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场不平等的军备竞赛

这不是我们注册账户的目的

我还记得第一次知道脸书时的情景。当时是2004年春天，我正在上大学四年级，开始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在谈论一个叫作脸书的网站。而第一个给我看脸书个人资料的是茱丽，那时她还是我的女朋友，而如今已成了我的夫人。

茱丽回忆：“当时的脸书可是一桩新奇事物。它就像是虚拟版的学校新生目录，可以用来八卦熟人的男女朋友。”

这段记忆中的关键词就是“新奇”。脸书问世之时，并没有迹象表明它将彻底颠覆我们的社交方式和生活节奏，它当时不过是众多消遣中的一种。在2004年的春天，我的朋友们玩“泡泡怪” 小游戏的时间，无疑大大超过了他们修改脸书个人主页或者点进朋友主页的时间。

“脸书很有意思，”茱丽回想，“但当时它并不像是会让我们投入大量时间的东西。”

3年之后，苹果公司推出苹果手机（iPhone），引发了手机领域的一场革命。然而许多人却并不记得，那场“革命”起初所预示的影响，其实要比它最终带来的温和得多。在当下，智能手机能让人们始终都与一个嘈杂、充满干扰信息的网络连接起来，重塑了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体验。2007年1月，当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在苹果大会（Macworld）那场著名的主题演讲中首次展示苹果手机时，未来的图景远没有那么宏伟。

第一代苹果手机的主要卖点之一，就是它集苹果数字媒体播放器和手机于一体，让你不必再随身携带两种不同的设备（我还记得苹果手机首次发布时，能想到的好处就是这一点）。因此，当乔布斯在演讲台上展示苹果手机时，前8分钟他都在介绍这款手机的媒体功能，然后总结说：“这是我们最完美的一款苹果音乐播放器！” ^[1]

第一代苹果手机的另一个主要卖点是它使用多种方法改善了用户接听电话时的体验。当时的一则重磅新闻称苹果迫使美国电信公司（AT&T）开放了语音信箱系统，以便为苹果手机提供更好的界面。演讲台上的乔布斯显然也为这款手机用上下滚动的方式来浏览电话号码的简便性着迷，并且拨号键显示在手机屏幕上，不再需要塑料按键。

“它有个绝佳的应用，就是打电话！”乔布斯在掌声中大声说道。 直到那场著名的演讲到了第33分钟，他才开始强调手机的另一些功能，比如改进了短信收发和接入移动互联网的便捷性—这些功能如今已经主宰着我们使用移动设备的方式。

我想知道这种视野上的局限性是不是乔布斯演讲稿中的偶然失误，因此采访了第一代苹果手机研发团队的成员—安迪·格里尼翁（Andy Grignon）。“我们原本就是要设计一台能够打电话的苹果音乐播放器，”他证实，“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将音乐播放和打电话两种功能合为一体。” 接着，格里尼翁解释道，对于让苹果手机变成一台通用型移动电脑，可以运行第三方应用程序的观点，乔布斯起初不屑一顾。有一次，乔布斯对格里尼翁说：“想要我们允许某些笨蛋程序员写的代码让苹果手机崩溃，还是等到他们要打911报警的时候吧。”

2007年苹果手机首发时，还没有应用商店（App Store），没有社交媒体的信息通知功能，也没有快速拍照并上传到照片墙这样的功能，而我们也没有理由在晚餐时偷偷瞥上十几遍手机—对于乔布斯本人以及当时购买了第一台智能手机的数百万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件好事。与早期的脸书用户一样，当时几乎没人预料到在接下来的数年里，我们与这些迷人的新奇工具之间的关系会发生突变。

* * *

人们普遍认为，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之类的新技术已经极大地改变了21世纪的生活方式。社会批评家劳伦斯·斯科特（Laurence Scott）就相当准确地描述了这些变化：现代的“超联结”存在方式“若是只存在于自身之中，即使片刻都会平淡得出奇”。 ^[2]

