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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登位的皇帝和他死去的哥哥年纪差不多，仅有十八岁。但从个性到智商，李昂都要比他哥哥高出一截，两相对照来看，唐敬宗李湛只是个顽童而已。
李昂的成熟与他的生活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要知道，与说什么就是什么，无人敢强加干涉的皇帝哥哥不同，作为王爷李昂虽说衣食无忧，但可不敢为所欲为。相反，他要谨言慎行，低调做人，这样才能给自己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安安生生过好自己的日子。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李昂，懂得隐忍和妥协，是个明白人。
正是因为明白事理，李昂到底没有成为一个毫无追求、整天吃喝玩乐的败家子，也没有成为一个无欲无求的佛系王爷。他会思考国事，分析时局，更会感到无力，连声叹息——特别是当他听到老哥的荒唐举动时。
好在那些都已经是过去了。
坐在皇位上的李昂不自觉地点了点头。
现在是时候了。是时候弥补父亲和哥哥犯下的错误，让一切恢复正常了。
李昂一即位就身体力行地实践了两个词，一个叫“励精求治”，另一个叫“去奢从俭”。当然，这些都是从小事开始着手的，比如下诏将三千名宫女放回民间，释放五坊的猎鹰猎犬，裁减教坊、翰林等机构的冗员，把一应奢侈品撤掉，恢复敬宗破坏掉的早朝制度，等等。
虽说都是皇帝力所能及的小事，不足挂齿，可朝廷上下却感到十分欣慰。他们终于等到了一个可以克制自己欲望，看起来能做大事的天子。
假以时日，这个少年或许可以成为又一个中兴之主，还天下以太平。
可上天似乎没有让李昂慢慢磨炼的打算，他一上来就给李昂安排了一个大考验。
这个考验来自河朔。
太和元年时期的河朔已然今非昔比，不复元和年间的恭顺。一心效忠朝廷的田弘正死在了下属发动的兵变中，其子田布也被骄兵悍将逼得自杀，朝廷制衡河朔三镇的战略支点就此崩塌。河北从此再度回归了武装割据的状态。这一次，给李昂和朝廷出难题的，不是传统的三镇势力，而是河北境内的一个新藩镇——横海镇。
横海镇又名沧景镇，因为其治所在沧州，且主要领有景州（偶尔领有德、棣二州），故名。此镇当时的实际掌控者叫作李同捷，是前任节度使李全略的儿子，他在老爹死后单方面宣布自己是留后，并以重金贿赂邻道，希望获得周围藩镇的支持，继承父位。
那个时候正值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李湛虽然不大管事，但朝廷里却不缺明白人，知道李同捷的用心，因而一直不发诏令予以承认，后来赶上朝中又发生了皇帝被害的惊天大案，自然更加无暇北顾，于是这么一拖，事情就留到了李昂这个新皇帝这里。
太和元年（827年）三月，李同捷派掌书记崔从长奉表来到长安，并送上了给新皇帝的两个特殊的礼物——自己的弟弟李同志和李同巽。
李同捷此举的用意很明显，就差直接在奏表上写出一句“我愿意用两个弟弟入朝为质作为条件，换取朝廷的正式任命”之类的话了。
对于李昂来说，答案并不是给出个“行”或“不行”那么简单。无论他同意或是否定，都有可能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同意了，可能会首开恶例，让其他藩镇争相效法，进一步降低朝廷的威信；不同意的话，无疑将会引发一场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
怎么办才好呢？
经过思考，皇帝决定满足李同捷做节度使的愿望，不过却是部分满足。因为在下达给李同捷的诏令中，李昂是把李同捷调任为兖海节度使的，至于他原有的职务，将由天平节度使乌重胤担任。
不得不说，这着实是一着妙棋。因为乌重胤不但是忠于朝廷的宿将，更在九年之前担任过横海节度使一职。换句话说，他是熟门熟路，有群众基础的，因而有乌重胤前来坐镇，想必横海军的士兵们不敢闹事。
看完诏书，李同捷怒了。不仅是因为空欢喜一场，还因为他感觉到自己被一个乳臭未干的皇帝给耍了。
如果就此老老实实地去兖州上任，老子今后还怎么在节度使的圈子里混？！
不过李同捷不打算一上来就背上反贼的名号，毕竟藩镇们虽然各行其是，俨然都是独立王国，但至今谁也不敢公然否定朝廷。既然没人愿意蹚雷，李同捷自然同样不愿做出头鸟，所以他上奏朝廷，称被军中将士强行留下，致使无法动身。
这一招早就被无数节度使用烂了，至今已觉不新鲜，可不等朝廷表态，就有人主动跳了出来，表示愿意统领本部兵，讨伐李同捷。
请缨的人，是武宁节度使王智兴。
