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主义最新章节_安斯加尔·艾伦著

作为一种哲学的地位

在哲学正典中，古代犬儒主义的地位是难以确立的，因为它没有固定的教条（dogmata），也似乎缺乏一个明确的“终点”或“哲学目标”，即没有哲学家说的“目的”（telos）。这就让它与那些更为引人注目的目的论哲学，比如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区分开来。所以当某些人拼命要把古代犬儒主义纳入哲学正典中时 ¹⁶ ，另一些人仅仅承认古代犬儒主义阐明了一个代表它的理智框架，并将之与犬儒主义重视的那些基础性承诺——自由、自主、幸福、美德、世界主义和自然——联系起来 ¹⁷ 。与之相反的一种视 24角暗示，古代犬儒派哲学那些最家喻户晓的信条都是“特定的即兴创作”，是“从这种持续不断的过程中生长出来”的 ¹⁸ 。古代犬儒主义并无固定不变的基本原则，也没有人为给定的事先预设。这也是本书所采纳的立场。在这种解读中，古代犬儒派的关键观念和方法只有通过事后回顾才能被确认。我们现在必须尝试解构的这种回顾性解读过程，将使古代犬儒主义具体化，但同时也使它惰性化，因为那些令古代犬儒主义得以与其他所有哲学区分开来的特质——反叛的冲动、应景的戏谑、别有深意的即兴表演——在这种研究中会被边缘化。只有上述这些实践得到了保留、解释并形成文本之后，才会成为古代犬儒派传统的特有标志和不可变更的刻印。不过古代犬儒派传统的构建，实际意味着古代犬儒主义的死亡。柏拉图将“哲学家”视为“旁观时间与永恒之人”，与之相反，第欧根尼或许可以被称为是“生活在木桶中、诉诸偶然性的哲学家” ¹⁹ 。但即使这种论述也过于“下定义”，过于刻板了，似乎古代犬儒派哲学的目的就是如此生活 ²⁰ 。根据此故事（第欧根尼是一个住在木桶里的哲学家）的另一个版本，第欧根尼乃是因为生活所迫才流落街头的。他并非土生土长的雅典人，而是来自希腊世界边缘地区的流亡者。他被母邦流放，开始浪迹天涯。流亡者的身份使得他在当地社区中愈发不受欢迎，只能在一个储物缸中安家。这故事非常有名，但可能仅仅因为他找不到容身之所 ²¹ 。这个木桶（第欧根尼不仅住在里面，还在里面打滚儿）在后来被赋予特别的重要性——成为第欧根尼那种更离经叛道、更狡黠的古代犬儒主义的基地：无原则且顽固地颠覆一切。

如果古代犬儒派哲学是即兴的、诉诸偶然性的，而非基于其所最看重的教条或宣言，那么其发展及发展形式应当被理解为在特定语境中的应对。那些依然还在寻找关于古代犬儒主义的明确定义之人，可能会选择截然相反的进路。他们试图通过古代犬儒派哲学所反对的东西来定义它，从而获得一些关于古代犬儒主义本质和意图的清晰且典范的论述。但古代犬儒主义再次使其解释者措手不及：古代犬儒主义并非任何典型意义上的“刺激—反应”之结果。一位古代犬儒主义者并不简单地反对那些被人珍视和敬重之物，也并非基于对那些东西的反应来定义其哲学。尽管从表面上来看，古代犬儒派并不反对追寻美德，例如他们对美德本身并没有原则性的哲学异议。他们的蔑视乃是针对这样的观点：美德必须被建立在典范性的原则基础上，并且在一个高雅纯粹的氛围中养成。为此，古代犬儒派被指责试图走一条“通向美德的捷径”，从而暗中破坏了一系列关于如何教授美德的假设，并因此闻名（这些教学性的假设一直支撑着西方哲学以及它在教育与宗教方面的遗产）。塞涅卡（公元1世纪罗马政治家和尼禄皇帝的导师）说道：“美德只有通过彻底地培养和训练才能被获得，并只有通过不懈地实践才能臻于完美。” ²² 美德是有智慧的人、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家境富裕的人的所有物。塞涅卡因此写道，美德的排他性是“她最好的东西”。他继续写道：“关于智慧（和它所养成的美德）”，有一种“高贵和壮丽，因为她……不是给所有人的祝福。” ²³ 在这里，无须通过否定面来确定古代犬儒主义的态度。从古代犬儒主义的视角来看，暗中破坏这种受过教育之人在骨子里的狂妄自负，当然是值得的。

但古代犬儒派也并不是简单直接地敌视文化（anticulture）。在此，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要避免将古代犬儒派的反文化批评所针对的对象简单化。对街头的古代犬儒派成员反对的东西而言——他们后来反对“希腊式教育” ，反对如背教者尤利安这样的罗马哲学王所拥有的“有学问的文化”——他们面对的是一种文化现象，其运作是复杂且模糊的。正如彼得·布朗所言，“希腊式教育”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排他性的体系，罗马贵族和政治精英只是通过它来维护其自身作为文化教养和精致优雅承载者的“尊贵”地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古代犬儒派的任务就相对直白了：所有古代犬儒派的实践所要做的就是揭示“希腊式教育”乃是一个诡计，是一套任意专断的文化价值，是贵族们的伪饰，以抬高他们的身份。古代犬儒派由此可以攻击“希腊式教育”，认为它是文化压迫的代理人。但作为贵族制度和礼仪体系的标志，“希腊式教育”并非仅仅尊崇权贵。根据布朗的分析，“它通过要求权贵行为合乎礼仪来控制他们，通过要求他们的举止合乎规范来约束他们的原始本性。” ²⁴ 这些礼仪有助于制约皇权的暴力，使之服从于成例，使其行为变得可预测。这些贵族化的规章制度，乃是为了抵御“就在受过教育之人脚边激荡的恐怖浪潮” ²⁵ 。因此，或许有人会得出结论，摧毁文化的狂妄自负、对文化置之不理不可能是古代犬儒派的任务，否则就是在为肆无忌惮的皇权开辟道路。从这一点来看，古代犬儒主义不仅仅敌视文化。因为权力体系与文化相互交织纠缠在一起，并从文化处得到了支持，所以古代犬儒主义还试图对权力体系进行更为严厉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