斯科特强调的是许多人早已遗忘的一点：这些变化除了声势浩大、具有颠覆性以外，还出乎意料。2004年注册脸书账号来寻找同学的大学毕业生可能从未料到：当今一个普通用户 每天 花在社交媒体及相关信息服务上的时间竟然多达2个小时，其中近半数完全花在脸书公司的产品上。同样，一个在2007年因音乐播放功能而购买苹果手机的人，若是得知在未来的10年里，自己每天都可能强迫性地查看手机85次，可能当时的购买热情就不会那么高了。乔布斯在准备那场著名演讲时，也绝对没有考虑到这样的情况。

还不等我们有机会从中抽身出来，问一问在过去10年的快速发展中自己 真正想得到的 是什么，这些变化就悄无声息地席卷了世界。我们因为一些小事而将新技术应用在生活的无关紧要之处。可在某天早上醒来之后，却突然发现新技术已然入侵了日常生活的核心。换言之，我们注册这些数字工具的目的，原本并不是为了让自己陷入眼下这种困境，我们就像是一不小心，向后跌入了其中。

在围绕这些工具展开的文化对话中，这个细节经常被人们忽视。依我的经验来看，在公开讨论对新技术的各种担忧时，为新技术辩护的人往往会急切反驳，把讨论引向技术的实用性—他们会举一些例子，例如一名处在困境中的艺术家通过社交媒体找到了观众， ^③ 或者应用程序WhatsApp 让一名派驻国外的士兵联系到了家人。接着他们得出结论：以没有用处为理由来摒弃新技术是不对的。这样辩解往往能有效结束争论。

新技术辩护者的主张并没有错，只是他们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让我们警惕的并不是这些工具的实用性。如果你问一位社交媒体用户究竟为何要用脸书、照片墙或推特，他们都能给出一些合情合理的答案。这些工具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给他们提供了某种实用而难以替代的功能。例如，让他们能够随时看到侄子们的照片，或者通过话题标签去关注一场草根运动。

在具体的个案中，令我们不安的根源并不明显。只有看到这些技术作为一个整体如何背离我们使用它们的初衷时，我们才能找出问题的根源。它们逐渐掌控了我们的行为方式和感受，迫使我们过度地使用，远远超过了正常的程度—为此牺牲了我们觉得更有意义的其他活动。换句话说，让我们不安的正是这种 失控感 。这种感受在生活中时刻上演，例如在给孩子洗澡时忍不住分神刷手机，在享受美好时光时难以抑制向虚拟观众分享的冲动。

因此，问题不在于实用性，而在于自控。

自然，下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这种困境？据我的经验，绝大多数沉湎于网络生活的人并非意志薄弱或不聪明。相反，他们往往是成功的专业人士、勤奋的学生和慈爱的父母—做事有条理，并且习惯于追求远大的目标。可不知何故，应用程序和网站却总在手机和平板电脑屏幕的背后诱惑着他们（与他们每天成功抵挡的众多诱惑相比，这种诱惑显得非常独特），并且成功脱离它们原本应当扮演的“健康”角色。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实很多新工具并不像看上去那样“清白无辜”。人们沉迷数字设备，并不是因为懒惰，而是因为有人投入数十亿美元巨资让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我们看起来是不小心向后跌入了这种数字生活，然而更准确地说我们是被终端数字设备公司和注意力经济企业 强行推入 了这种生活—他们发现在新工具和应用程序主宰一切的文化中，自己可以大发横财。

穿着T恤的烟农

比尔·马赫 在美国家庭影院频道（HBO）主持节目《真实时刻》（ Real Time ）时，每一集总以一段独白来结束。这段话的主题通常都与政治有关。在2017年5月12日的节目最后，马赫却一反常态，看着镜头说：

马赫对社交媒体的担忧，是被一个月前《60分钟》（ 60 Minutes ）节目播出的一集内容引发的。那集名叫《大脑黑客》（“Brain Hacking”），开场就是安德森·库珀 ^⑤ 在采访一位身材瘦削的红发工程师，后者留着硅谷年轻人中流行的精修短须。此人名叫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曾经开过初创公司，做过谷歌公司的工程师，后来离开了科技领域的老路，成为这个相对封闭领域里罕见的“吹哨人”。

