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何为数字极简主义

极简的解决之道

在我撰写本章的时候，《纽约邮报》（ New York Post ）发表了一篇专稿，题为《我是怎样戒除智能手机瘾的—你也可以》（“How I Kicked the Smartphone Addiction — and You Can Too”）。秘诀就是在苹果手机上禁用112款应用程序的通知功能。作者乐观地得出结论：“重新获得控制权还是比较容易的。”

这类文章在如今的技术新闻界很常见。当作者发现自己与数字工具之间的关系变得失常时，就开始警觉起来，试图以一种巧妙的生活技巧来解决问题，然后再热情洋溢地宣称情况已经大有好转。对于这些快速解决问题的故事，我一向都持怀疑态度。据我研究这个课题的经验来看，仅仅学会一些技巧和窍门，很难一劳永逸地改变自己的数字生活。

问题在于微小的改变并不足以解决我们在使用新技术时遇到的重大问题。一些我们希望改变的深层行为根植于我们的文化当中。而且，正如上一章所述，这些行为还有源于本能的强大心理力量推动。为了重新获得控制权，我们需要放弃细微调整，以内心守持的价值观为基础，从头开始重新构建我们与技术之间的关系。

换句话说，《纽约邮报》那篇专稿的作者应该把目光放得更长远，在更改通知设置之上，提出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他为什么会用到如此多的应用程序呢？他和所有与这些问题作斗争的人所需要的，其实是一种 技术使用理念 —全面解决这些问题：允许哪些数字工具进入自己的生活，使用数字工具的原因，以及它们应受到何种制约，等等。若没有这种自省，我们就会卷入众多令人上瘾、魅力无穷的应用程序的风暴中，苦苦挣扎，徒劳地希望那些拼凑的权宜之计能够挽救自己。

我在引言中提到这样一种理念：

遵循这种理念的数字极简主义者，会不断地进行毫不含糊的“成本—效益”分析。 倘若某项新技术提供的只是一种不重要的消遣或者微不足道的方便，数字极简主义者就会不予理睬。即便一项新技术有可能为他们珍视的事物提供支持，它仍然需要经受严格的测验—这是用技术支持我追求的价值的 最佳 方式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极简主义者就会试着去优化这项技术，或者寻找更好的选择。

数字极简主义者在做选择时会从自身的深层价值观出发，把新技术从一种干扰变成支持美好生活的工具，从而破解让人们对数字设备丧失掌控权的魔咒。

这种极简主义与绝大多数人自动采用的极繁主义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极繁主义的理念是： 任何 一种潜在的益处，都足以成为使用一项技术的理由。一想到可能会错过某些有点意思或价值的东西，极繁主义者就会觉得浑身不自在。的确，这也是为什么当我公开声称自己从未用过脸书时，我职业圈里的人会感到震惊。我会问他们：“为什么一定要使用脸书呢？”他们则会回答：“但如果你因此错过了对你有益的东西，那该怎么办呢？”

在数字极简主义者听来，这个论点很荒谬。他们认为只有通过精心安排自己使用的工具，使之提供巨大而明确的益处，才能创造最美好的数字生活。因此他们往往对一些价值不大的活动持有惊人的警惕，因为这类活动会消耗时间和注意力，并且最终效果是弊大于利。换言之，极简主义者并不介意错过琐碎小事，而只关心 已经确信 会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重要事物。

为了让这些抽象的理念变得更加具体，不妨来看一看现实世界中数字极简主义者的例子。 他们都是我在研究这种理念的过程中遇见的。有些极简主义者对于一项新技术的要求是必须为他们的深层价值观提供有力的支持，因此他们拒绝一些在当代文化中普遍被认为必不可少的服务与工具。例如，泰勒最初选择常见的社交媒体，是出于一些常见原因，比如助力自己的职业发展、与别人保持联系和进行娱乐消遣。然而在接受了数字极简主义理念之后，泰勒就意识到尽管自己非常看重上述三个目标，但强迫性地使用社交网络的做法，充其量只能带来微不足道的益处，并不是实现这些目标的 最佳 方式。于是，他放弃了所有的社交媒体，转而寻求更加直接和有效的方式来达成这些目标。

我认识泰勒，是在他决定采用极简主义并且放弃社交媒体大约一年之后。他显然对这段时间生活中发生的变化感到兴奋。他开始在家附近做志愿者，定期锻炼，每月阅读三四本书，学习演奏尤克里里。他告诉我如今他不再电话不离手，而他与妻子、儿女之间的关系，也比以往更加亲密了。在工作上，由于远离社交媒体之后精力更加集中，他还获得了升职。“客户们注意到我发生了一些变化，问我是否在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他对我说，“当我告诉他们我不再用社交媒体之后，他们的反应都是：‘要是我也能那样做就好了，可就是做不到。’可实际上他们同样没有任何理由去使用社交媒体！”

