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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犬儒式的愤世嫉俗者
看不上人类。持有犬儒式的愤世嫉俗观点意味着对他人抱有不信任。犬儒主义者蔑视（甚至嘲弄）非犬儒式的种种特质，对人类的真诚与正直不屑一顾，相信它们只是对自利的掩饰。作为一种文化气质，犬儒主义煽动不信任，给进步下绊子，要将所有崇高之物、所有的善打回原形，压低到它自己那种偏狭的层次上去。它假定所有人类动机在根本上是自私的，更否认我们有可能拥有一个更好的世界。
但曾经存在着一种非常不同式样的犬儒主义——首字母大写的犬儒主义（Cynicism）。其最为出名的践行者便是第欧根尼。第欧根尼出生于公元前412—前403年前后，以看不上与他同时代的人而著称，但参与了当时的社会变革活动。就此而言，他所代表的犬儒主义正好与我们当下令人厌倦的情况相反——现代大众犬儒主义试图让我们相信，任何改变世界的企图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本书将比较犬儒主义的古代形式和现代形式，以便更好地理解现代犬儒主义。本书将探究每一种犬儒主义如何成为它所处的社会的产物，并且成为那个社会的一面镜子。由于要比较古代犬儒主义和现代犬儒主义，所以我们也将探讨前者是如何转变为后者的。这一转变跨越了两千五百年的时光。犬儒主义在此段过程中经历了多种多样的中介形式才完成了这一转变。
乍一眼看来，古代犬儒主义与现代犬儒主义截然不同。作为一个由行乞哲学家组成的松散团体，古代犬儒主义者很容易通过他们极具个性的服饰（著名的手杖与斗篷）、刻意表现出的贫穷、粗鄙的举止、羞耻心的匮乏、令人困惑不解的作为以及狗吠般的声调等来辨识。这些古代犬儒主义者为了批判他们所处的文化，投身于这样一种有意为之的生活方式，其目的就在于激怒他们的同时代人，由此使大众的偏见暴露出来。古代犬儒主义者自认为负有见证之责任——持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存态度是完全可能的。与之相反，要准确辨识现代犬儒主义者则非常困难。现代犬儒主义已经融入了社会主流，再也不是只有社会少数派才会皈依并践行的一种哲学——我们现在都是现代犬儒主义者。现代犬儒主义依然对精致的教养和优雅的举止抱以怀疑的态度，但已低调了许多，不再会像古代犬儒主义那样通过种种惊世骇俗的举动去激怒大众。现代犬儒主义者没有社会或政治的信念，只保持狭隘的机会主 3义，总试图为自己捞好处，得以与他所拒斥的现状相调和。这种态度与其古希腊祖先之间的确有所关联，但微乎其微。古代犬儒主义者是断然拒绝与任何事或任何人妥协的。因而，古代犬儒主义在何时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古代犬儒主义向现代犬儒主义的转变似乎并非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发生的，这种转变也不是绝对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加以区分——首字母C大写的犬儒主义（Cynicism）指的是古代犬儒主义，而首字母c小写的犬儒主义（cynicism）指的是现代犬儒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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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古代犬儒主义还是现代犬儒主义，都被理解为“离经叛道”（deviance）——对普遍接受的规范公共或私人行为的诸原则的背离。古代犬儒主义与现代犬儒主义，都继承了这种“背离”的举动。但二者所背离的这些原则却提供了一个框架，使得我们可以理解古代与现代犬儒主义的离经叛道性。这些原则还提供了一些正面的行事原理。古代和现代犬儒主义正是在对它们的拒绝或驳斥中彰显出自身。古代和现代犬儒主义的表述中总是涉及这样或那样的标准。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标准来判断古代和现代犬儒主义，并通过古代和现代犬儒主义对于这些标准所展现出的敌意来加以衡量。古代犬儒主义和现代犬儒主义一样，都不能容忍更高标准（古代犬儒主义对此更为急切）：一切夸夸其谈和矫揉造作都要被削弱或揭穿——用古代犬儒主义的术语来说，让理想主义者那鼓胀的内脏稍稍放放气