“这东西就像一台老虎机。”采访一开始，哈里斯就举起自己的智能手机说。

“怎么会像一台老虎机呢？”库珀问道。

“每次查看手机时，我都像是在玩老虎机，想知道我得到了什么。”哈里斯答道，“（科技公司）有一整套技巧，让你尽可能长时间地使用这种产品。”

“硅谷究竟是在给应用程序编程，还是在给人编程？”

“他们是在给人编程。”哈里斯说，“人们总说技术是中立的，如何使用技术是由人来决定的。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难道技术不是中立的吗？”库珀插话说。

“不是中立的。他们希望你以特定的方式，长时间地使用技术。因为他们就是这样来赚钱的。”

比尔·马赫感到这场采访似曾相识。在HBO的节目中，他给观众播放了采访哈里斯的片段，然后嘲讽地问：“我还在哪里听到过这种说法呢？”接下来，他便切换到了1995年迈克·华莱士 对杰弗瑞·维甘德 ^⑥ 进行的那场著名采访。后者同样是一名“吹哨人”，曾向世界证实了早已被怀疑的一件事：让香烟更容易上瘾是大型烟草公司精心策划的。

最后，马赫总结：“菲利普·莫里斯公司 只想要你的肺，而苹果应用商店想要的却是你的灵魂。”

* * *

哈里斯变成“吹哨人”之所以显得异乎寻常，部分原因在于以硅谷的标准来看，他的前半生极其寻常。哈里斯在湾区 长大，当我撰写本书时，他才三十多岁。与许多工程师一样，他从小就学会了侵入自己苹果电脑的系统，还写过计算机代码。他从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专业毕业，之后在B. J. 福格 著名的“说服技术实验室”（Persuasive Technology Lab）攻读硕士学位。该实验室研究的正是如何运用技术来改变人们的思维和行为。福格在硅谷有“百万富翁制造者”之名—在他的实验室里工作过的很多人之后都参与创立了利润丰厚的科技公司，包括照片墙的联合创始人迈克·克里格（Mike Krieger）。因此，沿着这条路线，哈里斯在对人机交互技术有了深入了解之后便放弃硕士学位课程，创建了一家名为“阿普图尔”（Apture）的高科技公司，利用趣闻弹窗来增加用户浏览网站的时间。

2011年，谷歌公司收购了阿普图尔公司，哈里斯则被安排到谷歌邮箱（Gmail）的收件箱团队工作。在谷歌公司，他的工作涉及对数亿人的行为带来影响的产品，哈里斯开始注意到问题。在体验了令人大开眼界的“火人节” 之后，哈里斯便采取了行动。他效仿卡梅伦·克罗 的脚本，撰写了一份包含144张幻灯片的宣言，题为《将干扰降至最低和尊重用户注意力的呼吁》（ A Call to Minimize Distraction & Respect Users’Attention ）。随后，哈里斯将这份宣言发送给了他在谷歌公司里的一小群朋友。很快，这份宣言就在谷歌公司的数千员工中传播开来，其中还包括公司的联合首席执行官拉里·佩奇（Larry Page）。佩奇请哈里斯参加了一场会议，讨论了宣言中大胆的想法，又任命哈里斯担任新设的职位—“产品理念师”。

但接下来的情况却没有发生多大改变。在《大西洋月刊》（ The Atlantic ）2016年发表的一篇封面文章中，哈里斯曾将无法改变的原因归咎于谷歌公司“因循守旧”，以及他所倡导的理念不够清晰。然而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真正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将干扰降至最低和尊重用户注意力的做法会减少公司的收入。用户的强迫性使用行为是有利可图的—哈里斯如今已经理解了这一点，他宣称注意力经济正在将谷歌等公司卷入一场“深入脑干底部的竞争” ^[7] 。

于是，哈里斯离开谷歌，创立了一家名叫“善用时光”的非营利性机构，其使命是让技术“为我们服务，而不是做广告” ，并且让更多人知道哈里斯的警告：科技公司正用尽各种手段来“劫持”我们的大脑。