这位仁兄当年曾以一己之力突破重围，进京求援，解了李纳对于徐州的包围，元和年间又在讨伐李师道的作战中屡立战功，算得上是一员猛将，对付李同捷估计没啥问题。唯一的问题只在于这位王智兴同志节度使的位子同样来路不正，是趁平叛班师回来之际，驱逐原节度使抢来的。最终朝廷是因无力征讨，才顺水推舟，予以认可。所以朝中有很多人都对王智兴的动机产生了怀疑，疑心他与李同捷暗中做了交易，会伺机搞小动作，破坏朝廷的北征行动。
然而李昂选择了相信王智兴，经过皇帝陛下的亲自批准，王智兴带着他的三万部队和五个月的粮草出发了。他将用实际行动报答皇帝对自己的信任。
既然决定了开战，就不怕全线出击。
太和元年（827年）八月，朝廷下旨命乌重胤会同王智兴与平卢节度使康志睦、魏博节度使史宪诚、卢龙节度使李载义、义成节度使李听、义武节度使张播所部，一起出兵。
细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个安排别有奥妙，乌重胤、李听（名将李晟之子、李愬之弟）、康志睦（康日知之子，神策军出身）对于朝廷而言都是自己人，不必担心出问题，张播虽是河朔系的节度使，算不上朝廷的铁杆，可平素恭顺，问题不大，剩下的两个则和王智兴一样多多少少都有前科。比如李载义是杀了前任朱延嗣（朱滔的玄孙）上位的，史宪诚则是昔日鼓动部队逼死田布的罪魁祸首。所以这两位在朝廷眼中是需要重点监控的对象。
七路讨伐大军实际上形成了三派，既给了表示要效忠朝廷的藩镇立功表现的机会，又对可能跟着闹事的藩镇进行了管控，有拉拢也有防备，看得出是着实费了不少心思。
可七路大军开赴战场不久，这个朝廷精心设计的平衡体系就崩溃了，因为一个人的死去。
太和元年（827年）十一月，一路凯歌的天平、横海节度使乌重胤在行军途中不幸病倒，经抢救无效逝世。
乌重胤的逝世对于征讨军而言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因为乌重胤是七位节度使中资格最老、作战经验最为丰富，也是朝廷最为信任的一个，可以说，他基本上就是讨伐军实际上的统帅。现在战事刚刚开始，大军尚未取得关键性的胜利，却突然失去了统帅级别的人物，前线顿时陷入了僵持。
乌重胤的位置空出来了，谁来代替他呢？这着实是个问题，而且亟待解决。
在这一问题上，朝廷很快给出了回复，而这一回复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不是李听，不是康志睦，更不是张播，是王智兴。不仅如此，朝廷还应王智兴的建议，让保义节度使李寰接替了乌重胤空下来的横海节度使的职务。
朝廷如此给面子，这也的确出乎了王智兴的意料。当然，更出乎意料的，是接下来的一个任命。
这年年底，沧德行营招抚使（相当于前线总指挥）王智兴接到通知，他被任命为同平章事，这意味着，从今往后，他也是使相了。
我们前面介绍过，使相是基本不行使宰相的权力的，仅是个头衔，但却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是节度使除了郡王爵位之外所能想到的最高荣誉。
王智兴自告奋勇出征的初心是想趁机扩大自己的地盘，还是想在军中从中作梗，这些都已经不再重要了。在成为使相之后，王智兴的念头只剩下了一个：平定横海。
太和二年（828年）三月，王智兴领兵猛攻棣州（今山东省惠民县），放火接连焚烧了棣州城的三座城门。随即指挥所部将城池重重包围，日夜攻打。
王智兴能拼到这种程度，李同捷做梦也没有想到。但他并不慌张。毕竟棣州城城池坚固，就算是王智兴没个一年半载也难以得手，只要在此期间瓦解其他几路兵马的攻势，让武宁军成为一路孤军，棣州之围自然可解。
李同捷力克其他六路的自信，不仅源于横海军本身的过硬实力，更在于他同河北临藩的亲密关系。
早在朝廷下令发兵之时，李同捷就派出儿子与弟弟分别带上珍宝和美女前往河朔三镇处搞公关。三镇之中，除了自称为李承乾后人的李载义把李同捷的侄子与贿赂一起打包送交朝廷外，剩下的两家都接受了。
这也难免，魏博的史宪诚和李同捷家是亲家关系，双方早就定下了互相周全之约，因而魏博虽然奉旨出兵，但是雷声大雨点小，只出工不出力，甚至还暗中向横海供应粮草。
成德节度使王廷凑（《资治通鉴》写作王庭凑）就更厉害了，不但坚持给李同捷送去了大量食盐和粮食，还偷偷向横海派去了增援部队，直接参战了。
有两大强藩鼎力支持，李同捷的确很难有悲观的理由。
不过没过多久，他就得到了一个如同晴天霹雳般的消息：魏博军出动了两万五千人马来打德州了。
这不是装样子，而是真打，因为李同捷很快从德州传来的军报中证实了这一消息。
李同捷挠破了脑袋也想不通，史宪诚是在搞什么把戏，何以两面三刀，出尔反尔？
李同捷真的是错怪史大帅了，其实史宪诚始终是站在李同捷这一边的，他之所以会发兵来打德州，倒还不是迫于朝廷的压力。真正让他决心出兵的，是他的儿子、副大使史唐。
史宪诚是个完全不把皇帝和朝廷放在眼里的军阀，可他的儿子史唐却是个心怀朝廷的人。于是在儿子的哭泣苦劝下，史宪诚只好同意发兵，让儿子和都知兵马使亓志绍协助朝廷。
就在魏博突生变故之际，成德那边也出事了。王廷凑暗中支持横海叛军的行径暴露了，皇帝闻讯大怒，遂下诏公开王廷凑的罪行，并传令给成德镇相邻的各道让他们严加戒备，盯紧王廷凑。
