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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为报寰中百川水
——龙伯坚集解《黄帝内经》

龙伯坚虽然是留学的西医,但他应该是属于中医界的传奇人物和大师。

他是毛泽东主席的“三个半朋友”之一。毛泽东主席好讲三个半,如说中国有三个半历史学家,三个半军事家,他有三个半朋友。三个半历史学家都知道是陈垣、陈寅恪、郭沫若与范文澜。三个半军事家有几种说法。三个半朋友是蔡和森、章士钊、周谷城与龙伯坚。毛泽东主席1950年3月14日给他写的信曰:

伯坚先生:

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大示收到读悉。吾兄参加革命,从事卫生工作,极为欣慰。新湖南报名是湖南同事们起的,与从前报名偶合,引起你的高兴,我也与有荣幸。旧词无足取,不必重写。尚望努力工作,为民服务。

顺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五零年三月十四日

(见《毛泽东手书真迹·书信卷》中册122页)

龙伯坚(1901—1983年),男,汉族,湖南长沙人。先世为长沙望族,祖父是湖南学政。受家学渊源影响,他自幼爱好诗文。后因西学东渐,改攻医学,1923年毕业于湖南湘雅医学院。张孝骞是他班上的同学。他早年忧国忧民,积极投入学生运动,自资创办了《湘江评论》。嗣后因赴美留学,《湘江评论》由毛泽东同志接办。赴美留学期间,他在哈佛大学攻读公共卫生学专业,1933年毕业,获博士学位,撰有《公共卫生学》一书,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受聘为湖南省卫生处长,在解放战争期间,为当时湖南省程潜率部起义做了一些工作,为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他曾掩护过中共地下党的一些重要人物与程潜、陈明仁的谈判,党的谈判代表就住在他家,隐藏在夹壁墙中,因此有“夹壁藏宾”之佳话。在抗美援朝时,他又积极地参加了赴朝慰问团的工作。1953年调至北京,任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之职。调京后毛主席亲自接见了他,而且时有书信往来。他在筹建中医研究院时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中医研究院成立后,他被安排在医史文献室工作,1956年定为一级研究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当时卫生部长钱信忠对他很关照,在1958年将他从中医研究院调至中国医学科学院,仍任研究员,直至逝世。

他热爱祖国医学事业,并酷好收藏书籍。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他就注意收集医学书籍,仅收集唐生智一家藏书即达2000余册。后因任中南卫生教材编辑委员会主任,常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广搜博采,为编委会搜集到中医古籍2000余册,其中不乏明清善本。1953年调至北京工作后,经上级批准,将中南卫生教材编辑委员会的藏书悉数运到北京,归中央卫生研究院图书馆收藏,为中医药科研提供了资料方面的保证,为此后筹建中医研究院作出了贡献。他家里所藏经史子集及工具书达2万余册。他的国学功底很深,曾师事杨树达先生,提高了文字学、训诂学方面的学识。他经常往来于湘、沪、浙等地,除访求书籍外,还结识了中西医界的许多朋友,如丁福保、余岩、范行准、曹炳章等人,互相切磋,交流学术。在他出任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医药研究所所长之后,首先致力于宣传中医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他与李涛、陈邦贤先生共同拟订了中国十大名医画像的创作计划,并辗转请得当时北京肖像画家蒋兆和完成这一重任。这十大名医画像已在各报纸杂志发表,使中医历史名人为海内外所认识。

他认为发展中医必须首先进行中医文献的整理研究,摸清中国现存的中医药古籍的种类和数量。因此,他出任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之后,就首先与中央卫生研究院图书馆馆长章新民协商,议定了编制《北京大图书馆联合书目》的计划。当时中央卫生研究院图书馆藏书已初具规模,其中有满洲图书馆藏书和他从中南带来的许多藏书,加上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地的中医藏书,均需编目或另行抄卡。这一工作在1954年5月至12月间基本完成。同年底,他又与章新民等同赴南京、上海、杭州、绍兴、宁波等地访求中医图书,搜集到余云岫、丁福保、曹炳章等许多名家的藏书。其中有万历初刊的《本草纲目》,曹炳章先生的手稿医书等,进一步丰富了中央卫生研究院图书馆的藏书,为此后建立中医研究院图书馆准备了雄厚的资料基础。在他和章新民等先生的筹划之下,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的准备工作在1955年全部完成。他除搜集《神农本草经》的各种辑本之外,还有注解、杂著及日本著述本共24种。他指出一种辑本还有刊印时间和版本的差异。在1957年,他还完成了载籍278种的《现存本草书录》《现存内经书录》《中医丛书书录》《中医现存书目》等书。他从1958年起即开始编写《针灸甲乙经校正》的工作,颇多收获,可惜原稿也已散失。