泰勒承认，这些好的变化不能完全归功于退出社交媒体。理论上说，就算保留脸书账号，他仍然可以学习弹奏尤克里里，或者用更多的时间去陪伴自己的妻子、儿女。然而，这个决定并不仅仅是对数字生活习惯的微调，而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姿态，强化了他践行极简主义理念的决心。在选择生活方式时，你应当从自己根本的价值观出发进行思考。

这种理念可以让我们摒弃一些所谓的基本技术。在这个方面，亚当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亚当经营着一家小型企业，与员工保持联系对他的生意而言十分重要。但近来他却开始担心自己给9岁和13岁的两个孩子树立了不好的榜样。他意识到，虽然自己可以跟孩子们讨论放下手里发光的屏幕去体验生活是多么重要，但如果不让孩子们看到他在生活中践行这种做法，他们就不会把他的话放在心上。于是，亚当做了一个非同凡响的决定：他扔掉了智能手机，取而代之的是一部功能简单的翻盖手机。

“在我的一生中，最应该言传身教的时刻莫过于此。”谈到这一决定时，他对我说，“孩子们都知道我的业务离不开智能手机，他们以前也经常看到我使用它，可如今我却扔掉了智能手机！我可以清楚地向他们解释这样做的原因， 他们也理解了！ ”

亚当承认，没有智能手机之后，工作中的某些方面变得更加令人烦恼了。尤其是此前他严重依赖发信息来协调员工的工作，并且现在他很快意识到，用老式手机上的小塑料按键来输入文字实在困难。可亚当是一位数字极简主义者，这意味着使用技术支持他的价值观优先于发挥技术最大限度的便利性。身为人父的他给孩子们教的必修课，便是拥抱屏幕以外的生活，这比提高打字速度重要得多。

并非所有的数字极简主义者最终都会摒弃那些常用的工具。对许多人而言，“这是不是使用技术支持自己价值观的 最佳 方式”这个核心问题会让他们变得小心谨慎，从而对绝大多数人盲目使用的种种服务进行优化。

比方说，米夏尔觉得自己痴迷于线上媒体的做法弊大于利。于是，她对自己获取的数字信息进行了限制，只订阅了2份电子时事通讯以及少量博客，而查看这些博客的频率“每周不到一次”。她曾告诉我，这些精心挑选出来的消息来源仍然可以满足她渴望看到启发性观点和信息的需求，同时又不会占据她的大把时间，支配她的情绪。

还有一位名叫查尔斯的数字极简主义者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他曾是一个沉迷于推特的人，而自从认同数字极简主义理念之后，他便放弃了推特，转而通过一系列精选的在线杂志来收看新闻，每天下午查看一次。他告诉我，他现在了解的信息要比从前沉迷于推特时更加充分。如今他很庆幸自己终于摆脱了使用推特时形成的那种成瘾性刷新行为。

数字极简主义者还擅长精简多余的功能，让自己既可以利用新技术的重要功能，又能免受干扰。例如，卡丽娜是一个学生组织的执行理事。这个组织经常利用脸书的群组功能来协调活动。为了防止自己在登录脸书处理工作时分散注意力，她将朋友减少到只剩其他14名理事，并且取消了他们的动态推送。这样便既可以利用脸书群组功能，又不会受到消息推送的干扰。

此外，爱玛的做法也与卡丽娜“殊途同归”。爱玛发现可以在脸书的通知页面上添加书签，以便直接跳转到她关注的研究生社团的页面，从而避开其他干扰性的功能。布莱尔的做法与此类似，她在脸书的活动页面上添加书签，这样既可以查看即将举办的社团活动，又能绕过“那些脸书（中充斥着）的垃圾”。布莱尔告诉我，这样一来她只需要每周查看活动页面一两次，每次只用5分钟左右。而卡丽娜和爱玛的情况相似，她使用脸书的时间极短，但 普通 脸书用户平均每天的使用时间会超过50分钟。这些优化措施看似微不足道，却对数字极简主义者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数字极简主义者还可以发掘社交媒体的新价值，戴夫的经历就是一个特别暖心的例子。戴夫既是一位创意总监，也是3个孩子的父亲。在接受了极简主义理念之后，他便把自己一直在使用的社交媒体舍弃了，只保留了照片墙软件，因为他觉得照片墙极大地满足了自己对艺术的浓厚兴趣。戴夫采用了一种真正的极简主义方式—他并不满足于单纯浏览，而是绞尽脑汁思考如何才能让这个工具更好地融入自己的生活。最终，他决定每周都发布一幅图片，记录他正在进行的个人艺术项目。他解释：“这是一种很棒的方式，让我可以留下项目的可视化档案。”他也只关注了少数几个艺术家的账号，因为他们的作品会给他带来灵感，这样让自己查看信息的过程变得既省时又富于意义。