为免引火上身，王廷凑暂时有所收敛，减少了对于横海军的援助。
趁着横海军士气衰落的大好时机，王智兴发起了会心一击，终于攻克了棣州。
捷报传来，朝廷大喜。
欣喜之余，皇帝陛下下令免去王廷凑的一切官爵，各军开始讨伐成德镇。
在王智兴攻下棣州后，战争的局势似乎完全倒向了朝廷一方。
当年十月，魏博军击败横海兵于平原，并乘胜攻下城池。
十一月，易定节度使柳公济拿下横海镇的坚固寨，随即又在寨东再败敌军。
十二月，武宁兵马使李君谋率军渡过马颖河，攻克了无棣。
此时此刻，各路唐军一起从四面八方向横海、成德进军，不但让李同捷濒临崩溃，且让王廷凑也感到有些吃不消了。
于是，王廷凑想到了一个办法。
王廷凑的办法是这样的：派人找到魏博军的统兵大将亓志绍，说你别打我了，这样进步太慢，不如趁大军在手，魏州无备，去杀史宪诚父子取魏博，那你就是魏博之主。
这个法子看起来很低端，成功的可能性基本是零，可事实却是，亓志绍真的被说服了，抄家伙就带兵奔魏州去了。
亓志绍这一倒戈真的是很突然，无论是前线诸部还是史宪诚都没来得及做出反应，眼睁睁地看着亓志绍撤出战斗，一路打回魏博。
最先对亓志绍的叛乱采取措施的，是千里之外的朝廷。
实践证明，对魏博军采取监控是必要且有效的。
十二月二十六日，朝廷便迅速做出决定，派遣谏议大夫柏耆赶赴魏博安抚部队，谨防叛乱规模扩大，同时朝廷紧急调派义成镇和河阳镇的军队前往平叛。
魏博军到底是以骑兵为主，仅仅过了几天，亓志绍已经领兵进驻永济（今山东省冠县北）。史宪诚闻讯大惊，赶忙向朝廷告急求救。朝廷不敢怠慢，当即指示义成节度使李听统领沧州行营诸军加入到讨伐叛军的战斗序列。
太和三年（829年）正月，亓志绍的叛军突然在贝州（今河北省清河县）出现，继而劫掠了贝州城。而在这次劫掠中，出现了成德军的身影。
形势比预想还要严重，看来亓志绍已经同成德军联手！朝廷剿灭叛军的难度无疑大大增加了，而这两股势力的结合，也势必严重威胁到横海前线部队的后方。
就在贝州被叛军劫掠的同时，齐州（今山东省济南市）也出事了。原本驻扎在齐州的三千义成军在移防禹城（今山东省禹城市）的途中突然哗变，变为叛军，开始沿路抢劫。
事情发展到这个份儿上，已经成了一团乱麻。于是朝廷决定，快刀斩乱麻。
朝廷祭出的第一把刀，是李祐。
这个李祐就是当年辅佐李愬冒雪下蔡州，一举荡平淮西的那位。他此时的身份是横海节度使，具体负责山东半岛上的战事，换句话说，那三千义成叛军是在他的管辖范围内闹事。所以不等朝廷下正式文件，李祐就行动了起来。在他的统一调配下，分兵几路在半岛上抢掠的叛军被干净利落地收拾了。
山东半岛地面上的破事儿就此结了。朝廷立刻将目光投向魏博。
此时李听同史唐已经合兵一处，在二人的通力合作下，唐军击破了亓志绍。不过，亓志绍并没有被消灭，战后他率领着五千残兵一路开往镇州，投奔王廷凑去也。
虽然没能全歼敌人，拿住亓志绍千刀万剐，但此战基本上彻底摧毁了叛军，不久之后，亓志绍就在王廷凑的安排下率领手下的一万五千人向昭义镇投降。亓志绍之乱就此结束。
打一个李同捷却搞出这么多事儿来，这是朝廷没有想到的。当然了，战争并不能就此结束，但却需要尽快结束，于是平定横海的重任就被交到了李祐的手上。
当时，黄河南北各藩镇的平叛军队很有点当年淮西战场上的风采，喜欢浮夸，明明是追斩了几个落单敌军的小胜，都敢吹成大破敌人的大捷，那真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不敢说。当然，这些兵将吹牛并非纯粹为了吹而吹，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以此向朝廷讨赏钱。这其中的猫腻，朝廷未必不知道，只是即便知道了，也不便说破。毕竟要打横海，必须得靠这帮大爷。所以朝廷方面不得不竭力应对，大把花钱。
这也就是为什么打来打去，敌人越打越多，局势越来越恶化的重要原因。
现在李祐来了，情况跟着改变了。
说起来，这么些个玩法，都是早先淮西那边玩剩下的了，遇到李祐这种见过世面的，自然玩不下去了。而且在到任后的几次全军讲话中，李祐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好好打仗，别耍滑头，不然老子有法儿治你！
在李祐的威慑下，士兵们很快达成了共识——还是好好打仗为好。
于是太和三年（829年）二月，李祐率领各道平叛军队主动向李同捷发起猛攻。唐军突然又猛了起来，这是横海叛军没有料到的，措手不及之下，叛军败退，唐军则在李祐的指挥下乘胜向德州（今山东省陵县）发起进攻。
四月十九日，李祐攻破了德州。与此同时，卢龙的李载义也挥军攻下了沧州的外城。
穷途末路，真正的穷途末路了。万般无奈之下，李同捷派人给李祐捎去了一封信，大致内容是想通了，请求投降。
李祐一边将李同捷的请降信送交给朝廷，一边部署受降事宜。
几天后，李祐派出的大将万洪率军进入沧州，从李同捷手中接管了沧州防务。按说事情到这里就算圆满了结了。可时任德州行营诸军计会使的柏耆就是不相信李同捷是真投降。于是他擅自率领几百名骑兵突然闯入沧州城，先找了个借口杀了万洪，然后将李同捷及其家眷全部抓了起来，押往京师。