在我生活的华盛顿特区，众所周知，最大的政治丑闻往往源自证实大多数人早已起疑的负面消息。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哈里斯揭露的内幕会让民众拍手称快。曝光这件事之后不久，他就成了《大西洋月刊》的封面人物，接受了《60分钟》和美国公共电视网（PBS）《新闻一小时》（ NewsHour ）的采访，还赶去做了一场TED演讲。多年以来，对于“自己轻易就成了智能手机的奴隶”这类抱怨，我们往往认为是危言耸听。可哈里斯证实了这一点：诚如比尔·马赫所言，这些狡猾的应用程序和网站并非来自“创造美好世界的高智商神灵”的礼物。相反，它们是故意塞进我们口袋的一台台老虎机。

哈里斯凭着道德感提醒世人注意数字设备的潜在危险。然而要想对抗数字设备带来的糟糕影响，我们必须充分理解它们是如何颠覆我们的美好生活愿景的。不过幸运的是，在实现这个目标上，我们拥有一位优秀的领路人。在哈里斯绞尽脑汁解决成瘾性技术的伦理问题的那些年里，纽约大学一位年轻的市场营销学教授将自己的研究重点转向了这种技术成瘾的机制。

* * *

在2013年以前，亚当·奥尔特（Adam Alter）对技术几乎没有什么兴趣。 奥尔特拥有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是一名商学教授，他曾经研究过一个宏大的课题：环境特征如何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为。

例如，奥尔特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就研究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偶然联系，将如何影响他们对彼此的印象。“假如你发现自己的生日跟某个做了坏事的人是在同一天，”奥尔特解释，“那么与不知道这一点时相比，你会更加讨厌此人。”

奥尔特的第一本书名为《粉红牢房效应》（ Drunk Tank Pink ），其中记录了许多类似的案例，表明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环境因素会让人们的行为发生重大变化。“粉红牢房效应”指的是一项研究。该研究表明，如果把西雅图海军监狱里好斗的醉酒犯人关进一间刷成粉色的牢房，只需要15分钟，他就会明显平静下来，就像加拿大在粉色教室里上课的小学生一样。书中还写到，在交友软件的个人资料中使用身穿红色衬衫的照片，会比其他颜色更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此外，你的名字越是容易读，你在法律职业生涯里的晋升速度就会越快。

2013年，奥尔特从纽约飞到洛杉矶，而这趟旅程让那一年成为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我原本制订了充实的计划，先在飞机上睡一会儿，再处理些工作，”他告诉我，“但自从飞机开始滑行起，我就在手机上玩起了一款叫作《2048》的简单策略游戏。而直到6个小时后飞机着陆时，我竟然还在玩那款游戏。”

自《粉色牢房效应》出版之后，奥尔特就开始寻找新的研究课题，而种种探索最后都引领他回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上：“影响我们生活方式的最重要因素究竟是什么？”在6个小时航程中强迫性地玩游戏的经历，令这个问题的答案突然变得清晰无比— 我们的电子屏幕 。

针对人们与智能手机、电子游戏等新技术之间的不健康关系，当时已经有研究者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但奥尔特的心理学专长让他另辟蹊径。他没有把这个问题视作文化现象，而是关注其心理根源。这种视角毫无疑问将奥尔特引向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研究方向—成瘾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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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人而言， 成瘾 都是一个可怕的词语。在大众文化中，这个词会令人联想到吸毒者偷走母亲的珠宝变卖以换取毒品的情节。但心理学家对“成瘾”却有着严格定义，并不带有耸人听闻的色彩。下面就是一种典型的定义：

以往人们以为只有喝酒或吸毒会成瘾，因为酒和毒品中都含有能够直接影响大脑化学反应的精神活性物质。然而到了21世纪，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一些不摄入物质的行为，也有可能会造成符合上述严格定义的成瘾。例如，2010年发表在《美国药物与酒精滥用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Drug and Alcohol Abuse ）上的一篇重要论文曾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行为成瘾在许多方面都与物质成瘾类似。” ^[9] 病态的赌瘾和网瘾就是众所周知的行为成瘾。美国精神病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在2013年发布的《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中，首次将行为成瘾列为可诊断疾病。