然而我之所以喜欢戴夫的故事是因为退出了社交媒体帮他达成了很多事。戴夫说，他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父亲每周都会给他手写一张便条，他至今仍然念念不忘。所以戴夫开始养成一种习惯，每晚画一张画，放到大女儿的午餐盒里。而年纪最小的两个孩子，则饶有兴致地观察着他的这种习惯。而等他们到了自己带午餐盒去学校的年纪之后，每天也开始收到父亲的画了，这让他们觉得兴奋不已。“几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现在我每天晚上都要花很长时间画三幅画！”戴夫的脸上洋溢着自豪，“如果没有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我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数字极简主义的原则

在前文中已经提到，反抗数字技术控制的最佳办法，就是信奉一种基于自己根本价值观的技术使用理念。接着我们讨论了数字极简主义，并且举了一些数字极简主义者的例子来说明这种理念的影响力。然而，在践行数字极简主义之前，还需要全面地解释一下这种理念 为何 有效。我的论证基于下述三条核心原则：

●　原则一　贪多代价高昂

数字极简主义者会认为，把自己的时间和注意力分散到过多的数字设备、应用程序及服务上，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远超它们带来的微小益处。

●　原则二　优化必不可少

数字极简主义者认为，判断某种技术能否对自己珍视的事有帮助，只是实践的第一步。为了获得这种技术的全部益处，他们还需要仔细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这种技术。

●　原则三　意图使人满足

无关具体决定，有目的地利用新技术的过程会为数字极简主义者带来莫大的满足感。这是数字极简主义对其践行者而言意义非凡的重要原因。

同意这三条原则，数字极简主义的有效性便不言而喻了。而本章后续部分将证明这些原则正确。

原则一的论据：梭罗的新经济学

1845年3月底，梭罗借了一把斧子，走进了瓦尔登湖附近的树林中。 他伐倒初生的白松，削出立柱、截成椽子、裁出地板。又借来更多工具，凿出了榫卯，然后将那些构件组装成了一座简朴的小木屋。

梭罗不慌不忙。每天，他都带上黄油面包做午餐。面包是用报纸包着的，吃完饭后，他还会看一看报纸。在悠然自得地建造小木屋的过程中，他还抽出时间详细地记录了周边的自然环境。他观察了湖中浮冰的特性，闻到了松脂散发出来的幽香。有天上午，当他把一块山核桃木做的楔子放到冰冷的湖水中浸泡时，还看到有一条花斑蛇溜入了湖中，然后静静地卧在湖底。他盯着那条蛇，足足观察了一刻钟。

7月，梭罗搬进小木屋，在那里度过了接下来的两年光阴。他在《瓦尔登湖》中记述了这段经历，并以下面这段名言解释了这样做的原因：“我前往林中，是因为我希望活得有意义，仅仅面对着生活中的基本事实，看我是否能学会生活要教给我的东西，免得到临死之前，才发现自己并未真正活过。”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随着梭罗的思想在大众文化中传播开来，人们很少直接去阅读他的原文，而他在瓦尔登湖畔的这次尝试便带上了诗意的色彩。［事实上，在1989年上映的电影《死亡诗社》（ Dead Poets Society ）中，寄宿学校那些充满激情的学生在他们举行的秘密诗社上，就是用《瓦尔登湖》中“有意义的生活”这段做开场白的。］人们认为，梭罗追求的是通过体验有意义的生活来改变自身—走出树林时灵性得到提升。这种理解虽有道理，却完全忽视了这种尝试的另一面。当时梭罗还在研究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试图对抗工业化带来的严重去人性化。为了验证这个理论，他需要更多的资料，而他在瓦尔登湖畔度过的那段时间，很可能就是为了获取所需要的信息。对我们讨论的目的而言，理解《瓦尔登湖》更加现实的一面十分重要。梭罗的经济学理论常常被人们忽视，却给我们的第一条极简主义原则提供了强大有力的论据，那便是：多不如少。

* * *

《瓦尔登湖》的第一章“简朴生活”篇幅最长。在这一章里，梭罗运用了其标志性的诗意表达来描绘大自然和人的处境。然而，这一章也包含许多平淡乏味的账单，连一分一毫的支出也记录下来，令人惊讶。例如 ：