。古代和现代犬儒主义在通常意义上都不算什么“好人”。或者在现代语境下，更准确地说，“尽管他持有犬儒主义态度，但他是个好人”——而不是“因为他持有犬儒主义态度，所以他是个好人”。尽管如此，古代和现代犬儒主义之间的共性不应被夸大。尽管“离经叛道”为古代和现代犬儒主义提供了一个共同主题，但何为“离经叛道”，依然需要在各自的情境下进行理解。古代犬儒主义以举止乖张著称（如果那些行为是病态的话，那也是深思熟虑的产物），而现代犬儒主义的恣意妄为，多半是无意中的自发行为（如果不仅仅是不受控制的自动行为的话）。作为一种态度，现代犬儒主义的“离经叛道”是病理性的：它折磨着我们。现代犬儒主义者的范围从有权势者一直到那些被压制和被边缘化的人。有权势者为了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和财富，无所不用其极。这些人所持有的是“机会主义的现代犬儒主义”与“操纵他人的现代犬儒主义”，而那些被压制和被边缘化的人只拥有“卑贱的现代犬儒主义”。这两者是被绑定在一起的。有权势者的犬儒主义给了那些缺乏影响力的人以无尽的理由去宣扬犬儒式的愤世嫉俗，而后者的犬儒主义则使得他们在前者的恶行面前麻木不仁。在这种情况下，或许存在维持犬儒式愤世嫉俗的好理由，但这种现代犬儒主义终将徒劳无功，它所引发的争执也是如此。只有怀抱希望并采取协调一致的政治行动，才能使得事情变得更好——这种希望和行动总是被更为高远的理想，或是被集体主义的理想所激发。然而现代犬儒主义总是阴魂不散。每当我们沉沦于挫折或绝望时，它就会被我们再次经验到。我们今天为自己所持有的现代犬儒主义辩解，仿佛这是一场不由自主的情绪爆发，是我们自身更黑暗一面的产物。而“更好的自我”必须咬牙坚持，才能不全然屈服于它：“我恨变得愤世嫉俗，但是……”
综上所述，毫不意外，我们都有自己的犬儒时刻。今日的社会中存在着现代犬儒主义的潮流，它不局限于一时一地，已势不可挡地广泛传播开来。这种潮流在某些人的理解中，也是政治危机的一种特征。这种政治危机表现为“后真相”（post-truth）和“另类右翼”（alt-right）的崛起，表现为在面对民粹主义（popu lism）之时，自由民主制度和进步主义政治的衰弱，表现为诸多国际组织全力应对全球挑战（例如气候变化）努力的失败。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政治选择，也是一种个人选择。或许可以将现代犬儒主义理解为一个指标，显示更为广泛的文化病症的存在。它显示，现代的各种政体正在转向，在暴力的极端主义和集体的冷漠之间兜兜转转。这种现代犬儒主义既是一种征兆，也是一种症状，甚至可能是造就诸多黑暗时代的原因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人很少直接遭受到他们犬儒式愤世嫉俗的危害。但在相当程度上，他们那种现代犬儒主义的弥散性本质，使得我们所有人都置身于危险之中。
我们今天为自己所持有的现代犬儒主义辩解，仿佛这是一场不由自主的情绪爆发，是我们自身更黑暗一面的产物。而“更好的自我”必须咬牙坚持，才能不全然屈服于它：“我恨变得愤世嫉俗，但是……”
面对这种困境（正是在这种困境下，现代犬儒主义才能用如此否定性的术语来评价），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出于个人利益之外的原因而故意选择现代犬儒主义；同样难以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投身于现代犬儒主义，似乎因为它在社交上具有莫名其妙的好处。的确在某些社会情境下，加一剂愤世嫉俗以便更好地伪装是必要的。缺乏应有的愤世嫉俗会被认为是政治上幼稚（naiveté）的表现。而作为一种主动的选择，这种“变得更愤世嫉俗”的决定当 7然也会有意义，但仅仅是在以下情况下：一种临时的情境性反应、一种应对策略、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一种对公民和社会责任的暂时搁置（这种暂时搁置可能是令人愉悦的、有趣的，甚至在小剂量的情况下是有治愈效果的；但一个人重拾更严肃的承诺时，这种态度必须不可避免地会被放弃）。这种现代犬儒主义对我们命运的改善毫无贡献可言。如果它有助于你，你可以尽一切办法在私人生活中沉溺于它，只要不会阻碍你发现自身那非愤世嫉俗的（noncynical）、更好的本性。现代犬儒主义或许有其用处，但仅就自身而言，可以被认为是没有提供任何积极的东西。
以上这种否定性的评价乃是共识，是对我们这个时代近乎无法辩驳的批判。但现代犬儒主义或许同样可以被赋予更多的光环，或以更加赞许的态度进行审视。为了使这一说法站得住脚，我们必须花点时间去描出古代犬儒主义式离经叛道的大致模样（古代犬儒主义的哲学观总与现代犬儒主义针锋相对），并将之理解为一种主动的偏好与选择，而非是一种悲惨的际遇。古代犬儒主义哲学是坚定的，参与政治的，对自身加以积极的肯定。即使在那种它所坚决反对的生活情境中，它依然如此。正因为如此，它提供了一个关于“古/今犬儒主义能有什么贡献”的非常不同的视野——古代犬儒主义将被视为一种积极的、肯定生命的倾向，而非社会衰败的征兆。尽管如此，古代犬儒主义哲学引发了很多对自身解释的挑战。但这些困难可以带给我们更多关于古/今犬儒主义的信息，值得加以详细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