我们再来谈一谈亚当·奥尔特。在回顾了心理学文献，采访了科技领域的相关人士之后，奥尔特明白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是新技术特别容易助长行为成瘾。奥尔特承认，相较于毒品与香烟的强烈化学依赖性，涉及技术的行为成瘾往往都很“温和”。就算你被迫退出脸书，也不太可能出现严重的戒断症状，不至于在夜间悄悄溜去网吧里过过瘾。然而这些成瘾却仍有可能损害你的健康。虽然你不会偷偷溜出门，但若只需轻按一下口袋里的手机就可以登录使用，那么即使是“温和”的行为成瘾，也会让你很难抗拒一整天都不停地查看自己的账号。

奥尔特在研究过程中弄清楚的第二件事情更加令人不安。正如特里斯坦·哈里斯告诫的那样，许多新技术的成瘾性并非无心之举，而是精心设计出来的。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新技术为什么特别容易助长行为成瘾？在2017年出版的《欲罢不能》（ Irresistible ）一书中，奥尔特详细介绍了自己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并探究了让一项技术对大脑产生强烈吸引、带来不良使用习惯的诸多因素。在此，我想简要介绍一下他在研究中发现的两股力量。在我本人对高科技企业如何助长行为成瘾的研究当中，这两股力量也曾反复出现。它们是 间歇性正强化 与 社会认同驱动力 。

大脑对这两股力量都极其敏感。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那些应用程序和网站就是利用这些力量，让人无法抵抗点开手机、打开浏览器的冲动。下面我们就来简要讨论一下这两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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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看第一股力量， 间歇性正强化 。自迈克尔·蔡勒（Michael Zeiler）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著名的“鸽子啄食实验” 以来，科学家们早已认识到，用出乎意料的方式提供的奖励，远比按已知模式提供的奖励要诱人得多。 ^[10] 不可预知的事物会让我们分泌出更多的多巴胺—一种可以调节欲望的重要神经递质。在蔡勒的原始实验中，鸽子啄一下按钮，投食机就会以无法预知的方式，掉出一粒食物。而自从脸书在2009年启用点赞功能以来，绝大多数社交媒体的信息反馈按钮都在复制这种行为。

“点赞功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使用脸书时的心理，这一点怎么夸张都不过分，”奥尔特写道，“本来是被动地了解朋友的生活情况，如今却变成了一种深度互动，并且会出现不可预知的反馈结果，就像蔡勒实验中的投食机一样。” ^[11] 用户每次在社交媒体上发帖都像是在“赌博”：帖子是会得到点赞（或者爱心、转发）呢，还是会毫无水花？前者会带来脸书一位工程师所称的“一阵阵虚假的愉悦感” ^[12] ，而后者则会让人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但不管是哪种情况，结果都是难以预知的。成瘾心理学认为，这一点让发布帖子和查看反馈的整个过程都具有令人抓狂的吸引力。

查看社交媒体上的反馈并不是唯一具有不可预知性的线上活动。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原本是出于特定目的去访问一个内容网站，例如为了查看天气预报而访问一个新闻网站，可接下来的半个小时过后，自己仍在无意识地点击链接，从一个标题跳到另一个标题。这种行为或许同样是由不可预知的反馈激发的。虽然绝大多数文章都是一堆废话，但你也可能会碰上一篇让自己产生强烈情感的文章，不论是义愤填膺，还是哈哈大笑。你点击的每一个引人入胜的文章标题或看似有趣的链接，都拥有像老虎机手柄一样的吸引力。

自然，高科技公司也会意识到不可预知的正反馈具有强大力量，因此会对产品进行调整，让其更具吸引力。正如“吹哨人”哈里斯所言：“应用程序和网站会设置间歇性的、可变的奖励，因为这对其业务有利。” ^[13] 他们会精心设计醒目的通知标志，或者让用户手指轻轻一划，就会满意地打开另一篇可能有趣的帖子，从而引发用户的强烈反应。哈里斯指出，脸书的通知标志原本是蓝色的，为了与页面其余部分的风格相匹配，“可没有人使用” ，于是，脸书便把通知标志改成了醒目的红色，而点击量也随之激增。