龙伯坚先生认为中医学是民族的福祉,他立志以研究经典作为回报,光大文化遗产。他的代表作是《黄帝内经集解》和《黄帝内经概论》。《黄帝内经集解》在1966年已经完稿并交出版社,由于“文化大革命”没能出版。到20世纪80年代,经学者们的呼吁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才启动出版工作,终于在2004年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把这400万字的巨著出版发行。该书依《荀子集解》的方式,集50余种《内经》注家和杂考等的注文而成。分《素问》和《灵枢》二卷。自序前有沈其震和张孝骞分别写的序。每篇除[集解]之外,有[释题][提要][本段提纲],篇后有《今译》。注疏经典,是理论发展的重要形式之一,许多注家把自己的发明创新写入注文,使经典之树常青。他在[集解]中,遍搜古今注家,不没前人之善,同中选好,好中选早。书中尚有很多难得一见的资料,如郑文焯的《医故》等,是《内经》有注以来最丰富,最精当者。由他亲撰的[释题][提要]和[本段提纲],是他学贯中西的学养和精审能力的体现。他深厚的国学功底,使《今译》做到了严复所说的“信、达、雅”。唯“七篇大论”没作《今译》,这也体现了他认真审慎的学风。[集解]后所附的《黄帝内经考》与1980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黄帝内经概论》,合起来展示了他对《黄帝内经》研究的成就。当代学术界认为,大师的遗产还不仅仅在于某项具体问题的解决,而是为后人提供了范式和方法。龙伯坚正是在这点上,为现代中医经典的研究者亮出了新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他从《内经》引用的文献,找出许多《内经》原文的“婆家”,指出《内经》并非第一部古医经。当时马王堆医书尚未发现,是他用现代医学知识,解读了《内经》中的重大医学成就,以及对生理、解剖的认识。他科学地论述了阴阳五行。他通过《甲乙经》《太素》《类经》中《内经》经文的对照,首开文献比较研究的先河。对《内经》的研究,两千多年以来,名家辈出,但是到龙伯坚这里,可以说是古今中外空前的了,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诚如沈其震在《序》中所说:“很难再找到完成这一工作的人了。”再也不可能有这样国学底蕴深厚而又如此精通东西方科学,又是留学的医学博士,又占有丰富的古籍资料,用20多年的工夫去专攻一部《内经》。全元起、王冰、林亿等,半部《内经》而已;杨上善、马莳、张介宾,朴学达不到清人水平,更无现代文献学和医学识见。张介宾在术数和天文学方面有优越之处,他虽批评“遇难而默”,但他自己也有随文作解之处,从总水平看,还是远远低于龙伯坚。至于日本丹波氏父子,虽然朴学功底深厚,但还没有达到对“七篇大论”的认识水平。龙伯坚以后的治《内经》者,只能在局部有所突破,总体上是万难超越。何况到了清代,张志聪就开始了集体注经,此“走捷径”的风气一直传到今天。这就更难产生大师级的人物了。

龙伯坚很像史学界的陈寅恪,都出身名门,都留学西方,回国后又致力中国的学问,晚年又都双目失明。他们都是“君子之含道,处蓬蒿而不作”。正是如此,他们都是大师。龙伯坚曾写《八十自序》:

渠渠夏屋,众力所成。

块砖片瓦,分任无名。

年力有限,竟此长征。

献我微薄,不负吾生。

诗言志,其实,龙伯坚先生有《黄帝内经集解》一部鼎作,就不负此生。

龙伯坚家住北京站前苏州街。其女龙未央;其子名龙式昭,为湖南中医学院教授,是他继承了父业,修编了乃父之书,我们才有机会读到这部《黄帝内经集解》。

龙伯坚大师应是中国学人的骄傲。 n2vW2xaxREpaCOtiWtAb1Tou2HXYKTvKarHHJnmIKH/qNCL3kJdqBSoHg/Mkuo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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