式和方法。龙伯坚正是在这点上，为现代中医经典的研究者亮出了新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他从《内经》引用的文献，找出许多《内经》原文的“婆家”，指出《内经》并非第一部古医经。当时马王堆医书尚未发现，是他用现代医学知识，解读了《内经》中的重大医学成就，以及对生理、解剖的认识。他科学地论述了阴阳五行。他通过《甲乙经》《太素》《类经》中《内经》经文的对照，首开文献比较研究的先河。对《内经》的研究，两千多年以来，名家辈出，但是到龙伯坚这里，可以说是古今中外空前的了，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诚如沈其震在《序》中所说：“很难再找到完成这一工作的人了。”再也不可能有这样国学底蕴深厚而又如此精通东西方科学，又是留学的医学博士，又占有丰富的古籍资料，用20多年的工夫去专攻一部《内经》。全元起、王冰、林亿等，半部《内经》而已；杨上善、马莳、张介宾，朴学达不到清人水平，更无现代文献学和医学识见。张介宾在术数和天文学方面有优越之处，他虽批评“遇难而默”，但他自己也有随文作解之处，从总水平看，还是远远低于龙伯坚。至于日本丹波氏父子，虽然朴学功底深厚，但还没有达到对“七篇大论”的认识水平。龙伯坚以后的治《内经》者，只能在局部有所突破，总体上是万难超越。何况到了清代，张志聪就开始了集体注经，此“走捷径”的风气一直传到今天。这就更难产生大师级的人物了。
龙伯坚很像史学界的陈寅恪，都出身名门，都留学西方，回国后又致力中国的学问，晚年又都双目失明。他们都是“君子之含道，处蓬蒿而不作”。正是如此，他们都是大师。龙伯坚曾写《八十自序》：
渠渠夏屋，众力所成。
块砖片瓦，分任无名。
年力有限，竟此长征。
献我微薄，不负吾生。
诗言志，其实，龙伯坚先生有《黄帝内经集解》一部鼎作，就不负此生。
龙伯坚家住北京站前苏州街。其女龙未央；其子名龙式昭，为湖南中医学院教授，是他继承了父业，修编了乃父之书，我们才有机会读到这部《黄帝内经集解》。
龙伯坚大师应是中国学人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