脸书的首任总裁肖恩·帕克（Sean Parker）为这种说法提供了最有力的佐证。2017年秋季，他在一场活动中坦率地谈到脸书所利用的注意力机制：

让人们发布内容，然后查看不可预知的反馈，这种机制看似是社交媒体的立身之本，但实际上，正如哈里斯指出的，这只是在诸多选项中它们任意挑出的一种。早期的社交媒体网站很少以获得反馈为特点，相反，它们的功能集中于发布内容和查找信息。人们在解释社交媒体的重要性时，陈述的理由往往是“前反馈时代”早期社交媒体的特征。例如，许多人都会提到能够得知朋友什么时候生了一个宝宝这类用处，可是这属于信息的单向传递，并不需要获得反馈。

换言之，主导绝大多数社交媒体的不可预知的反馈，并不是不可或缺的。即使摒弃这些功能，也不会减少绝大多数人从中获得的益处。这种特殊机制得以流行，是因为它能确保人们的眼睛离不开屏幕。当哈里斯拿起一台智能手机，告诉安德森·库珀“这种东西就像一台老虎机”时，他想到的可能正是这种强大的心理力量。

* * *

现在，我们来探究一下第二股助长行为成瘾的力量，即社会认同驱动力。正如亚当·奥尔特所说：“我们是社会性动物，永远都做不到完全无视别人的评价。” 当然，这种行为也是适应性的体现。在旧石器时代，谨慎地处理好自己在部落成员中的社会地位至关重要，因为人的生存有赖于此。然而到了21世纪，这种深层驱动力却被新技术控制，用来制造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为成瘾。

我们再来说一说社交媒体上的反馈按钮吧。除了带来不可预知的反馈结果，它还涉及他人的认同。要是在照片墙上你新发布的帖子下面，有很多人点击那个小的心形图标，你会觉得像是整个部落在向你表示认可—正是我们天生就强烈渴望的。 ^[15] 当然，这种源自进化的驱动力还有另一面：缺乏积极的反馈会给人带来痛苦。对于停留在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大脑而言，这可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此，我们才迫切需要持续关注这种“生死攸关”的信息。

我们不应低估这种社会认同驱动力。莉娅·珀尔曼（Leah Pearlman）曾经是脸书的产品经理，她的团队开发了点赞按钮（也是她在2009年的博客文章中宣布了点赞功能）。由于她对这一功能的危害极为警惕，因此如今身为小企业主，她还雇用了一名社交媒体经理来处理她的脸书账号，让自己免受它对社会认同驱动力的操控。“不管你会不会收到通知，它给人的感觉都不太好。”谈到她查看社交媒体反馈的经历时，珀尔曼说道，“不论我们希望看到什么，它从来都不会完全达到我们的期望。” ^[16]

社会认同驱动力同样可以解释当代青少年沉迷于在应用程序Snapchat 上与朋友保持互动的原因。在他们看来，长久不断的每日互动意味着他们跟朋友的关系非常牢固。它还能解释人们为何普遍存在一种立即回复消息的冲动，即便在最不恰当、最危险的情况下也不例外（不妨回想一下自己在开车时收到信息后的反应）。我们停留在旧石器时代的大脑认为“无视一则刚刚收到的短信”就相当于“无视部落成员用火来引起你注意的行为”，这是一种危险的无礼行为。

科技行业对利用人类渴望获得认同的本能这件事已经驾轻就熟。社交媒体尤其经过了精心设计，为你提供丰富的信息流来反映朋友在此刻想念你的程度。特里斯坦·哈里斯还提到了脸书、Snapchat和照片墙等应用程序中给照片中的人添加标签的功能。 发布照片时，你可以给其中出现的其他用户“贴上标签”。同时，系统会向被标记的人发送通知。哈里斯解释说，如今这些应用程序已经实现了贴标签的自动化，它们利用尖端的图像识别算法来找出照片中的人，让你只需轻点一下，就能进行标记—通常以快速的“是/否”问题来完成（比如：“你想要对……进行标记吗？”），而对于这个问题，你几乎一定会回答“是”。