行至将陵（今山东省陵县以北），又因为听人传言王廷凑打算发兵拦截，柏先生干脆又擅行了一把，在半道上杀死了李同捷，只将他的首级送往长安。
无论怎么看，这个柏耆的所作所为都有些过界了，但是朝廷并没有处罚他，因为大家顾不上，朝廷上下都处于一片欢欣鼓舞之中。
三年零两个月啊，李同捷终于被荡平了，不容易啊！
是啊，的确不容易，所以更要治柏耆的罪。因为这厮太不地道，二话不说就带人抢走了李同捷，夺了众将之功。所以将领们很是愤慨，回来后便争相上表弹劾柏耆，反映问题，要求朝廷给出一个说法。
李昂考虑了一番，最终给出了一个说法：贬柏耆为循州司户，贬其副手判官杜亚为南康县尉。
但是李昂很快改变了想法，因为他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原本患病的李祐在听说柏耆擅杀万洪后，病情急剧恶化，终至不治，死于军中。
皇帝陛下愤怒了，他决意让柏耆先生为李祐偿命。
六月二十五日，李昂下令将柏耆赐死。柏耆终于为自己的作威作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李同捷虽然平定了，但李祐等能征惯战的将军已死，朝廷的财力也几近枯竭，再也无力乘胜再战，消灭成德的王廷凑了。于是皇帝陛下下令，命成德四面行营各回本道休息，但同时要求各道严加戒备，严禁与王廷凑往来。除非王廷凑有心归顺朝廷，需要邻道帮忙替他递送奏表，才可以接受。
得知这一命令，王廷凑愁眉不展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意，他知道这是朝廷在给彼此一个台阶下。
要说这王廷凑不愧是做节度使的人，反应比普通人快得多，一上来就心领神会，赶忙派人给邻居的河东节度使李程写信，让他帮忙递奏表向朝廷请罪，并表示愿意把景州交给朝廷管理（当时暂时为成德军所占据）。
过了几天，他又上奏称亓志绍已经自缢身亡了（个人以为，被干掉的可能性更大些）。
王廷凑如此上道，可以说是非常难得了。于是在又晾了他两个多月后，皇帝终于下诏赦免了王廷凑及其部下将士，恢复了他们的官爵。
成德暂时驯服了。接着是魏博。
李同捷快被朝廷收拾掉时，史宪诚万分恐惧，而他的儿子趁机劝他入朝，所以当年三月史宪诚就派儿子史唐奉表入朝，大致意思是愿奉皇命，接受指挥。
既然人家主动提出了要求，那就不必不好意思了。
于是，朝廷下旨加封史宪诚为侍中，调他出任河中节度使。魏博节度使的位子，由李听兼任。
此外，为了安抚史宪诚和魏博军民（当然，也可以说是弱化魏博），朝廷同时下令分相、卫、澶三州为一新军镇，以史唐（此时改名为史孝章）为首任节度使。
六月二十五日，朝廷派来的中使抵达了魏州，传达了要将史宪诚调离魏州的命令，与此同时，新任的节度使李听也统领大军从贝州前线撤到了馆陶（今河北省馆陶县），做好了交接的准备。
一切只待史宪诚离开魏州，李听入城接管了。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魏博镇发生了兵变。
兵变的原因很简单——魏博军的大兵们不爽了。不爽的原因不是老领导史宪诚要走，也不是继任者是李听，而是因为史宪诚离职前打算把魏博仓库内的金银财宝一道打包，通通带到河中去。
魏博老百姓的血汗钱，你凭啥拿走？！
于是魏博军民闻讯怒了。在愤怒的驱使下，彪悍的魏博人杀进了府衙，杀死了史宪诚，而后一致拥立衙内都知兵马使何进滔为魏博留后。
李听是在六月二十七日，即事发后的第二天才得到魏博内乱的消息的，当他率军赶到魏州城下时，发现城门紧锁，且城里的人完全不认圣旨和他这个节度使，只认他们自己推选出来的何进滔。
李听是一个还不错的将领，但是和他兄弟李愬比起来还有很大的差距。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临阵决断的能力。
吃了闭门羹后，李听只等着朝廷出面解决，完全没有临机应变对魏州施压，结果几天后他就遭到了城内魏博军的突袭，大败而逃。如果不是昭义镇出兵相救，他本人估计也难逃一死。
经过这场变故，想要收复魏博是彻底没戏了。
八月五日，朝廷迫于形势，下诏承认何进滔为魏博节度使，并把相州、澶州、卫州三州之地还给了魏博。
朝廷对藩镇的战争终于到此结束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海内升平，上下和谐，因为另一场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这场战争不在地方，而在朝堂，是一场看不到硝烟的战争，但却比明刀明枪的大战更为惨烈，更有破坏力，因为这是一次朝臣之间的团伙级死斗，甚至在历史上还有着一个专有名词——牛李党争。
经过长达三年的历练，李昂渐渐意识到，对于他再现太平的梦想而言，真正的敌人，不是朝中反对自己的大臣，不是背后掣肘的权监，甚至不是河朔为首的强藩。
敌人其实一直以来只有一个，那就是时间。
