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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礼·丧服经传》为代表的丧服制度，有对父母、子女的三年之丧礼（母亲死在父亲之前则为“杖期”一年，母亲死于父亲以后为“齐衰”三年）。反过来，父亲对于自己长子也要服丧“斩衰”三年，如《晋书·愍怀太子传》记载，晋惠帝就曾经“为太子服长子斩衰”。就是说，父亲和长子之间是互相要为对方服“斩衰”三年的关系。三年到底是多久，有不同说法。《礼记·三年问》：“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公羊传·闵公二年》：“三年之丧，实以二十五月。”按照《公羊传》这种说法，“三年”其实是两年整再加一个月。从《隋书·礼仪志》记载以来，更常见的情况是二十七个月。
通过丧服的不同形制和时间差，表现了以个体为中心展开的一张家族小共同体的关系网络。父子之间互相服“斩衰”，为自己的祖父母、兄弟、嫡长孙都是服“齐衰不杖期”一年，为堂兄弟服七个月或九个月的“大功”，同族远房堂兄弟则服三个月的“缌麻”。给姨母服“小功”，给舅舅服“缌麻”。当然，按照某学者的观点，《仪礼·丧服经传》这种丧服制度，应该是创制于战国时期的，“它只讲五世的小宗，不讲百世不迁的大宗，是平民的礼制”；“它以严格的父系为主体，母系、妻系在这系统中所占的分量极其轻微，这也不是重视婚姻的封建贵族所能想象”。（《传统家族试论》，黄宽重、刘增贵主编：《家族与社会》，第1—2页）这表明，《仪礼·丧服经传》所代表的文化是战国时期东方六国地区那种比较平民化的家族礼制，应该就是庶民精英或低级的士这些人群的礼，其共同体规模相对较小，而且不重视母族和妻族的关系，不是西周或春秋时期封建贵族大家族的古礼。因为更早期封建大贵族的礼，还要讲“百世不迁”的大宗这一共同体源头，而且更重视母亲的家族、妻子的家族这些关系。封建贵族的联姻，就是两个家族的深刻联盟。尽管如此，《仪礼·丧服经传》所代表的丧服礼仪文化，仍然是一种平民精英构建小共同体的文化资源。
三年之丧是否为西周时期封建贵族的古礼，亦或是春秋战国时期才产生的，这一点现在尚不清楚。但孔子主张三年丧礼，是毋庸置疑的。《论语·阳货》记载，孔子弟子宰我提出，三年之丧太长了，一年就行了。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意思是幼儿在父母的呵护下要长到三岁才能离开怀抱，三年之丧对应的便是对父母温暖怀抱的时间记忆。按照孔子的说法，三年之丧在春秋晚期已经是“天下之通丧”，是天下各诸侯国都认同的。但《孟子·滕文公上》记载说，滕文公想为自己的父亲滕定公服三年之丧，却遭到了整个滕国精英“父兄百官”的反对，说“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就是：滕国的宗主国鲁国，作为周礼最好的继承者，却从来没搞过三年之丧，而我们滕国的习惯法里面也从来没有过三年之丧，国君你这么做是违背习惯法的。《孟子》对滕国“父兄百官”的这一记载和《论语》“天下之通丧”的记载之间形成了矛盾。当然也有学者提出自己的观点，如美国学者倪德卫（David S. Nivison）和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就认为西周君主继位时，要先为其父守丧两年，到第三年才称王。孟子鼓励滕文公搞三年之丧，是一种复古，而不是创造出一种新制度。“守丧期间种种近似萨满苦修的磨砺，给予继承人与先祖有效沟通的力量”（［美］倪德卫：《〈竹书纪年〉解谜》，魏可钦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29—230页）。如果此说成立，那么三年之丧就是一种殷周时期贵族社会的古老习惯法。
实际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巫风盛行的商代也存在这种带萨满性的丧礼文化，最著名的例子便是“高宗谅阴（或作谅暗、亮阴）”。《尚书·无逸》记载商王武丁“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论语·宪问》子张也引用《尚书》记载“高宗谅阴，三年不言”向孔子请教。根据这些记载，商王武丁继位后，有三年沉默不说话，应当便是从事一种萨满性的宗教修炼，以加强与死去父亲、祖先们的交通能力。陈梦家说商王是群巫之长，这种磨砺和修炼显然有助于商王的权威和统治能力。演化到周代，周人将三年之丧注入了孝的精神，也即在萨满性的修炼之外，还承载了情感和思慕的精神内容。当然，三年之丧在早期很可能只是限于王室或极少数诸侯、贵族圈子的小共同体内，以至于鲁国、滕国的君长、贵族们都对此感到比较陌生。儒家学说是在贵族社会即将瓦解的前夜，开始将殷周时期的贵族精英学说向平民开放，在平民精英中形成新的造血机制，其礼学知识的源头一定是有所依据的。因此孔子、孟子都鼓励平民模仿早期君王贵族，行三年之丧。这种礼制比较有利于凝聚亲情，团结家族共同体，保持社会不陷入一种原子个体的散沙化状态。
