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论系列11
无意义

让我们总结一下这个悖论性元素（ 永动机 等）的特征：它具有的功能是贯穿各个异质系列，一方面调配它们，使它们产生反响，趋向收敛，另一方面使它们分叉，将多重的析取引入它们之中的每个系列。它既是词=x，也是物=x。它具有两副面孔，因为它同时属于两个系列，但这两个系列并不相互平衡、相互连接，也从未相互配对，因为它就自身而言始终处于不平衡状态。为了解释这种关联和这种不对称，我们使用了一些可变的对子：它既是过剩又是不足，既是空格又是多余对象，既是无占据者的位置又是无位置的占据者，既是“漂浮的能指”又是被漂浮的所指，既是秘传词又是秘传物，既是空缺词又是阴暗对象。这就是为什么它总是以两种方式被指称：“ 因为蛇鳖就是 怪兽 ， 明白了吧 。” 人们将避免想象这种怪兽是蛇鳖中一个极其可怕的物种：属与种的关系在此并不适合，倒是只有一个最终层级的不对称的两半适合。同样，我们从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处得知斯多亚学派哲学家们掌握着一个毫无意义的词 Blituri ，但他们与一个相关词一起成对地使用它，即 Skindapsos 。 ^[1] “因为 Blituri 是 Skindapsos ，你明白了吧。”在一个系列中是词=x，但同时在另一系列中是物=x；也许如下所述，还应该在艾翁上增补第三个方面，即行动=x，只要各系列沟通和发生共振，并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故事”。蛇鳖是一个闻所未闻的名称，但也是一个不可见的怪物，并诉诸一种令人敬畏的行动，即狩猎，在狩猎结束时猎人消失并失去身份。炸脖龙是一个闻所未闻的名称、一个幻想的怪兽，但也是令人敬畏的行动的对象或残忍谋杀的对象。

首先，某个空缺词被一些很平常的秘传词（那个、事物、蛇鳖等）所指称；具有初级力量的这个空缺词或这些秘传词所具有的功能是调配两个异质系列，然后这些秘传词可轮流被一些混合词所指称，而这些具有次级力量的混合词所具有的功能是使系列分叉。与这两种力量相对应的是两种不同的形态。 第一种形 态 ：悖论性元素既是词又是物，就是说，指称它的空缺词或指称这个空缺词的秘传词仍然具有表达事物的特性。正是词准确地指称其所表达的东西和表达其所指称的东西。它表达它的被指称者，同样它也指称它的本义。它既说出某种事物又说出其所说出的东西的意义：它说出它的本义。因此，它完全是反常的。我们知道，所有具有意义的名称的常规法则确切地说是它们的意义只能被另一个名称（n1→n2→n3……）所指称。说出其本义的名称只能是 无意义 （Nn）。无意义仅仅与“无意义”这个词相一致，而且“无意义”这个词仅仅与那些不具有意义的词（即那些被用来指称它的常规词）相一致。 第二种形态 ：混合词本身是一种抉择原则，它也形成这一抉择的两个项（frumieux=fumant与furieux或furieux与fumant）。这样一个词的每个潜在部分都指称其他词的意义，或者表达那转而指称它的其他部分。还是在这种形式下，词整体上说出它的本义，而且在这种新名义下是无意义。具有意义的各个名称的第二个常规法则确实是：它们的意义并不能决定它们本身融入其中的抉择。无意义因此具有两种形态，一种形态符合逆退式综合，另一种形态符合析取综合。

有人可能提出异议：所有这一切都毫无意义。这或许是一种糟糕的词语游戏——假设无意义说出它的本义，因为无意义按照定义来讲是没有意义。这种反对没有根据。所谓的词语游戏，就是说无意义有意义，而意义就在于没有意义。但这根本不是我们的假设。当我们假设无意义说出它的本义时，我们反而想指出意义与无意义具有一种特别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可能在真假关系上被复制，就是说不可能简单地被构想为一种排斥关系。这的确是意义的逻辑的最一般的问题：如果是为了在意义与无意义之间找到一种类似于真假关系的关系，那么从真的领域提升到意义的领域又有什么用？我们已经认识到，为了按照受条件限制者的样子来将条件设想为可能性的简单形式，从受条件限制者提升到条件是多么地徒劳无功。条件与它的否定之间所具有的关系不可能同受条件限制者与它的否定之间所具有的关系是同一类型。意义的逻辑必然注定要在意义与无意义之间设定一种内在关系的原初类型、一种共现（coprésence）的样式，通过将无意义视作一个说出其本义的词，我们只能暂时提出这种共现样式。

