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上文所描述的观点,福柯将古代犬儒派描述为“进行侵犯行为的恩人,其主要工具当然是著名的谩骂”。他们“畅所欲言并进行攻击”。在古代犬儒派哲学中,存在着一种蓄意的、公然的暴力 8 。尽管如此,将古代犬儒派的哲学描绘为“一种通过施加暴力来造福他人的哲学”,是有风险的。因为这可能将古代犬儒派们显示为“率直的侵犯者”。第欧根尼完全可能施加魅力来取悦他人,甚至奉承他人。这种在施加侵犯和施加魅力之间的转换能力,是古代犬儒派灵活性的又一例证。它进一步证明了古代犬儒派的生活方式具有一种“好斗的柔性”。这种生活方式的目的,既是为了协调社会关系,也是为了拆散社会关系。这使得与古代犬儒派对话者感到迷惑或措手不及,也增强了其傲慢与自以为是,只要能够“为进一步的侵犯性交流铺平道路(并增强其效果)” 9 。正如公元1世纪著名的修辞学家狄奥·克里索斯托 所解释的那样,第欧根尼会使用甜言蜜语,“就像保姆,在给了孩子一鞭后,再讲一个故事来安慰和取悦他们” 10 。对古代犬儒主义侵犯性的过度专注,也有可能淡化或分散对其他种类善行中暴力的关注,因为那些暴力更容易伪装,且看上去似乎是良性的 11 。与古代犬儒派进行对比,这其实是在暗示其他古代哲学学派拥有一种非侵犯性的慷慨——哲学家被认为是灵魂的医生。这一比喻反映了其他古代哲学学派是如何表现自己的。他们认为需要将“哲学的暴力”重新理解为一种“必要的不适”。这是一种看似必需的痛苦,以使灵魂得以重新获得方向。在那些备受尊崇的哲学看来,把关心灵魂的哲学家描述为具有侵犯性是荒谬的,就像把主持外科手术的医生描述为暴力的行凶者一样。哲学承当着灵魂医生的角色,将侵入灵魂视为对灵魂的关怀。但这种正当性,只有执业者的哲学观点被公众推崇时才能成立。这也正是古代犬儒派插手进行干预之处。古代犬儒派提醒人们,要关注各种哲学自身所蕴含的暴力。通过这一提醒,同时也通过他们对其竞争对手所持有的轻蔑,古代犬儒派指出,如果我们能质疑某一哲学,我们也必须能察觉到其侵犯性。古代犬儒主义指出,一个给出友善建议的哲学家,或许是在刻意表现为一个美好的榜样来为人类“增光”。但与此同时,他在推广着自己那个版本的“善”。这依然是具有侵犯性的。古代犬儒派则公开宣扬其侵犯意图,这是独一无二的。
在从事教育活动时,古代犬儒主义明确地采取了“战 46斗的形式” 12 或战争。他们的教学活动,包含“具有极大侵犯性的巅峰,以及平和宁静的瞬间” 13 。对于柏拉图派和斯多葛派来说,这场战斗在很大程度上被温文尔雅的外表所掩饰,被那些备受尊崇的哲学所公开宣扬的精明世故(sophistication)所掩饰。但这仍然是一场战斗。它的形式是与激情、恶习、欲望与虚假嗜求斗争。因为哲学家寻求“以理性战胜自己的嗜求,或以灵魂战胜自己的身体” 14 。哲学家的自我奋战,连同这一奋战所预设的目标,被当作药方开给其他人。至少某些版本的哲学是这样的。
古代犬儒派当然也和激情与嗜求战斗。在这方面,他们与更受尊崇的那些同时代哲学家们相去不远。但古代犬儒派的战斗不断延伸,甚至还与“习俗、惯例、制度、法律以及人性的整体境况”战斗。这是一场与恶习的战斗。但这些恶习并非个人的缺陷,而是福柯所说的“折磨整个人类的恶习——人之恶习”。这种恶习“形成于、依赖于、植根于人们的习俗、行事方式、法律、政治制度与社会惯例之中”。福柯继续说,“古代犬儒派的战斗,是一场明确的、故意的、持续的侵犯,指向‘一般人性’,指向现实生活中的人性”。在此,人性被理解为一种制成品,一种可以被再加工的东西 15 。与同时代的其他所有哲学一样,古代犬儒主义试图改变人们的诸多道德态度、激情和嗜求。但这些仅仅是疾病的症状,所以古代犬儒主义通过攻击作为病因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惯例来实现改变。古代犬儒派试图将人性从当前的依附状态中释放出来。他们对人性的干预不断增强,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他们设法引起公众的愤怒,从而使那些不加思考的承诺浮出水面,变得可见,并使得矫正成为可能。与之对照,传统哲学家的“真正的生活”,是要将那些据说在日常生活中若隐若现的美德和品质推向完美的境界。他们的这一任务明显是保守的,如果不是反动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