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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端主义》翻译和出版的过程中，一些所谓的“极端主义”事件也正在发生，不时见于新闻头条，并即刻凝结为历史：特朗普败选，他的极端支持者们冲击国会山；美军从阿富汗撤军，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塔利班卷土重来；在简体中文的互联网世界，批评“极端女权”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但到底，什么是极端主义呢？极端主义给我们的印象往往有三种：第一种是偏离常识、偏离主流的过激言行，尤其是那些打破法律、诉诸暴力的行为（如特朗普的支持者们）；第二种多与宗教同时出现；第三，在日常生活中，这似乎是一个贬义词，尤其适合为你不喜欢的人或事扣上的高帽子，犹如口袋罪一般（如“极端女权”）。
那么，这些就是极端主义的全部含义吗？或者说，“极端主义”这个概念，真的有助于我们理解上述现象吗？还是说，满足于一个模模糊糊的定义就够了？回顾历史，延伸开去，我们可以再问问，实施种族灭绝的纳粹、对黑人处以私刑的3K党属于极端主义吗？极端主义对当代人来说，还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或正在蔓延的危机吗？
如果极端主义是潜伏于现时代的危机，那我们就不得不试图去识别和处理它；如果极端主义是一桶被用于污名化异己的脏水，那我们也不得不为之正名。《极端主义》逻辑严谨、脉络清晰，又简明通俗地给出了极端主义的完整定义，它吹散了关于这个概念的所有模糊不清的迷雾，清理出了一个稳固的地基，并且给出了一个清晰的框架。同时，它也犹如一面镜子，不仅照出他人身上的极端主义，也能反映出我们每个人心中可能潜伏着的极端主义倾向。
这个稳固的地基，便是对极端主义的清晰定义。“极端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即内群体的成功与续存，与对外群体采取敌对行动的需要总是密不可分。敌对行动必须是内群体所定义的成功的一部分。敌对行动的范围可以从口头攻击和贬低到歧视性行为、暴力甚至种族灭绝。”简要来说，内群体就是一个人产生了身份认同的那个群体，如“我是德意志人”；外群体则是非我族类，如“他们是犹太人”。不像普通意义上的冲突，这种敌视无视任何具体情境，是无条件的。外群体是内群体永远的威胁，外群体的消亡乃是内群体兴盛的条件。若没有这种信念，便不配成为内群体的一员。
首先，这个定义无疑是跨文化的、更具普遍性的。诚然，极端主义可能与宗教、民族、性别、阶级等议题紧密相连，但极端主义绝非某一宗教、民族、性别、阶级的专利。本书作者伯杰也说，美国研究“圣战主义”的文献是白人民族主义的三倍，但在本定义中，两者同属极端主义，白人民族主义在美国造成的破坏很可能并不亚于“圣战主义”。
其次，这一定义也否认了极端主义是偏离常识、偏离主流的过激言行。反犹主义难道不曾是第三帝国时期德国人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曾盛行奴隶制的美国南方，黑人比白人低劣难道不曾是这个社会的常识？但按照这一定义，哪怕处于主流位置，纳粹党和3K党也同属极端主义。
在这个地基之上，《极端主义》又提出了危机-对策的框架，连带着澄清了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极端主义者会宣扬内群体正面临重大危机，如资源匮乏、种族灭绝等，而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某一个外群体，而这个外群体只要存在，就是对内群体的威胁，于是必须通过打击和消灭这个外群体，来帮助内群体走出危机。比如，基地组织相信，必须消灭美国，伊斯兰人民才能得救；卢旺达的胡图族也因此举起了对图西族的屠刀。极端主义者的对策也往往非常可怕，从骚扰和歧视一直到发动战争和种族灭绝，一如人类经历过的种种悲剧。
全书共用六章来说明这些问题：第一章“必须毁灭！”指出了当下定义的混乱，并回顾了自古典时代直到现代的极端主义历史，极端主义不是现代才诞生出来的魔物，古罗马老加图的那句“迦太基必须毁灭！”就是最早的极端主义口号之一，“9·11”事件则是现代的极端主义恐怖事件。第二章“什么是极端主义？”除了提出上文所述的关于极端主义的定义，伯杰也粗略整理出了极端主义图鉴，人们可能因为任何一重身份、在任何一个可能产生分歧的议题上——无论是宗教、民族、性别、阶级，乃至是否欢迎移民和发展科技——孵化出极端主义。第三章“内群体和外群体”则讨论了人们如何在内外群体之间划开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人自身的身份认同如何建立，又如何构建出邪恶低劣的他者形象。第四章“危机和对策”则对应着极端主义对内群体状况的解释和对外群体的敌对行为。极端主义不会用常规的方式来解决内外群体的冲突，对外群体的敌意已经演变成内群体的身份认同之一。本章重点分析了危机叙事，或者说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类型，并由轻（骚扰）到重（种族灭绝）地列举了极端主义可能采取的对策。第五章“激进化”则指出每个极端主义者都不是生而如此，一定是经历了一系列激进化的过程才逐渐培育出对外群体的憎恶，一个极端主义者从入门到精通可能要经历哪几个阶段。最后一章“极端主义的前景”涉及了当今影响极端主义的两个要素——社交媒体和不确定性，作者认为社交媒体确乎让绝大多数人变得更加宽容和开放，但也使少部分人走向了极端。受教育程度低和经济低迷并不一定会产生极端主义，真正加速极端主义的，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尽管极端主义如此古老而常新，但毕竟人类也曾废除过奴隶制、打败了纳粹，“有时缓慢得令人痛苦，还常常进两步退一步，但确乎在进步”。
著名的社会心理学著作《偏见的本质》提到，一方面，“过度分类”也许是人类最常见的思维谬误，我们急于依照极少的事实就进行大规模的归纳。于是便有了偏见，有了地图炮、鄙视链、替罪羊，也有了敌我之分与极端主义；但生命如此短暂，要处理的信息如此复杂，“我们无法对世上所有的事物都单独衡量，再做出判断，因而不得不依赖这种粗略而笼统的反应机制”。另一方面，“我们珍视自身的存在模式，并且相应地贬低（或主动攻击）那些看上去会威胁到我们的价值观的事物”。正如弗洛伊德所言：“在对自己不得不与之接触的陌生人不加掩饰的厌恶与反感之中，我们能辨认出对自己的爱，或曰自恋的表达。”
尽管偏见和极端主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命题，但强化偏见来构筑内外群体之别，确乎是极端主义的第一步。我们无法摆脱偏见，一如我们没有无限的时间与精力来甄别每一个个体的善良与邪恶，一如我们总有自我认同，无法放弃立身之本和珍视之物。光与影随行。
但是，我们还是有可能警惕极端主义，并保持宽容和开放：考虑不同意见的合理性，尝试理解他人的文化、处境与行为。在看到与自身观念相悖的事实时，可以问一问是不是自己的观念需要更新和修正，而非急于忽视和否定事实……当然，在碰到真正的极端主义者时，绝不承认他们是正确的。尽管伯杰也没有提出完整的解决办法，但最起码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有效的定义。
这虽然是一本简明的册子，但翻译的过程依然磕磕碰碰，错误在所难免，还请各位多多指正。我要感谢贡献出这样一本正本清源、逻辑严密又通俗有趣的册子的作者J.M.伯杰先生，校对和编辑本书的于淼先生、顾霄容女士、沈乐慧女士，以及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文化公司为了出版本书付出努力的各位编辑老师。也感谢愿意翻开这本书的你，承蒙不弃，阅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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