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序言

诸君手上的这本《犬儒主义》出自安斯加尔·艾伦笔下。至少在中文世界，艾伦博士并不是一位为人所知的学者，所以似乎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他的基本信息。艾伦博士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育学院任教育学讲师一职，负有指导博士生的职责，同时担任高等教育学院高级研究员。他在大学中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教育史》《教育哲学》《教育与教育研究关键论题》和《全球化与教育》。艾伦博士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教育哲学方面。他通过将“教育”理解为一种关于“社会人”（西方式的主体性）的生产机制，专注于追踪它那纷繁复杂的历史脉络，关注它内在蕴含的种种矛盾冲突。尤其是通过将古代犬儒主义视为一种“教育哲学”，艾伦博士反思并批判了西方式教育传统，展望着另一种教育模式的可能性，期待着对“成为人”这一理想的全新理解。他与本书相关的作品还有《犬儒式教育者》（The Cynica lEducator）、《良性暴力：在理性时代之中并超越于它的教育》（Benign Violence:Education in and beyond the Age of Reason）、《教育与哲学导论》（Education and Philosophy:An Introduction）等。

由此看来，艾伦博士的学术背景是教育哲学，他并非哲学史方面的专门家。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本《犬儒主义》是跨界的玩票之作。的确，本书不能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史学术专著，作者对原始材料的处理和解读高度依赖相关专家的研究著作，在理论分析框架上也直言受惠于米歇尔·福柯和彼得·斯劳特戴克。但这并不减损本书的学术意义与理论价值，因为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还原”犬儒主义的所谓“真面目”，而在于“激活”犬儒主义这一源远流长但始终晦暗不清的思想潜流的“真精神”。作者的目标读者并非哲学专家，而是拥有智识兴趣的普通人；并非被理论态度支配的专业人士，而是对思想和反思抱有热情的你、我、他。

的确，犬儒主义与犬儒首先是一种古代希腊哲学的现象。锡诺普的第欧根尼及其追随者们因其生活与当时社会的文明教化格格不入，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行事不顾礼义廉耻，因此被加上了“狗样”（古希腊语kynikos，一般英译为dog-like）的称呼。这就是“犬儒”之名称的由来。这里需要做一点特别说明：尽管和我们一样，古希腊人对“狗”有各种看法，但犬儒派的“狗样”所强调的，是这群人和狗一样全然服从自然冲动的支配，不顾习俗所要求的基本行为礼仪，在大街上“如狗一般地”处于“野生”状态。在古代希腊人所起的“犬儒”这个绰号中，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意味，但恰恰没有“卑躬屈膝”和“摇尾乞怜”。一个著名的段子诸君都耳熟能详：当世界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试图向第欧根尼施恩，哲学家的回应不过是让权力者走开，不要挡住阳光。这一则逸事，连同古代犬儒派其他成员的基本资料一起，被记载在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之中。

以第欧根尼为代表的古希腊犬儒派追求的并不仅仅是服从自然的召唤，他们并不是古代的“天体运动”倡导者。众所周知，“自然”与“人为”两分是古希腊哲学的基本区分之一。犬儒派的真实目的是试图揭示文明这一人为之物背后所依赖的自然之物。通过揭露文明的矫饰伪装，在祛除了“人为的”扭曲之后，人之真正的德性才得以显露出来，并保持“自然的”纯洁。毫无疑问，权力、制度、体制，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权势、财富等等，这些东西对于犬儒派而言，是需要尽早抛却殆尽的污垢。

可想而知，即使是古代希腊人，对这样的哲学和哲学家，也只是勉强容忍。当古代哲学的黄金时代过去，哲学从它激情的创造时代转入由传承与注疏为主导的体制化阶段，犬儒派的命运就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哲学史的编纂者们未必拥有官方身份，但思想上终究站在建制这一边，将守护文化与文明不自觉地等同于维护建制。对他们而言，犬儒派是一个巨大的难题。第欧根尼的形象过分特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与苏格拉底的形象双峰对峙，共享从古代哲学黄金时代折射而来的荣光；而同时代的犬儒派则类似于康德笔下的“游牧民”，不知疲倦地冲击着文明建制的根基，试图将一切文明与文化的成就碾成齑粉，让人类重返蛮荒。因此，主流派哲学史家与哲学家共谋，制造出了一种两分：第欧根尼及其徒子徒孙乃是“名哲”，深具教养却有意“呵佛骂祖”，乃是真正的哲学家；后世的犬儒派不过是与下层平民混迹在一起的混混，是不知廉耻的街头煽动者和活动分子。通过这一区分，“真正的犬儒派”被塑造为有意通过离经叛道式的生活来揭示“百姓日用而不知”之哲学真理的人。在看似离经叛道甚至放荡不羁的生活中，理想的犬儒要保持身心的完全纯洁。他的所有举动，不过是一种哲学表演，是一种公众教育。因为他继承着苏格拉底以来的哲学理想——哲学家是公民的教育者，尽管这个教育者比苏格拉底这样的慈父式严师要苛刻得多，也刺激得多。