悖论性元素在两种前述的形态下是无意义。但常规法则并不完全反对这两种形态。这两种形态反而使那些富有意义的规范词服从这些并不适用它们的法则：任何规范名称都具有一种应该被另一个名称所指称的意义，后者应该规定着那些被其他名称所填补的各种析取。只要这些富有意义的名称服从这些法则，它们就接受 意指的规定性 。意指的规定性与法则不是一回事，但却来自于法则；它将名称（即词与命题）与概念、特性或类别联系起来。由此，当逆退式法则表明一个名称的意义应该被另一个名称所指称时，这些不同程度的名称从意指的视角看就参照了不同“类型”的类别或特性：任何特性都应该属于一种比它施加影响的特性或个体更高级的类型，而且任何类别都应该属于一种比它所包含的对象更高级的类型；集合从此不能自身包含元素，也不能包含不同类型的元素。同样根据析取法则，意指的规定性说明了分类得以产生所相关的特性或项并不属于任何相关于它而被归类的同类群：一个元素不可能是它规定的次集的一部分，也不可能是它预设其实存的集合的一部分。因此，与无意义的两种形态相对应的是荒诞的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被界定为“被剥夺了意指”，而且还建构着各种 悖论 ：自身作为元素而被包含的集合、划分其假设的集合——所有集合的集合——的元素以及“军队的理发师”（barbier du régiment）。因此，荒诞有时在逆退式综合中是形式层面的混杂，有时在析取综合中是恶性循环。 ^[2] 意指的规定性的好处就在于产生不矛盾律和排中律，而非这两者是现成被给予的；悖论本身在那些被剥夺了意指的命题中则导致矛盾或包含的发生。也许应该从这个视角来考虑斯多亚学派有关命题的联系的某些构思。因为，当斯多亚学派对“如果这是白天，那么天是亮的”或“如果这个女人不得不有奶，那么她就生过孩子”等类型的假设性命题如此感兴趣时，评论者们肯定有理由令人想起问题在此不是一种在词的现代意义上的物理结果或因果性的关系，但他们也许错误地从中看到同一性关联下的一种简单的逻辑结果。斯多亚学派给假设性命题的构成成分编过号：我们可以把“天亮”或“生过孩子”看作是意指比它们施加影响的东西（“天亮”“有奶”）更高类型的特性。命题之间的联系既不可化约为分析论的同一性，也不可化约为经验论的综合，但属于意指的领域——以致于矛盾不是在一个项与它的对立面的关系中被孕育，而是在一个项的对立面与 另外的 项之间的关系中被孕育。根据假设性向合取性的转换，“如果这是白天，那么天是亮的”意味着白天而天没亮是不可能的：也许因为“白天”就应该是它所假设的一个集合的元素，而且属于相关于它而被分类的那些群中的一个群。