轻点一下就好，几乎不需要你付出任何努力，却能让被标记的朋友觉得你正在想念他们，进而产生一种社交满足感。正如哈里斯所言，这些科技公司之所以投入大量资源来完善自动标记功能，并不是为了提升社交网络的实用性，而是为了增强让用户上瘾的社会认同感。

肖恩·帕克在描述这些功能背后的设计理念时说：“这是一种社交认证的反馈循环……完全是像我这样的黑客才会想出的东西，因为它利用的正是人类心理的弱点。”

* * *

在前面几节中，我解释了人们为什么感到对数字生活失去了掌控力—过去10年间兴起的种种热门新技术尤其容易助长行为成瘾，导致人们对这些技术的使用远远超过了自认为有益、健康的程度。的确，正如特里斯坦·哈里斯、肖恩·帕克、莉娅·珀尔曼和亚当·奥尔特所揭露的，这些技术大都经过 专门设计 ，旨在触发成瘾行为。在这种环境下，强迫性使用并非由某种性格缺陷导致，而是一个商业计划可观利润的变现。

我们如今的数字生活与当初的设想背道而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科技公司董事会精心设计的，目的则是为了满足少数投资者的利益。

不平等的军备竞赛

如前所述，我们对新技术的不安并不在于它们是否有用，而在于我们能否保有自主权。我们注册服务和购买设备，原本是出于一些较为次要的目的，比如查看朋友的状态或者无须同时携带音乐播放器和手机。可数年之后却发现这些设备逐渐控制了我们的时间、感受和行为方式。

在过去的10年里，人类已经被这些工具所击败。这不足为奇，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进行一场一边倒的军备竞赛。侵犯我们自主权的新技术越来越精准地捕捉人类大脑中一些根深蒂固的弱点，而我们却仍然天真地以为，自己不过是在摆弄那些“高智商神灵”赐予的好玩礼物罢了。

当比尔·马赫开玩笑说，苹果应用商店想要我们的灵魂时，他说到了点子上。正如柏拉图在《斐多》中著名的战车比喻，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灵魂理解成那个驾驭着战车、正在努力控制两匹马的人。这两匹马中一匹代表着我们的善良天性，另一匹则代表着卑鄙的冲动。倘若我们将自主权交给数字设备，就会让后一匹马变得精力充沛，而驾车者会越来越难以掌控战车的方向，灵魂的控制力也日渐衰弱。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显然是我们必须反击的一场战斗。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一种更加坚定的策略，它为我们量身定制，才能避免各种力量将我们引向行为成瘾，它还制订出具体的计划，指导我们用新技术来 支持 自己的美好抱负，而不是与之 背道而驰 。数字极简主义，就是这样的一种策略。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种策略的具体内容。

注释

[1] 参见“油管”视频“史蒂夫·乔布斯2007年苹果手机发布会”（ Steve Jobs iPhone 2007 Presentation ），时长51分18秒，录制于2007年1月9日，由乔纳森·图雷塔（Jonathan Turetta）于2013年5月13日发布，网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N4U5FqrOdQ。

[2] 参见劳伦斯·斯科特：《四维人类：在数字世界中的生存方式》（ The Four-Dimensional Human: Ways of Being in the Digital World ），纽约：诺顿出版社（W. W. Norton），2016，第xvi页。

[4] 参见“油管”视频“社交媒体是新的尼古丁|比尔·马赫的真实时刻（HBO）”（ Social Media is the New Nicotine | Real Time with Bill Maher ），时长4分54秒，2017年5月12日发布，网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DqoTDM7tio。

[7] 参见比安卡·博斯克（Bianca Bosker）：《打破放纵的人》（ The Binge Breaker ），《大西洋月刊》2016年11月，网址：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6/11/the-binge-breaker/501122。

[8] 参见《今日心理学》（ Psychology Today ）中“药物滥用”下的“成瘾”一条，网址：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basics/addiction，2018年7月11日访问。

