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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传统社会，婚姻的建立最初都是依靠一套习惯法，在两个家庭或家族之间形成的契约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最初不需要国家科层组织的介入。从代表先秦贵族阶层的《仪礼·士昏礼》来看，当时士阶层婚姻关系的建立，纳彩、请期、亲迎、醴妇、奠菜等所有环节，都在家族小共同体范围内进行和操作，背后的神圣性是以家庙等来提供的，命词“往迎尔相，承我宗事，勖帅以敬先姒之嗣”也指向家族的神性，以及贵族家族之间的习惯法规矩，而和国家科层组织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国家科层组织尝试介入婚姻登记，和战国以来编户齐民制度的建立有关，是为了更好地统计户口和劳动力。成书于战国三晋地区，和法家思想关系比较密切的《周礼》中，就提出了婚姻登记的想法，《周礼·地官·媒氏》记载：“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子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根据东汉郑众的注解，这是要求政府设立媒官这一部门，负责婚姻登记和婚姻管理。显然，战国编户齐民官僚制国家的出现，使得婚姻的缔结和管理开始进入国家科层组织管理的视野，只有经过了国家科层登记，婚姻才有效。
从秦律的材料来看，当时官府对婚姻是进行登记管理的，如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中有“女子为人妻，去亡，得及自出”，“已官，当论，未官，不当论”，“官”就是在官府的婚姻登记。《法律问答》中还有“弃妻不书，赀二甲”，即离婚不到官府进行书面登记，会受到严重的罚款处理。岳麓秦简法律中也有规定：“十三年三月辛丑以来，娶妇、嫁女必参办券。不券而讼，乃勿听。”（陈长松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第130页）即秦始皇十三年以来规定，必须在官府进行婚姻登记，并办理相关证件。如果没有证件，那么所有相关的诉讼，官府都不予受理。在当时常见的户籍简牍中也会按照编户登记其妻、儿的信息，这种登记管理显然有利于国家科层组织对劳动力、兵役、税收方面的管理，同时，婚姻从先秦那种带有一定神性的小共同体习惯契约层面，向更接近“现代婚姻”的模式转变。
当然，汉以来儒学重建社会，鼓励宗族重建的同时也重建士昏礼之类，将其引入更接近小共同体习惯法“礼”的层面。根据先秦贵族习惯法“礼”的精神，即《礼记·昏义》所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意思是，婚礼的意义是将两个家族小共同体凝聚为合作者，通过婚礼建立的家庭，要对祖先的神庙负责，也要开枝散叶，养育子嗣，形成一个死者、生者与未出生者的神圣共同体，也是一条生命的河流，所以君子认为婚礼是有“神圣性”的。这就意味着婚礼的本质是以小共同体“二姓之好”为基础的，是以习惯法层面的契约、合同为基础。
这种基于家庙礼俗的婚礼仪式，在先秦贵族习惯法中，有繁复的内容，《仪礼·士昏礼》就包括了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六个主要程序，称为“六礼”，前五个部分，是在女方家的家庙中举行的，也是带有神圣性的。最后确定下来，要举行亲迎，时间选定在黄昏，婚礼古称“昏”就是因此，现在江南一带，还保留着黄昏时候举行婚礼的传统习俗。因为这个时间点，既不是白天，也不是黑夜，而是阴阳交汇的时间，对应着人伦的阴阳合作。女家在家庙为祖先准备了竹席，还有神灵坐的凭几，新郎亲迎之后，对席共牢“三饭”。这一礼仪，简朴而肃穆，新人夫妇都是穿以黑色为主体的服饰，乘黑色马车，也没有大红大紫的吹吹打打，甚至有一点淡淡的哀伤，女方家三天不熄灭庭院的火炬，男方家三天不演奏音乐。古老的庄重肃穆之礼，也是神圣性的体现。后世婚礼多用大红盖头，其实是元朝以来不断涌入西北游牧文化的结果，中亚很多族群都有婚礼红盖头的习俗。很多人对“传统婚礼”的想象画面是“红盖头一拜天地”，这其实并不是中国传统古礼。当然了，红盖头之类在民间既然已经成了“民俗”的一部分，作为“俗”当然可以用，但须知这不是“礼”，这点需正本清源。以至于现在要穿西装、婚纱拜天地、拜父母，作为一种“俗”，也未尝不可，反正拜拜天地，也还是有点“神圣性”的。
