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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明社会的视角来看，狗应该接受如厕训练。它们必须服从其主人的意志，由此学会掌控它们自己。对于希腊哲学家而言，掌控总是从家里开始的。“真正的生活”被解释为一种“君主般的生活”（sovereign life）。在这种生活中，哲学家实现了自我掌控，或者至少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种生活之所以是“君主般的”，因为它试图实现高度的自控，使心灵与身体的能力服从理智的意志。一个如此这般的哲学家，心灵受着良好的管控，从而其自我的每一部分都被心灵所规训，并保持镇定。
这种类型的“自我占有”（self-possession）不仅是柏拉图的哲学王所向往的崇高理想，也是塞涅卡这样的罗马斯多葛派的梦想。根据这种明显男性化的哲学概念，人们相信过一种“君主般的生活”将有益于他人 1 。事实上，慷慨被认为是“君主般的生活”这一理想必须且必要的组成部分。哲学家对自身的关怀事实上是一种勤勉的自我克制（自我否定），这种自我关怀将产生自我掌控。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家为其学生和朋友提供帮助和指导，乃是将这种对自身的关怀延伸至学生和朋友。哲学家的生活对人们具有广泛的益处，因为它提供了具有更大甚至是普遍意义的教训。从这个角度来看，君主般完全自我掌控的生活，既“为人类增光” 2 ，也为人类提供教导。这一理想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当哲学家的生命（这被认为是人类的典范）终结后，依然能长久存在。
以上这些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例如在19世纪博雅教育的复兴之中再次登场。哪怕是在较低层次的教育——平民教育的发展历程中，也可以看到它们的影响。平民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教师会像俗世牧师一般行事，成为穷人的子孙所效仿的道德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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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念也可以出现在关于“人文学科”的争论中。现代人文学科的课堂上往往出现这样一种论调：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面临着如此多的困难，人必须具备文化和优雅，才能承担起帮助社会度过分裂时期的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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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高等教育机构中人文学科的安全，特别取决于一直存在的一个假设：人文学科内在地为‘文明’提供支持，也就是为当权的建制派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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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劳烦古代犬儒派来指出这种理想与教育实践的现实之间一直存在的不符，但古代犬儒派发展了这一论题。他们进一步指出，存在着一种对立的生存模式，是与博雅教育所主张的慈爱的人道主义背道而驰的。如同“真正的生活”这个概念一样，“君主般的生活”这一理念被以一种古代犬儒派所特有的“挪用”（détournement）
手法劫持和破坏了。“君权”（sovereignty）这一特定的观念被颠覆并玷污了。一个古代犬儒同样声称自己处于“君主般的生活”状态之中。他自称原本就是人群中的“王者”，之所以承担宣扬“君主般的生活”这一主张的职责，仅仅是为了使之与现实情况接轨。这一哲学家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实现了“君主般的”自我镇定。为了发展“守贫”这一观点（这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介绍过了），古代犬儒主动追求赤贫，“退到他（或她）所能承受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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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发展出一种完全不同的与世界相关联的方式。“君主般的”生活依然涉及对他人的责任问题。一个心智开明的思想家或许会将之称为“关怀的责任”。但古代犬儒派的想法完全不同。他们的生活包括对他人的奉献，但无须他人的感激或认可。古代犬儒派不能为他人提供一个美好的榜样，他们的生活并不能为人类增光。古代犬儒派的生存致力于剥损人类的矫饰与面子，对“我们共同的人性”这一概念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进行私下或公开地诋毁。古代犬儒派依然承担着公共恩人（public benefactor）的角色，但他们所谓的“慷慨大方”是有意为之的苛刻。用被归于第欧根尼的话来说：“其他的狗咬它们的敌人，但我咬我的朋友。这是为了拯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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