因为时间过得太快，所以让朝廷还未来得及品尝战争胜利的喜悦，就获悉了魏博兵败、功败垂成的消息。
因为时间过得太快，所以让他同李愬、李光颜这些名将失之交臂，致使没有一员可信用的大将，来扫荡不臣。
因为时间过得太快，所以让中兴名臣裴度变得垂垂老矣，无力主政，更让自己最为信任的心腹宰相韦处厚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空有治国平天下的大志，身边却无人可用，这恐怕是最让想有一番作为的皇帝尴尬的一件事了。而这么长时间以来，除了宪宗皇帝留下来的裴度，李昂痛苦地发现，他居然没有遇上一个能够辅佐自己的能人。
这是时间在捉弄朕吗？为何令所有良相名将都完美地避开了自己主政的时间段？难道自己真的是生不逢时？
李昂非常苦闷。终于有一天，他对于上位后碌碌无为的新宰相路隋完全失望了。于是皇帝陛下特意请来了已经六十七岁的裴度，请他为自己在群臣之中物色一位可担得起大事的宰相人选。
裴度想了一下，答应了下来。
事实证明，裴度的确是靠得住的，虽说年纪大了一点，办事速度打了折扣，但他终究还是圆满完成了领导交给他的任务。
太和三年（829年）八月，裴度向皇帝强力推荐了他考察出的那个可用之人——浙西观察使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饶，赵郡人，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生人。乃元和年间名相李吉甫先生的次子。不过他在历史上的知名度可要比他老爹大得多，因为他不仅达到了老爹李吉甫同样的高度，而且获得了连他父亲都没能获得的超高评价。比如在他生活的同时代，有个诗人不吝美言，称誉他为“万古良相”；又如在一千三百多年后，还有个大学者奉他为中国六大政治家之一，至于与他并列的五位，也都是令人如雷贯耳，不服不行的重量级人物。
谁呢？
春秋的管仲，战国的商鞅，三国的诸葛亮，宋朝的王安石以及明朝的张居正。
这几个人但凡上过学的，都耳熟能详，属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超级名人。说实话比李德裕的名头响得多，而在这位大学者心目中，李德裕堪与这五人并驾齐驱，足以见得他对李德裕能力的认可。
顺便一提，这位大学者也是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咖，他的名字叫作梁启超。而那位同时代的诗人，则是李商隐。
和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大人物一样，李德裕据说也是自幼便胸怀大志，且非常勤奋好学的人。不过与同龄人不同，李德裕苦心攻读的书目并非诗书经卷，而是史书，在这其中，他又尤精《汉书》和《左氏春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本书对李德裕个人性格的塑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在意识层面上决定了他后来的许多作为。当然了，最一开始李德裕本人应该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只知道，自己读书是非功利性的，因为他并不打算靠读书去参加科举，谋得一官半职（事实上，他也完全不必那么费事）。
所以，每每看到那些聚在一起交换读书心得，猜测科举题目，力求发现出题规律与路数的应试者，李德裕的脸上就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笑容。那是一种极其轻蔑的冷笑。
他瞧他们不起。
当然了，现在尚无证据表明，这是因为李德裕高贵的出身所致，还是读《左氏春秋》过于入迷所致的副作用（同样爱读《春秋》的关羽同志据说也是不大喜欢读书人的）。反正最终的结果是，李德裕没有去参加科举，而是到了年龄后，直接以门荫的方式入仕。不过对于这个选择，多年之后的李德裕深感遗憾。
李德裕人生中的第一个职务是校书郎，这是一个抄抄写写的官，没啥技术含量。李吉甫先生则是一个比较正派的人，不搞任人唯亲，特别是当了宰相后，对于这方面格外重视。因此为了避嫌，李德裕不能在中央部门工作了，就被派到了下面，去各个藩镇幕府里担任从事，辗转于各节度使麾下。直到元和十一年，张弘靖罢相，出镇河东，李德裕被召到太原，担任掌书记，这种漂泊天下的生活才正式宣告结束。
在很多人看来，李德裕这几年的光阴在四处奔走中白白浪费掉了。但在我看来，并非如此。如果没有这几年的各藩游历，李德裕估计很难会对自己父亲内心的那个秘密产生共鸣感，当然更不会在那个时候做出那样的决策。
跟着张弘靖工作可以说是李吉甫仕途上的一大转折点。他先在张弘靖手下由大理评事做到了殿中侍御史，三年后又随同张弘靖一起回到了长安。
此时李吉甫已经去世五年之久了，李德裕再也不用避嫌了。于是他就此留在了长安，并进了御史台，出任监察御史一职。