梭罗用这些账单准确地（而非诗意、富有哲理地）记录了自己在瓦尔登湖畔维持生活所需的费用。他在第一章中还详尽地论述，这是一种能够满足人类所有基本需求（比如食物、住房、取暖等）的生活方式。接下来，梭罗又将这些支出与自己通过劳作获得的时薪进行对比，得出了他最看重的终极价值：为了维持自己的极简主义生活方式，他必须牺牲多少 时间 ？将实验期间收集到的数据填入之后，他便断定，自己每周只需要工作一天，就足以维持这种生活方式了。

这种将计量单位从金钱转换为时间的魔法，就是哲学家弗雷德里克·格鲁 所说的梭罗的“新经济学” 。这个理论基于梭罗在《瓦尔登湖》开篇提到的原则：“一件物品的价值，是用来交换它的生命的总和，无论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

这种新经济学，对在梭罗那个时代开始兴起的消费主义文化进行了彻底的反思。标准的经济理论关注的是收支结果。例如，一位农民每年耕作1英亩 土地会获得1美元的收入，若是耕作60英亩土地，每年则会获得60美元的收入。那么，在做得到的情况下，就应当耕作60英亩土地，因为这样会得到更多的收入。

可梭罗的新经济学却认为，这种计算方式极其片面，忽略了为了获得那额外的59美元而付出的 生命 成本。正如他在《瓦尔登湖》中所言，经营一座大农场需要背负大笔沉重的抵押贷款，维护大量的设备，付出无休止的艰辛劳作。他在康科德的许多邻居就是如此。他认为这些农民邻居都“被沉重负担压垮和摧残了” ，他还将他们归入了“悄无声息地过着绝望生活” 的大多数人之中。

接下来梭罗又问，这些疲惫不堪的农民从精打细算赚取的额外收入中究竟获得了什么益处呢？他在瓦尔登湖畔的实验已经证明，这种额外劳作并不能让农民摆脱蒙昧野蛮的状态。梭罗每周只需要付出相当于1天的工作量，就能轻松满足自己的一切基本需求。而这些农民从他们牺牲的生命中获得的，不过是比之前稍好一点的东西，比如百叶窗、质量更好的铜锅，或许还有一辆精致的马车，使其往返于镇上时更加便捷，仅此而已。

若用梭罗的新经济学来分析，这种交换毫不明智。谁能说用终生的压力与辛勤劳作去换取更好的窗帘是合理的做法呢？它真的值得你付出那么多的生命吗？同样，你又为何每日要在田间额外劳作数个小时，以便买上一辆马车呢？梭罗指出，步行前往镇上的确比马车慢，但步行的时间，依然少于为了购买一辆马车而额外付出的劳作时间。正是出于这种思考，梭罗才嘲讽道：“我懂得年轻人和乡亲们的不幸，就在于他们继承了农场、房屋、谷仓、牲畜和农具，因为获得这些东西要比摆脱它们更为容易。”

虽然梭罗的新经济学诞生于工业时代，可他的基本想法一样适用于我们当前的数字环境。对于前文中提到的数字极简主义的第一条原则—贪多代价高昂，梭罗的新经济学有助于解释其原因。

人们在取舍数字生活中的特定工具或行为时，往往只注意每种工具或行为带来的价值。例如，在推特上保持活跃状态，偶尔有可能让你结识一个有趣的新朋友，或者偶尔让你接触到以前没听说过的一种新观点。标准的经济思维会认为，这种收获很不错，越多越好。所以，尽可能多地用带来这些微小价值的工具去充实数字生活，就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做法，就像康科德的农民在自己能负担得起的情况下尽量多耕作些土地很合理一样。

然而，梭罗的新经济学却要求我们用“生命”成本来权衡这种收获。梭罗可能会问，你必须牺牲多少时间和注意力，才能在推特上保持活跃，以便偶尔结识新朋友或接触新观点呢？假如使用推特每周会耗费你10个小时，那么梭罗一定会指出：相较于它带来的有限益处，这种代价实在太高。他可能会说，如果你看重新朋友和新观点，为何不养成一种习惯：每个月参加一场有意思的演讲，并设法与在场的至少3个人聊聊天？这种习惯会产生类似的价值，但每月只需要寥寥几个小时，额外的37个小时你可以用来追求其他有意义的事。

当然，这些代价往往涉及多个方面。假如你既在推特上保持活跃，同时还进行着其他十几种需要注意力的在线活动，那么付出的生命代价会极其高昂。就像梭罗笔下的农民一样，你终将被这些活动对时间和注意力的要求“压垮和摧残”，然而最终回报不过就是几颗更好看的小徽章罢了，这就相当于梭罗笔下那些农民的百叶窗或铜锅。这些回报多半都能用更低的代价去获得，有的就算完全抛弃也无足轻重。

这就是贪多非常危险的原因。人们很容易为最新的应用程序或者服务带来的微小益处所诱惑，却忽略了需要的代价—生命中的分分秒秒，我们最重要的资源。这也正是梭罗的新经济学与我们当下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原因。诚如弗雷德里克·格鲁所言：