不管“真正的犬儒”“身心纯洁”这种说法有多少问题（毕竟听上去不仅像禅宗甚至还像密宗教法），但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后世自我定位为犬儒的人多多少少继承着这一身心纯洁的理想。尤其是近代以来，与现代性的一般倾向一致，纯洁也被内在化了——尽管我同流合污、缺乏勇气、精致利己，但我内心对那些如此这般的人（特别是要包括我自己！）表示不屑，这正是最终的内在纯洁之标志。这就是现代犬儒主义，也是“愤世嫉俗”和“玩世不恭”词义的落实之处。

艾伦博士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区分，即“古代犬儒主义”（Cynicism）和“现代犬儒主义”（cynicism）。这个用首字母大小写来进行的区分无疑是原创的，但也并非异想天开。德国学者尼许斯-普勒布斯廷（Niehues-Pröbsting）就通过Kynismus和Zynismus这两个有着首字母差异的德语词来分别指代“古代犬儒主义”和“现代犬儒主义”。彼得·斯劳特戴克也采取了相同的处理方式。作为译者，我能理解英语无法利用德语所具有的这种便利，但首字母大小写的处理方式在行文中难免引起混淆，尤其是在讨论“一般犬儒主义”这种跨历史主题的时候。

事实上，“现代犬儒主义”这一现代性伴生现象是艾伦博士关注的重点。与之相比，“古代犬儒主义”不过是作为历史演进的脉络被提供给读者的。这与本书的章节篇幅安排无关，在阅读文本的时候可以明显地感知到作者的意图与激情之侧重所在。追随着艾伦博士所指引的线索，大致上可以说，犬儒主义从其古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化过程中并没有明确的转折点或标志性事件。现代犬儒主义固然不是从被装扮为哲学教师典范的、业已被理想化了的形象中诞生的，但也不是从被污名化了的、被认为是混混式的街头煽动者之怨恨之中发源的。并不存在延续千年的怨念传承，被传承下来的，除了被共享的名字之外，只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心态——在希求认同的焦虑与深深的失望之间反复摇摆。可以看到，包括第欧根尼在内，古代和现代的犬儒在内心中都深深信任着他们所身处的文明。第欧根尼从异邦来到雅典，并将这里作为他的根据地与终焉之所。他没有去波斯，更没有去色雷斯。同样的，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的现代犬儒，也在周一的清晨，伴着闹钟起床，老老实实去上班。犬儒之所以为犬儒，而不是革命者或宗教家，就在于他们不仅与同时代的社会建制相安无事，而且归根到底依附于此。但他们未能充分认同这一建制，或者说得更好一些，这一建制没有给予他们以足够的承认。公元1世纪来自科林斯的德米特里乌斯在无意中泄露了犬儒派的秘密心态——当罗马皇帝试图赠送他一笔金钱之时，他拒绝道：“如果他想诱惑我，他应该将整个帝国都给我。” 这句话不仅表达了哲学家的高傲，也表达了哲学家的要价。因为这一要价无法被接受，这位哲学家只能继续做他的犬儒。

我们可以看到，从古代形形色色的犬儒派到早期现代玩世不恭的知识分子，再到当代的愤世嫉俗者，他们所共有的是对权力与体制的怨恨。之所以是怨恨，是因为他们绝不会决然与体制相决裂，而是依附于身处的体制之中，然后以自己的智识水平为傲，觉得自己可以洞察体制的整体运行和体制内个人行动的真实逻辑，进而基于此种洞察，对互动的双方（体制和自己）都报以深深的蔑视。其实我们应该都很熟悉这种形式的怨恨：在匿名化的社交媒体上冷嘲热讽，在真人出场的现实场景中唯唯诺诺；以众人皆醉唯我独醒为自豪，以苦心经营私人生活为追求。“键盘侠”“乐子人”，现代犬儒不仅就在我们身边，甚至可能就是你我他，是这个时代的“常人”。

我们今天阅读关于犬儒主义的著作，除了哲学史的理论兴趣之外，关键在于提供一个契机，去思考如何定位我们自己。在我看来，艾伦博士过分乐观，试图在现代犬儒主义之中寻找积极的革命性因素，试图通过广泛团结和首创精神来使得现代犬儒主义成为某种人类解放的助力——哪怕是一种消极的内心抵抗力。但很不幸，西方世界之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犬儒主义并不会拥有撕开铁屋子的能力。铁屋子的自我崩溃的确与犬儒主义的腐蚀作用有一定关系，那是因为权力者自身也被腐蚀，从而动摇了自我保卫的意志与决心。但让铁屋子崩溃的那一击，从来就不是无法协同行动的犬儒派能完成的，不论是古代犬儒，还是现代犬儒。而且在崩溃之后，如何才能真正实现解放，而非陷入更大的虚无泥潭，以致建造起来一间更大更牢固的铁屋子，这一无比艰巨的任务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团结一致，持续奋斗。这更不是犬儒主义能承担的历史重任。

或许鲁迅先生这段话是对现代犬儒主义最好的回应：“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最后，感谢诸君的阅读，希望诸君能在本书中有所收获！

倪剑青
2022年8月
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