第二年正月，唐穆宗就继位了。这位仁兄虽然不务正业，但却有一颗崇拜建功立业者的心，早在他还在当太子的时候就听说过李吉甫的大名，因此当他在朝臣中见到李德裕，便特别重视，召入了翰林院充作学士，着力培养。所以那两年皇帝的诏书大多为李德裕起草。
所谓背靠大树好乘凉，在唐穆宗的关照下，李德裕一路高升，不出两年便做到了御史中丞。紧接着，他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政敌——李逢吉。
当时李逢吉刚刚当上宰相不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更好地把持朝政，他本打算引荐个自己人入相做搭档，然而这个半路杀出的李德裕却打乱了李逢吉的部署。于是，为免李德裕破坏自己的好事，李逢吉通过一番运作将本有希望拜相的李德裕运作到了地方，外放为浙西观察使。而李逢吉就此如愿以偿了。
不得不说，这个世界确实很小，因为那位李德裕的竞争者的名字叫作牛僧孺。
李德裕到任浙西后，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不过出于李逢吉的缘故，他始终得不到任何升迁的机会，更谈不上回朝了。
这一待又是若干年，直到李昂即位，李逢吉下台，李德裕才被加授为检校礼部尚书，重新进入朝廷的视野范围内。
太和三年（829年），身在浙西家中的李德裕接到了职务调整通知，得知自己被召拜为兵部侍郎。而刚到长安不久，他又从朝中的友人处获悉，裴度在皇帝面前极力推荐自己，自己大有希望登上宰相之位。
李德裕先生虽说对官位什么的没有那样迫切的需求，但当他得知这一消息时，依旧难掩兴奋。因为这一年他只有四十二岁，如果真的拜相成功，那么他将第一次真正超越自己的父亲（李吉甫是四十九岁那年当上的宰相）。
然而之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李德裕最终没有接到进政事堂办公的通知，而是连朝廷里都待不下去了，被出为郑滑节度使，再次礼送出了长安。
名相倡议，皇帝点头，原本板上钉钉的事，怎么就黄了呢？吏部是吃了豹子胆，敢不执行？
确实敢。他们没有按照皇帝的意思来，是因为他们实在不敢抗命，所以他们执行了另一个人的命令。
这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吏部官员们看来，这个人比皇帝厉害。
因为连当时的皇帝，都是这位仁兄一手拥立的。
此人就是已然一人兼掌军、政二权的太监中的无冕之王，王守澄。
不过他并不是有意找李德裕麻烦的，他老人家只是简单的收钱办事而已。
那个有心要整李德裕的人，叫作李宗闵，也即取代李德裕成为新任宰相的人。
李宗闵，字损之，大唐宗室郑王李元懿（李渊第十三子）之后人，贞元二十一年进士，元和四年制举贤良方正科登第者。
他之所以抢了李德裕的工作，还把对方排挤出了朝廷，是为了报私仇，八年前的私仇。
八年前（唐穆宗长庆元年）。
礼部侍郎钱徽作为主管，右补阙杨汝士为考官，牵头完成了这届科举考试的所有工作。
从监考到阅卷，再到选拔、排名、出榜，一切都十分顺利，没有出现任何差池。
但放榜几天后，出事了。
宰相段文昌在皇帝面前弹劾钱徽，罪名是操纵考试。
按照段宰相的说法，此次登第的新进士苏巢、杨殷士、裴撰等都是关系户，是走后门才上榜的，而这场考试十分之黑暗，背后存在着复杂的利益交换。
唐穆宗听说了，非常震惊。派人一查，果然，段文昌点名的那三位来头都不小。
苏巢是时任中书舍人李宗闵的女婿，杨殷士是考官杨汝士的亲弟弟，而那个裴撰来头最大，他是宰相裴度的公子。
事关几位新科进士的前途以及多位朝中大员的清誉，皇帝认为不可过于武断，于是他找来了自己的智囊团——翰林院学士来讨论案情。
当时的翰林院中最为出类拔萃的，公认是三个人（时称“三俊”），李德裕是其中之一。剩下的两位我们也耳熟能详，一个是白居易的死党，写出了名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元稹，另一个则是留下了儿童启蒙必背绝句《悯农》的李绅。
所以唐穆宗找翰林学士商议，具体说来就是找他们三个。
出乎意料的是，这三位的看法完全一致，他们都认为段文昌所揭发的科举舞弊是实情。而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他们给皇帝出了一个最简单、最有效的验证方式：再考一次。
复试的结果让皇帝陛下极为愤怒，榜上有名的十四位进士中，仅有四人合格，居然还是勉强及格。
于是什么情况已经很明显了。盛怒之下的皇帝当廷宣判：
礼部侍郎钱徽，涉嫌合谋作弊，虽查无实据，但失察之责难逃，故而贬为江州刺史；
右补阙杨汝士，有重大舞弊嫌疑，贬为开江令；
中书舍人李宗闵，涉嫌操纵科举考试，贬为剑州刺史；
涉事考生全部废除所得成绩，并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罚。