梭罗对计算的痴迷能帮助我们穿透主观错误，看到使用大量数字工具的得失，并让我们更准确地权衡利弊。生命中的每一分钟都是实在的可贵之物—甚至是我们最珍贵的东西—要始终重视占用生命时间的每种活动。若是用这种视角去看待自己的习惯，我们则会得出和梭罗完全相同的结论：多不如少，如果让不重要的事物填满生活，其代价会远大于每件事物可能带来的微小益处。

原则二的论据：收益曲线

研究经济学的人都很熟悉边际收益递减法则。它适用于生产的过程：当生产力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时，在生产过程中投入更多资源并不能无限地提高产量。当接近自然极限时，即使不断增加投入，收益增长也会变得越来越少。

很多经济学教材中都有一个汽车装配线工人的经典例子。起初，随着工人数量增加，汽车下线的速度会大幅提升。但如果继续给装配线上安排更多的工人，那么汽车下线速度的提升反而会变得越来越小。原因可能有很多，例如没有位置安排新增的工人，或者其他的限制因素开始发挥作用（比如传送带达到最高速度）。

对于某种生产过程或资源，如果在坐标图上描绘边际收益递减法则，纵轴表示产出的价值，横轴表示投入的资源，那么就会得到一条曲线。起初，随着投入的资源增加，产量迅速增长，曲线迅速上升；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收益开始递减，曲线就会趋于平缓。不同的生产过程和资源有不同的 收益曲线 ，但在很多情况下曲线的形状类似。这使得边际收益递减法则成了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基石。

如果更灵活地定义“生产过程”，那么边际收益递减法则一样适用于在个人生活中利用新技术来产出价值。一旦明白 个人的价值生产过程的边际收益递减 ，我们就会理解极简主义第二条原则：优化使用技术的方式，与决定使用哪些技术同样重要。

* * *

在看待个人的生产过程时，尤其需要关注为了增加收益自己投入了多少精力，例如选择更好的工具或采取更明智的策略来使用工具。优化生产过程，就能获得更高的价值回报。一开始的时候，这种增幅会很大。然而，正如边际收益递减法则所显示的，当接近自然极限时，增幅将会递减。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不妨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你发现时刻了解时事很重要，而新的技术无疑能够帮助你实现这一目标。而你一开始时采取的方式可能是关注社交媒体动态弹出的链接。这种方式会带来一定的收益，因为与完全不用互联网相比，你将了解到更多的信息。不过，其中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

为了改进，也许你会投入一定精力筛选出一些在线新闻网站，接着找到一款像“即时文件”（Instapaper）的应用程序，让你可以将这些网站上的文章摘录、整合，在没有广告干扰的友好界面中去阅读。于是，这种经过了改进的“生产过程”，就会为你的个人生活带来更多的收益。或许在优化的最后一步，你还会尝试将一周的文章剪辑到一起，然后周六上午去附近的咖啡馆里，一边喝咖啡一边在平板电脑上阅读。也许你会发现这样更有助于全面理解那些复杂的文章。

这时你已经大幅提升了从个人生产过程中获得的收益。你能够以一种令人愉快的方式追踪最新时事，且只会占用你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然而，按照边际收益递减法则，你很有可能正在接近自然极限，离极限越近，继续优化就会越困难。换言之，你已经到达了收益曲线的后半段。

极简主义的第二条原则之所以重要，原因是大多数人都很少在优化上投入精力。大多数人的个人生产过程仍然处在收益曲线的 前半 段，优化会带来巨大的提升效果。正是这一事实让数字极简主义者不仅关注自己采用了 哪些 技术，也关注 如何 利用这些技术。

虽然上文中的例子是一种假设，但在现实世界中，你会看到优化给很多数字极简主义者带来丰厚回报的实例。例如，凯碧娜注册了“网飞”（Netflix）账号，因为它是一种比有线电视更好（和更便宜）的娱乐资源。然而，看得停不下来这件事影响到了她的工作效率，让她觉得很不满意。于是，凯碧娜便尝试进行优化：不允许自己独自观看网飞的节目。 这种限制措施让她仍然能够享受网飞提供的价值，不过是以一种更加受控的方式，不是毫无节制地观看。同时这也促进了她看重的社交生活。她告诉我：“如今（观看流媒体节目）成了社交活动，而不是一个人的娱乐了。”

我研究过的数字极简主义者还有一种常见的优化措施，那就是卸载手机里的社交媒体应用，但可以通过电脑的浏览器访问，因此不会丧失自己注册时看中的益处。然而，卸载手机里的应用程序之后，就不能再在无聊的时候下意识地登录账号了。结果是大幅减少了使用时间，但几乎没有减少这些服务给生活带来的价值。这比整天心血来潮时便不假思索地点击和刷新这些应用程序要好得多。