无意义不亚于意指的规定性，它导致了 意义给 予 ，但方式完全不同。因为，从意义的视角来看，逆退式法则不再将不同程度的名称与类别或特性联系起来，而是将它们分布在事件的异质系列中。这些系列无疑是被规定的，一个被规定为能指的，另一个被规定为所指的，但意义在此系列和彼系列中的分配完全独立于意指的确定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识到一个被剥夺了意指的项仍然具有意义，意义本身或事件独立于所有影响类别和特性的模态，相关于所有这些特征是中性的。事件在本性上不同于特性和类别。具有意义的东西也具有意指，但出于与事件具有意义这一点完全不同的理由。意义因此与各悖论的新类型不可分，各悖论标记出无意义在意义中的在场，就如前述的悖论标记出无意义在意指中的在场一样。这次一方面是无限细分的悖论，另一方面是奇异性分布的悖论。在各系列中，每个项只因其与所有其他项的相对位置才具有意义，但这个相对位置本身根据层级=x的绝对位置取决于每个项，而层级=x被规定为无意义，且不停地通过各系列流传。意义确实被这种流传所 生产 ，作为回归能指的意义，但也作为回归所指的意义。总之，意义始终是 效应 。它不仅在因果意义上是效应，而且在“视觉效应”“声音效应”的意义上是效应，或更好是表面的效应、位置的效应、语言的效应。这样一种效应绝不是显像或错觉；这是在表面上展开或延长的产物，且它严格地与自因共现、同外延，并将这种原因规定为与其效应不可分离的内在原因，是在效应本身之外的纯粹的 虚无 （ nihil ）或 x 。这样一些效应，这样一种产物，习惯于被专名或单名所指称。专名只有在它诉诸这一类效应的情况下才能完全被视作符号：这样，物理学才谈论“开尔文效应”“塞贝克效应”“塞曼效应”等，或者医学才用那些能够编制疾病症状图表的医生的名字来指称疾病。在这一路径上，对作为非物体性效应的意义的发现——意义一直在它所贯穿的各个项的系列中被元素=x的流传所生产——应该被命名为“克律西波斯效应”（effet Chrysippe）或“卡罗尔效应”（effet Carroll）。

按照新近惯例被命名为结构主义者的作者们也许并不具有其他共同点，但下面这一点却是要点：意义，完全不是作为显像，而是作为表面与位置的效应，被空格在结构的系列中的流传所生产（死亡的位置、国王的位置、盲目的斑点、漂浮的能指、零度价值、后台或缺席的原因等）。结构主义，无论自觉与否，都会赞美与斯多亚学派式的、卡罗尔式的灵感的重逢。结构真是生产非物体性意义的机器（ skindapsos ）。结构主义以这种方式指出，意义被无意义与其持续的移位所生产，且意义产生于那些独自不是“能指”的元素的各自设定，人们此时反而从中看不到与所谓的荒诞哲学之间的比照：是刘易斯·卡罗尔，不是加缪。因为对于荒诞哲学而言，无意义在一种与其简单的关系中是与意义相对立的东西，以致于荒诞一直由意义的不足、缺乏所界定（不存有充足的意义……）。反而从结构的角度看，总是有太多的意义：被作为自身之不足的无意义所生产和过度生产的过剩。一切就像雅各布森一样界定着一种零音位，它不具有任何规定的语音价值，但却与 音位的缺席 相对立，而不是与音位相对立，同样，无意义不具有任何特殊的意义，但与意义的缺席相对立，而不与它过剩地生产的意义相对立，却从未与它的产物维持着一种有人想将之简化的、简单的排斥关系。 无意义既是没有意义的东西，但又是本身在导致意义给予时与意义的缺席相对立的东西。而且这便是 无意义 该有的意思。