[9] 参见乔恩·E. 格兰特（Jon E. Grant）、马克·N. 波滕扎（Marc N. Potenza）、阿维夫·魏因施泰因（Aviv Weinstein）、大卫·A. 戈雷利克（David A. Gorelick）；《行为性成瘾导论》（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al Addictions ），《美国药物与酒精滥用杂志》2010年第36期第5号，第233页—第241页，网址：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164585。

[10] 参见迈克尔·D. 蔡勒（Michael D. Zeiler）、艾达·E. 普莱斯（Aida E. Price）：《具有可变间隔和持续强化的计划的辨别》（ Discrimination with Variable Interval and Continuous Reinforcement Schedules ），《心理计量科学》（ Psychonomic Science ）1965年第3辑，第1—12版，第299页，网址：https://doi.org/10.3758/BF03343147。

[11] 参见亚当·奥尔特：《欲罢不能：刷屏时代如何摆脱行为上瘾》（ Irresistible: The Rise of Addictive Technology and the Business of Keeping Us Hooked ），企鹅出版社（Penguin Press），2017，第128页。

[12] 参见保罗·刘易斯（Paul Lewis）：《“我们的思想可能受到劫持”：科技界内部人士担忧智能手机的错位》（ “Our Minds Can Be Hijacked”: The Tech Insiders Who Fear a Smartphone Dystopia ），《卫报》（ Guardian ）2017年10月6日，网址：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7/oct/05/smartphone-silicon-dystopia。

[13] 参见特里斯坦·哈里斯：《技术正在劫持你的大脑》（ How Technology Is Hijacking Your Mind — from a Magician and Google Design Ethicist ），“繁荣全球”（ Thrive Global ）网站，2016年5月18日，网址：https://medium.com/thrive-global/how-technology-hijacks-peoples-minds-from-a-magician-and-google-s-design-ethicist-56d62ef5edf3。

[14] 参见迈克·艾伦（Mike Allen）：《肖恩·帕克卸责于“脸书”：只有上帝知道它对孩子的大脑有什么影响》（ Sean Parker Unloads on Facebook: “God Only Knows What It’s Doing to Our Children’s Brains” ），爱可信基金会（Axios），2016年11月9日，网址：https://www.axios.com/sean-parker-unloads-on-facebook-2508036343.html。

[15] 若想充分了解人类各类“群体性本能”的演变情况，以及它对我们理解世界所起的核心作用，请参阅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那部颇具启发性的作品《正义之心》（ The Righteous Mind ），纽约：名人出版公司（Pantheon），2012。

[16] 参见维克多·勒克森（Victor Luckerson）：《点赞经济的兴起》（ The Rise of the Like Economy ），《摇铃》（ The Ringer ）2017年2月5日，网址：https://www.theringer.com/2017/2/15/16038024/how-the-like-button-took-over-the-internet-ebe778be2459。

③ 这个例子源自我的亲身经历。2016年秋，我参加了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一个全国性广播节目，讨论我为《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撰写的一篇专栏文章；在其中，我质疑了社交媒体给职业发展带来益处的观点。访谈一开始，主持人就请来了一位神秘的嘉宾参与讨论，让我非常吃惊—一位通过社交媒体来推广作品的艺术家。但非常滑稽的是，访谈进行不久，那位艺术家便（主动）承认社交媒体让他的精力过于分散，如今他必须长时间停用它才能完成作品。

⑤ 安德森·库珀（Anderson Cooper），美国记者、新闻主播兼作家，曾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持节目《安德森·库珀360度》（ Anderson Cooper 360° ），并著有回忆录《边缘信使》。——译者注

⑥ 杰弗瑞·维甘德（Jeffrey Wigand），美国科学家兼烟草业巨头B&W公司高管，接受华莱士采访时揭露烟草公司在香烟中加入化学物质，让消费者对尼古丁上瘾。这段故事于1999年改编成电影《惊曝内幕》（ The Insider ）。——译者注 ND4Wn32bOsPWTfazoseJM2D6qPPJci4pKs8fBFdHDEM+x9u9jBzjqbn00KvrHn2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