当然，“礼俗”之间，还可以进一步细分，礼是大传统的经典，是神圣来源。但后世无法复用古礼，因此只能从权，有了《朱子家礼》之类，其实也是礼。俗，则是民间大红盖头之类，是小传统。对于俗，当然需保护，但破坏婚礼神圣性的一些“俗”，如《汉书·地理志》《风俗通》佚文等都有记载，至迟从汉代开始就有的“闹婚”民俗，这些很可能起源于史前的原始狂欢。作为一种“俗”，自然古老，却是消解婚礼神圣性的，而且不符合公序良俗原则，因此需要以“礼”加以教化和改变。
魏晋以后不断儒化的法律中，都基本未见国家婚姻登记的情况，而是体现对礼俗的尊重。在《唐律疏议》中的户婚部分，主要是围绕缔约双方小共同体之间的私约、财产等展开，对于“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唐律显然维护的是两个家族之间私下约定的契约、合同关系，违背私人契约、合同要被惩罚，但婚姻的展开国家科层组织并不介入。民国时期学习西方近代欧陆民族国家法律的《民国民律草案》，才出现了秦律那样的婚姻登记规定。
世界各民族的婚礼最初都具有传统礼俗甚至宗教文化的背景，这些根植于古老小共同体的礼俗与文化，都是自带“神圣性”的。在西方传统社会，婚姻同样一直以来是属于家族、社区、教会等层面的一种习惯和契约，由国家科层组织来越俎代庖提供婚姻合法性，是非常晚近的法国大革命以来民族国家时代的产物。如古希腊罗马的婚礼，被视为家族宗教圣火、祭祀关系的内容，是神圣的礼仪。“妇人加入了夫家的宗教，这诚如柏拉图所言，是由神所使然的”，“这种神圣婚礼在印欧族中，大约与家庭宗教有着一样的古老历史”。（［法］库朗热：《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谭立铸等译，第37页）在罗马法中，根据当时习惯，将婚约视为双方家长缔结的契约，结婚方式分为时效婚、买卖婚、共食婚三种，但都不存在国家登记之说。尤其是贵族的共食婚，有强烈的宗教神性色彩，必须要有大祭司、优批特神官的参加，经过祭神和神官诵读祈祷词后礼成。这种婚礼高度基于氏族小共同体、习惯法。在日耳曼法中，婚姻的合同由双方家长达成，也是一种基于小共同体的实行本位。结婚方式为缴纳聘礼和晨礼，也是在双方家人之间根据习惯进行，没有官僚组织的介入。在欧洲中世纪，婚姻被视为“七圣事之一”，但这种“圣事”的圣性，不是基于世俗机关的民事登记或程序，而是基于传统礼俗、社区教堂举行仪式之类的。在基督教统治的时代，欧洲传统婚礼，由教士来建立婚姻合法程序，宗教法规汇编《伪艾西多尔》中规定婚姻需要双方婚约、彩礼，以及“教士的祝福”，这些共同构成婚姻有效的必须因素。另一个法规汇编《小本尼狄克院规》中也规定：家长的婚约、嫁妆，以及教士祈祷、圣餐、僧侣祝福共同构成婚礼合法性的要素。即无论是古罗马、日耳曼蛮族还是基督教欧洲，婚姻合法性的基础都不是由国家科层组织来确定的，而是由小共同体、习惯法、宗教来确定。
婚姻的民事机关登记，其实是很近代的产物，起源于法国革命。1791年《宪法》宣布婚姻是纯粹世俗化的民事契约，取消了传统宗教礼俗和社区小共同体提供的这一背景。1792年规定新婚夫妇的结婚必须首先到居住地的市政府登记，获得法律承认。所有市政府，必须有一名副市长专门负责婚姻登记，类似《周礼》中的“媒氏”这一官僚角色。此后的《拿破仑法典》规定，结婚应在政府工作人员处登记，登记簿在签名后送存于当地法院的书记课。1896年公布的《德国民法典》1312条中也规定民事官员应该将结婚登记于婚姻登记簿。相比之下，英美普通法对婚姻习惯有更接近传统社会的态度，对于没有在政府进行结婚登记的男女，如果他们根据习惯、习俗以夫妻名义，并以结婚为目的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也认定为合法的婚姻形式。就是说，以现代欧陆为代表的世俗国家的民政登记管理，其实取代了古代家族、社区基于古老礼俗的内容，用世俗性取代了古老的“神圣性”。这种覆盖全民的婚姻登记管理，从现代国家的治理角度进行审视，当然是必要的，因为这对于户籍信息的管理、财产权的保护、税收的清晰、对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的效忠等都是有意义的。但是，这些部分与婚姻古老的“神圣性”关系并不大。而普通法中，则给传统小共同体礼俗神圣性的婚姻建构，留下了一些空间。
现代东亚的结婚由政府登记，是学习近代欧洲大陆法的产物，换言之，如果按照中国的古礼举行婚礼而不进行近代欧洲大陆式的政府登记，也是可以得到普通法承认合法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