之所以很少有人愿意像凯碧娜或其他精简社交媒体的极简主义者那样采取优化措施，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大部分社交媒体技术还较为新颖。因此它们在你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有可能仍然显得新奇有趣，掩盖了它们在提供价值方面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当然，经过令人兴奋的初期阶段，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带来的新鲜感就会逐渐消失，人们也就越来越无法忍受这些粗糙技术的种种不足了。正如2017年作家马克斯·布鲁克斯（Max Brooks）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调侃的那样：“就像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评估自由恋爱一样，我们也需要重新评估（我们与）网络信息（之间的关系）了。”

第二个原因则更加犀利：引入众多新技术的注意力经济巨头并不希望我们考虑优化的问题。你使用这些巨头产品的时间越久，它们赚的钱也就越多。因此，它们希望自己的产品被当成一种有趣的生态系统，用户既可以消磨时间，又会碰上些好玩的事。这种不加选择的思维定势，令它们能更轻易地利用用户的心理弱点。

相较而言，如果你能谨慎挑选这些产品的功能，用以支持特定的价值，那么你的使用时间想必会少得多。社交媒体公司故意模糊产品的介绍，原因就在于此。例如脸书公司宣称的使命是“让人们建立联系，让世界更加紧密团结” ^[1] 。这个目标积极向上，不过对于如何利用脸书来实现它却没有具体说明。这些公司暗示你只需要接入它们的生态系统，开始共享和建立联系，最终自然会有好事发生。

然而，一旦摆脱这种思维定势，将新技术仅视为可以选择性地加以利用的工具，你就能按照极简主义的第二条原则充分进行优化，以获取到达收益曲线最高点之前的种种好处。找到有用的新技术只是改善生活的第一步，而当你摸索出利用这些技术的最佳办法，才会得到真正的收获。

原则三的论据：阿米什黑客的教训

当我们讨论现代技术对文化的影响时，阿米什人 会让问题变得更复杂。人们对这个群体的普遍印象都是他们活在过去，因为自18世纪中叶定居北美以来，他们就拒绝采用此后问世的任何工具。阿米什社区看上去就是一座活的博物馆和一件过时的宝贝，惹人注目。

不过，若是跟研究阿米什人的学者与作家谈一谈，就会听到一些令人困惑的说法，让情况变得复杂。例如，研究过阿米什人社会的约翰·霍斯泰特勒（John Hostetler）声称：“阿米什社区并非旧时代的遗迹。它们只是代表了一种不同形式的现代性。” ^[2] 曾在美国兰开斯特县的阿米什人中生活过很久的学者凯文·凯利（Kevin Kelly）甚至更进一步写道：“阿米什人所过的，绝非抵制技术的生活。事实上，我在数次造访时发现，他们都是能工巧匠，是最优秀的制造者和手艺爱好者。他们通常都是技术迷，这实在是出人意料。”

正如凯利在2010年出版的《科技想要什么》（ What Technology Wants ）一书中阐述的那样，只要踏入一座普通的阿米什农场，“阿米什人都是卢德主义分子”这样的刻板印象就会消失殆尽。因为在阿米什农场里，“沿着道路前行时，你可能看到头戴草帽、身穿背带裤的阿米什儿童滑着轮滑飞驰而过。” 一些阿米什社区也会使用拖拉机，但只有金属轮子，无法像汽车一样在马路上行驶。有些社区允许人们使用汽油动力的小麦脱粒机，但只能用马拉着那台“冒着青烟、噪声很大的设备” 。他们几乎都禁止使用个人电话（手机和座机），但许多社区还是设有公用电话亭。

几乎没有哪个阿米什社区允许拥有汽车，但阿米什人经常会乘坐别人驾驶的汽车出行。凯利还称，阿米什人用电很普遍，只是通常禁止接入较大的城市电网中。此外，纸尿布和化肥也很受阿米什人的欢迎。凯利还讲述了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他曾经拜访过的一个阿米什家庭拥有一台价值40万美元的数控机床，生产社区所需的气动零部件。机床安装在马厩的后面，竟然是由家里那个戴着帽子、年仅10岁的女儿来操作的。

当然，凯利并不是唯一注意到了阿米什人与现代技术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的人。伊丽莎白敦学院的教授唐纳德·克雷比尔（Donald Kraybill）曾经与人合写过一部论述阿米什人的著作。他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阿米什人经商而不再务农，阿米什社区已经发生了变化。他谈到有一家木工店，有19名工人，他们使用电钻、电锯和钉枪，只是电力不是来自电网，而是源自太阳能电池板和柴油发电机；另一位阿米什创业者虽然为了业务创建了一个网站，但网站是由一家外部公司进行维护的。克雷比尔还用了一个术语来描述阿米什人的初创企业利用技术时微妙、有时甚至古怪的方式：“阿米什骇”（Amish hacking） ^[3] 。