儒家讲究为父绝君，父所代表家庭共同体的价值高于君所代表的官府。当然，这种价值观，在法家看来是“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韩非子·五蠹》中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这种价值观的分歧：“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一个人因为老想着要养父亲，不愿意为鲁国打仗卖命，孔子认为这人是孝子，首先能爱自己的小共同体。但韩非说，你这一打仗就跑，就不是个好臣民。所谓“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孔子你老是鼓励他们去忠于小共同体，那这些人就不会为君主卖命作战，轻易就会投降或逃跑。因此，在家庭和官府二者之间发生选择时，法家和“大秦”是要尽可能降低家庭价值的。
“大秦”鼓励社会放弃家庭价值，而效忠官府，云梦秦简《为吏之道》说要当个优秀官员，一定要避免“安家室，忘官府”，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也说官吏有五种过错，第五种就是“安其家，忘官府”，官府价值一定要远远优先于家庭。西汉的酷吏郅都，“常自称曰：‘已背亲而仕，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法家化的酷吏认为，出仕就是绝对忠君，这就是对小共同体的背叛，这种背叛很光荣，不但背叛父母双亲，更是顾不上妻子和儿女了，反正就是把小共同体一脚踹开。
体现在丧葬礼俗方面，秦朝和西汉社会的丧礼安排倾向于高度简洁，赶快处理了好继续为官府效劳。岳麓秦简中的一条秦始皇的指令规定得很清楚，“令曰：吏父母死，已葬一月；子、同产，旬五日；泰父母及父母同产死，已葬，五日之官”，就是说父母安葬一个月就要回去办公，儿子和兄弟姐妹的葬礼给十五天假，祖父母死了丧葬假期就五天。这在高度重视宗教、迷信、死亡的古代社会，是非常简单粗暴的。在汉初，情况和秦朝差不多。2006年云梦发现汉文帝时期的安陆县官佐“越人”墓中出土的《质日》简册记载，他父亲在乙未日（11日）去世，他在己亥日（15日）回家治丧，甲辰日（20日）葬父，乙巳日（21日）便回去上班，总共过程十天，埋葬以后第二天就回去上班了，完全没有守丧之类的内容。
虽然秦和汉初对待父母之丧非常简单粗暴，但要求臣民对皇帝必须服三年之丧。《晋书·礼志》记载：“秦燔书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汉祖草创，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终重服，旦夕哀临，经罹寒暑，禁塞嫁娶饮酒食肉，制不称情。”就是说秦朝特别尊崇皇权，“亢上抑下”就是一边张扬皇权，一边压抑臣下和百姓，让他们都为皇帝“重服”，每天要临哀，禁止百姓嫁娶和聚餐，这是极其不符合人情的，所以晋朝的杜预等人说这是“制不称情”。一直到西汉早期，还是这个样子。汉文帝对此做了些调整，发明了“以日易月”，就是用服丧一天来代替一个月，那么秦制给皇帝服三年，就被简化成了三十六天，算是做了一种调和，就是在尊皇权的同时，给社会正常人情留了点空隙。
当然，儒学在东汉以后影响到制度，《后汉书·刘恺传》说：“旧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丧，由是内外众职并废丧礼。元初中，邓太后诏：长吏以下，不为亲行服者，不得典城选举。”就是说秦汉旧制是不允许官员对父母行三年丧的，但东汉确立规定，不对父母行三年丧的人不允许出任法官，因为对法官的德性要求是应该高于普通人的。既然是社会精英，就应该首先表率，对自己小共同体的爱，其价值必须置于官府的价值之上。如果没能力达到这种德性，至少是不能作为法官的，因为两汉以来法律的儒家化过程，司法不再是秦朝那种机械性的执行律令文字细节，而是有了更多自由心证和自由裁量的空间，这就对法官和司法工作者的德性，有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