案子就这样结了，违纪人员都因此被贬官，科举考试的公正性和公平性再次得到了捍卫，一切看似很合理。
然而在被贬的李宗闵看来，却并非如此，因为案子远比看上去复杂得多。
因为据他了解，考试前，去找钱徽拉关系，想要做手脚的不是别人，正是段文昌和李绅！
酷爱图书古画的段文昌是收了刑部侍郎杨凭的家藏名贵书画，来替杨凭之子杨浑之疏通关系的；李绅也受人所托，想要走钱徽的门路，令一个名为周汉宾的举子一举中第。
可是最终的结果是，杨浑之、周汉宾全部名落孙山。段文昌和李绅因此大怒，决意报复，这才有了后面的这些事儿。
其实当时在定案前，李宗闵和杨汝士曾希望钱徽把段文昌、李绅给他的相关私人信件呈送上去，以求翻案。
谁知，钱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还说了一句很让大家费解的话：如果无愧于心，得和失就没有什么两样。做人要修身养性，谨言慎行，怎么可以拿私人书信去为自己做证呢？
于是那些信件被钱徽吩咐家里人烧毁了，这场科举舞弊案也就此成为铁案。
相信大家看了这段记载，会和我一样，不但没弄明白事情的真相，反而感到越来越糊涂了。
让人感到如坠云里雾里的问题至少有三个：一、这次的考试中是否真的存在营私舞弊的现象。二、钱徽是否参与了作弊，如果是，他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如果不是，他又为何不愿自证清白。三、李德裕本来可以置身事外，为何要参与其中，一口咬定钱徽有问题。
要找到以上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回到史书的记录中，寻找到所有的蛛丝马迹，并将它们串联起来，尽量实现还原。
经过本人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我相信自己找到了大部分问题的答案，当然，只是我的答案。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答案很简单：必有。
这个结论不难得出来，毕竟在皇帝亲自组织进行的复试中有将近四分之三的上榜者都扑街了，如此之高的复试淘汰率真实地证明了，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顺便一提，当时负责复试出题的，是两个人，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
以白居易先生的性格，他是很难被收买的，所以复试本身应该没有问题。
第二个问题，相信是最让人晕头转向的。说实话，也的确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不过综合相关人士的材料，我们不难得出一个推论。我个人的推测是，钱徽本人没有参加作弊，但他很有可能知情。以他的性格，没有严词拒绝或想办法阻止，并在事后自甘受罚，不愿牵扯更多人，只能说明这次科举舞弊背后牵涉的势力对钱徽而言是不可抗力，让他只能接受所有现实，而不敢声张多嘴。
事实证明，钱徽做了哑巴，但没有吃亏。因为在他的传记里，在命子弟烧掉信后，有这么一句“人士称徽长者”。
如此配合，惩罚自然也是走个过场，于是“徽明年迁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分分钟触底反弹，重回人生高峰了，最后则是一直做到了吏部尚书退休，仕途上可谓一帆风顺。对于一个有着舞弊前科的人，能有这样一个结局，基本上算是个奇迹（运气奇好）。可我在历史上很少见到真正的好运和奇迹。于是，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他得到了帮助。
可惜的是，帮助他的这个人或这股势力到底是哪个，很遗憾，我没能查出来。所以只能算是个推论，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现在终于到了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李德裕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留在最后，是因为它既十分之简单，又非常之复杂。
简单说来，李德裕也是为了报仇。虽然实际上，他和钱徽没有啥交集，也不像元稹同李宗闵那样有着仕途上的竞争关系，之所以义无反顾插上一脚，只是为了给另一个人出口恶气。
这个人就是李德裕他爹李吉甫，而要把这里面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就会复杂一些了，因为这又涉及十三年前的一桩往事。有意思的是，这事儿也和科举考试有关。