结构主义最终在哲学上且对整个思想而言的重要性可基于这一点来衡量：它移动了边界。当意义的观念接替了有缺陷的 本质 时，哲学的边界似乎处于那些将意义与新的超越性（上帝的新化身、变形的天）联系起来的人与那些从人与人的深渊（新近被挖掘的、隐蔽的深度）中寻找意义的人之间。论述雾天（柯尼斯堡的天空）的新神学家与论述洞穴的新人文主义者以作为意义之秘密的 人 - 上帝 或 上帝 - 人 的名义占据着舞台。有时很难区分他们。但是，如今使区分成为可能的首先是我们对这种没完没了的话语感受到的厌倦，人们在这种话语中会问是驴骑人还是人骑驴、人骑自己。然后我们感觉到一种对意义施加作用的、纯粹的反意义；因为，不管怎样，无论天地，意义都被阐述为 原则 、 储藏库 、 储备物 、 起源 。作为天之原则，有人说它基本上是被遗忘的或被遮蔽的；作为地之原则，有人说它是深深被涂抹的、迂回的、错乱的。但在涂抹和遮蔽下，有人要求我们重新找到和恢复意义，或者在有人不可能充分理解的上帝中，或者在有人不可能充分探查的人中。因此，令人愉快的是如今好消息引起反响：意义从不是原则或起源，它是被生产的。意义既不是有待发现、恢复的，也不是有待再利用的，而是有待被新机制生产的。它不属于任何高度，它也不处于任何深度，而是表面的效应，与表面及其自己的维度分不开。不是因为意义缺乏深度或高度，毋宁说是高度和深度缺乏表面，缺乏意义，或者只因一种假设意义的“效应”才具有意义。我们不再自问宗教的“原始意义”是在于人类欺骗过的上帝还是在于上帝形象中被异化的人类。例如，我们并没有在尼采的著作中寻找一个颠倒或超越的先知。如果有一个作者——只要上帝之死（禁欲理想从高处跌落）对他而言被人性的虚假深度、内疚意识和愤恨所补偿就没有任何重要意义，那么这个作者的确就是尼采：他将他的发现带到别处，带进格言和诗歌中，格言和诗歌既不会使上帝也不会使人说话，它们是通过确立有效的理想游戏来生产意义、测量表面的机器。我们并没有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寻找一个有关人性深度和起源意义的探索者，而是寻找无意识机制的神奇发现者，意义通过无意识被生产，总是按照无意义被生产。 ^[3] 不是在神的共相或人的个性中，而是在这些比我们自己更属于我们的、比诸神更神圣的奇异性中，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有效性找到场所，同时具体地激活诗歌与格言、持久的变革与局部的作用，我们怎么没有感受到这一点？有什么官僚主义的东西存在于这些实为大众和诗歌的幻想机器中？只要我们一点点消失，只要我们能在表面上，只要我们像鼓一样绷紧皮肤，“伟大的政治”就足以开启。有一种空格既不是为了人也不是为了上帝；有一些奇异性既不是来自一般也不是来自个别，既不是人称的也不是全称的；所有一切都被流传、回声、事件所贯穿，而流传、回声、事件比人类从未梦想的、上帝也从未构想的东西更富意义、更自由、更有效。促使空格流传，而且促使前个体的、非人称的奇异性言说，简而言之是生产意义，这就是今日的任务。

[1] 参见塞克斯都·恩披里柯著，《反对逻辑学家》（ Adversus Logicos ），第8章，第133页。Blituri是个拟声词，它表达着像琴鸟的鸣叫声一样的声音；Skindapsos是指机器或工具。

[2] 这种区分在罗素看来符合无意义的两种形式。关于这两种形式，参见弗兰茨·克拉海（Franz Crahay）著，《数理逻辑的形式主义与无意义的问题》（ Le Formalisme logico-mathématique et le problemdunon-sens ），美文出版社，1957。在我们看来，罗素的区分要比胡塞尔在《逻辑研究》（ Recherches de logiques ）中对“无意义”与“反意义”所做的过于宽泛的区分更可取，科耶夫在《说谎者埃庇米尼得斯》（ Epiménide le menteur ，Her mann出版社，第9页及其后）中曾受启于胡塞尔的区分。

[3] 在那些与路易·阿尔都塞的主要论题一致的片段中，J P·奥兹耶（J.-P.Osier）提出了下述区分：区分意义对其而言是有待在多少有点儿迷失的起源中重新找到的那些人（不管这种起源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是本体论的还是人类学的）与起源对其而言是无意义、意义总是作为认识论的表面效应被生产的那些人。在将这个标准应用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时，J -P·奥兹耶认为解释问题绝不在于从“派生”转到“原始”，而在于理解意义在两个系列上的生产机制：意义总是“效应”。参见费尔巴哈的《基督教本质》（ L'Essence du christianisme ，éd.Maspéro，1968）的序言，尤其是第15-19页。 lmnXd8/Igpb1nKmdV8sS/ZAtMiTpWa9nKgDYu5eaIpME1pihBSbtcySAuojlaO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