这些记述驳斥了阿米什人拒绝接受所有新技术的主流观点。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实证明，在我们这个复杂而冲动的消费主义时代里，阿米什人所做的事情令人震惊，既激进，又简单：他们从自己最珍视的价值出发，逆向考查某种新技术对维护自己珍视的价值是否有利。正如克雷比尔所言，他们面临的问题是：“这种技术究竟有益，还是有害？它将改善还是摧毁我们的社区生活？”

一项新技术问世之后，阿米什社区里往往都会有一个“阿尔法极客”（alpha geek）会向教区主教申请试用这种技术。主教通常都会同意。接下来，整个社区会“紧盯”第一个使用这种技术的人，分辨这种技术会给社区最看重的价值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人们认为这种影响弊大于利，就会禁止使用该项技术；如果不是，就会允许使用，不过通常还会规定使用的细节，以优化正面效果，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例如，大多数阿米什人都被禁止拥有汽车，却可以乘坐别人驾驶的汽车出行，原因是拥有汽车会影响社区的社会结构。诚如凯利所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汽车问世之后，阿米什人便注意到有汽车的人会离开社区去野炊或去其他城镇观光，而星期天不再探访家人或病患，星期六也不再光顾本地商店。” 在克雷比尔调查研究期间，有一位阿米什人向他解释：“人们离开社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车。” ^[4] 因此，阿米什社区大都禁止拥有汽车。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阿米什农民可以用太阳能电池板或发电机给电动工具供电，却不能连接到电网。问题不在于电力，而在于电网会让他们与社区之外的世界联系得过于紧密，从而违背了阿米什人源自《圣经》的信条：“活在世间，但不属于尘世。”

了解了阿米什人对待技术的微妙态度，你便不会再将他们的生活方式视作一种过时的宝贝。约翰·霍斯泰特勒解释，阿米什人的理念并非排斥现代性，而是一种“不同形式”的现代性。凯文·凯利则更进一步，声称这是我们在当前困境下不能忽视的一种现代性。他写道：“当谈到避免技术成瘾会带来的诸多好处时，阿米什人代表着值得尊敬的另类选择。” 因为这些选择中蕴含着支持极简主义第三条原则的有力论据—有目的地做出决定比做了什么决定更加重要。

* * *

阿米什人技术理念的核心，其实是一种平衡之法：他们认为有目的地利用技术所带来的益处比不使用技术而失去的益处更重要。他们的博弈是 意图胜于便利 ，而且也赢了。在过去200多年间，美国经历了迅速的现代化进程与文化剧变，而阿米什人始终都保持着一种相对稳定的生存状态。不同于有些教派试图通过威胁和隔离外部世界来欺骗教徒的做法，阿米什人仍然实行着“游历”（Rumspringa）仪式。游历始于16岁，阿米什的年轻人会获准离开家庭，在不受社区规则约束的情况下体验外部世界的生活。接下来，在明确了自己将放弃什么之后，他们会自行做出是否皈依阿米什教派的决定。据一位社会学家估算，游历之后决定留下来的阿米什年轻人约占80%至90%。 ^[5]

然而，我们仍须谨慎，不能将阿米什人视作有意义的生活范例而过分推崇。管理每个阿米什社区的规定称为“条令”（Ordnung），通常由一个终身制的4人小组来决定和执行，其中包括1位主教、2位牧师和1位执事。他们每2年都会举行一次圣餐礼。在圣餐礼上，人们可以公开表达他们对条令的意见，并且努力达成一致。不过，社区中的很多成员没有表决权，尤其是女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阿米什人的原则是：使用技术的目的性就具有独立的价值。不过，他们的做法也留下了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如果消除社区中具有威权色彩的约束力量，这种价值是否依然存在？幸好，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价值仍会存在。

基于这些思考，我们用与阿米什人密切相关的“门诺派”（Mennonite Church）来做一个思想实验。与阿米什人一样，门诺派教徒也接受了《圣经》的信条“活在世间，但不属于尘世”。他们同样崇尚简朴，并对危及社区繁荣和高尚生活等核心价值的文化潮流抱有怀疑。然而，与阿米什人不同的是，门诺派中一些较为开明的教徒融入了更为广阔的社会，他们 个人 负责自己做出的决定是否符合教派的原则，同时对做出的决定承担着 个人 责任。这让我们可以想象，在没有强制性的条令存在的情况下，阿米什人会如何使用技术。