十三年前（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的那个春天，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进士李宗闵来到京城，参加了朝廷举行的“贤良方正”制举考试。
这场考试对于李宗闵十分重要。如果他能够在这次人才选拔中脱颖而出，那么当时仅是一个芝麻绿豆官（华州参军）的他将很快飞黄腾达，成为政坛上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所以，为了达到这一效果，就要引起主考官和天子的注意，答题时尺度一定要够大，要切中时弊，语不惊人死不休！
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的确非常好。主考官杨于陵和韦贯之表示非常欣赏，大笔一挥就把李宗闵列为了甲等。
由于李宗闵的这篇文章写得实在太好，好到宪宗皇帝看过也赞赏不已，于是这张卷子就被皇帝陛下交给了当时的宰相，也就是李德裕的爸爸李吉甫先生。
读优秀考生的佳作对于李吉甫而言，已经是历年来的家常便饭，他漫不经心地收下这份卷子，打道回府。
当天晚上，他拿出了这份试卷，只简单扫了一眼，就立刻目瞪口呆，继而拍案而起，拔剑四顾！
因为这张卷子从头到尾都在辛辣地抨击朝政，几乎可以说把朝廷当时施行的种种大政方针都贬得一无是处，讲得很是大胆。
是的，很是大胆！
这明摆着是当众在扇老子的大耳刮子嘛！
把朝政说得如此不堪，无异在说李吉甫这个宰相不够格，没水平。
要是就此忍气吞声，不做回击，这个帽子李吉甫恐怕就戴定了。
那么今后他不但将威严扫地无法继续统领百官，还将沦为天下人的笑柄，无颜在朝堂上立足。
所以李吉甫急了，这很正常，你看你也急。
恼羞成怒之下，李德裕决定豁出去名声不要了，办了那些敢来砸场子的人。
相信你已经注意到了，这里用的不是单数的那个，而是那些。因为想到用大胆犀利的言辞来吸引考官眼球的这个点子的，不仅有李宗闵一个人，还有他当年的同榜进士同学，牛僧孺和皇甫湜。
李吉甫反击翻案的方式，具体说来，是立即向皇帝告状。当然了，他提出的罪名不是公开诽谤朝廷高官，妄言国事，说到底，大唐是个高度言论自由的国家，这么说根本无济于事，所以李吉甫找到了一个更为充分且合理的理由：考试舞弊。
根据李吉甫的举报，本次策试的主考官之一、翰林学士王涯是皇甫湜的舅舅，而正是此人一手策划了这场针对自己的恶毒攻击。因此李吉甫向皇帝哭诉，请求朝廷为他主持公道，严惩这些心怀不轨的宵小之徒。
李纯支持了他的宰相，命令将王涯等几个考官降职调任外地，至于皇甫湜、李宗闵、牛僧孺等三人虽然保住了功名和职务，但上了吏部的黑名单，直到李吉甫死后，才得到出头升迁的机会。
当然了，李吉甫本人也因为打压了这几个敢于仗义执言的年轻人而名誉受损，后来他主动辞去宰相职务与此次事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元和三年的这次科举纠纷看似也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烂账。它让李宗闵、牛僧孺同李吉甫、李德裕父子就此结下了梁子，从而开启了长达数十年，贯穿六朝的牛李党争，造成了朝廷内部的严重内耗，并毁掉了无数精英贤才的一生（李商隐、杜牧），可谓亲者痛，仇者快。
话这么说没有错，但要看时间点。我觉得，这个说法，如果放在元和三年是不太符合事实的。因为在那场科举风波中是有真正的胜利者的，那个胜利者不是李吉甫，而是另一个人——李纯。
其实王涯有没有设计攻击李吉甫，李吉甫是否言过其实，李纯未必不知道，他之所以看破不说破，还配合着推波助澜，是因为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时的李纯刚刚坐上皇位，朝廷百废待兴，在他看来，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敲打一下李宰相，给他一点压力，让他老实干活儿，把活儿干好。
而李宗闵、牛僧孺等人也很不错，眼光敏锐，敢于直言，算是人才，只不过毕竟年轻气盛，锋芒毕露，所以现在还不能重用他们，要压制一下，再在基层磨炼几年，将来才能够成大器，担重担。
至于这两拨人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不过是轻微的副作用，李纯甚至乐见其成，因为中国的驭人之术向来如此，让下面的人斗起来，上面的领导才好进行领导。
朝中耆宿李吉甫也好，政界新秀李宗闵也罢，唐宪宗认定，这些人将永远听从他的调遣，不敢在他的手下闹事。
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因为他虽然被人叫万岁，却不可能真的万岁，而这些年轻人的成长却是很快的，当唐宪宗离开这个世界后，留下来的，是几个磨炼出一身权谋本领、心怀旧怨的“愤怒中年”。他们将一手引发朝中旷日持久的真正战争（注意，不是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