由于很想看到这种理念在具体实践中的情况，我与开明的门诺派教徒劳拉进行过一场对话。劳拉是一位老师，与丈夫、女儿一起住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她皈依了当地的门诺派，所住的街区里至少还有12个门诺派家庭，这让她与门诺派群体的价值观紧密相连。但生活方式依然由她自己决定，这没有阻碍她有目的地利用技术。这一点最明显地体现在一个相当激进的决定—从来不买智能手机，也完全不想买。

“我觉得自己不会是智能手机的好用户，”她向我解释，“我不相信自己能够做到不去想它。现在我离家外出时，就不用考虑这些让我分心的东西。我完全不受影响。” 当然，大多数人不想放弃手机，因为手机会带来很多便利，比如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查看一家餐馆的评分和使用GPS来导航。但是，对失去这些微不足道的益处，劳拉并不在意：“离家之前就把路线记下来，对我而言并没什么大不了的。”她真正在意的，是理智地做出决定从而维护自己看重的事物，例如与自己关心的人保持联系和享受当下的生活。她谈到自己看重的是即便感到无聊也要陪伴女儿，以及与朋友不受干扰地共度美好时光的意义。劳拉还把做一位“有责任心的消费者”与社会正义联系起来。门诺派很重视社会正义。

与那些没有现代的便利设施也能得到满足感的阿米什人一样，劳拉从没有智能手机的生活中获得的满足感很多来自选择本身。“我决定（不用智能手机），让我获得了一种自主意识，”她告诉我，“我掌控着技术在我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犹豫了一会儿之后，她接着说，“有时，这一点还会让我有点儿自鸣得意呢。”让劳拉“自鸣得意”的，正是对人的全面发展更根本的东西：有目的地行动带来的意义。

* * *

将上述事例综合起来，我们就会得出支持极简主义第三条原则的有力论据：挑选要使用的工具会给人带来满足感，这通常会远远大于放弃某些工具造成的损失。

之所以将这一原则放到最后来讨论，是因为其中蕴含的道理最为重要。快乐地赶着马车的阿米什农夫和使用旧式手机的门诺派教徒证明了，信奉极简主义就能带来极大满足感。便利性带来的兴奋感转瞬即逝，错过带来的苦恼也会迅速缓解，但能够掌控自己的时间和注意力所带来的深远意义却会持久存在下去。

重新研究旧的想法

极简主义的核心理念“少即是多”其实并不新鲜。我们在引言中已经提到，这一理念自古以来就不乏拥趸，并同样适用于当下我们和新技术的关系。

但同时，技术极繁主义在过去几十年中兴起，它认为在技术上“越多越好”—建立更多的联系、获取更多的信息、拥有更多的选择。这种理念契合了自由人文主义（liberal humanism）让个人得到更多自由的目标，导致如果不使用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不关注最新的在线讨论，就显得不够“自由”。

当然，这种观点似是而非。将自主权交到注意力经济巨头手里，比如盲目注册硅谷风险资本家推出的任何一种新潮服务，非但与自由背道而驰，而且有可能损及你的个性。旧的想法也需要新的研究来验证其有效性。

而对于新技术，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少即是多。但愿以上内容已经解释清楚了原因。

注释

[1] 参见《“脸书”的宗旨是什么？》（ What Is Facebook’s Mission Statement? ），见于“脸书”投资者关系部（Facebook Investor Relations）的“常见问题解答”（FAQs），网址：https://investor.fb.com/resources/default.aspx，2018年7月11日访问。

[2] 参见约翰·A. 霍斯泰特勒（John A. Hostetler）：《阿米什社会》（ Amish Society ），第4版，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3，第ix页。

[3] 参见杰夫·布拉迪（Jeff Brady）：《阿米什社区并非反对科技，只是考虑更加周到》（ Amish Community Not Anti-echnology, Just More Thoughtful ），见于《全面考虑》（ All Things Considered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2013年9月2日，网址：https://www.npr.org/sections/alltechconsidered/ 2013/09/02/217287028/amish-community-not-anti-technology-just-more-thoughtful。

[4] 参见唐纳德·B. 克雷比尔（Donald B. Kraybill）、卡伦·M. 约翰逊—韦纳（Karen M. Johnson-Weiner）、史蒂芬·M. 诺尔特（Steven M. Nolt）：《阿米什人》（ The Amish ），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13，第325页。

[5] 参见《游历实证：阿米什青少年尝试沾染现代恶习》（ Rumspringa: Amish Teens Venture into Modern Vices ），见于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全国话题》节目（ Talk of the Nation ），2006年6月7日，网址：https://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5455572。 d+uke4UCpeRJdYT5b8yZSqeb9g+7aCt/rBptfe0zoppo7TDf5PfMaOKX6dygA0o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