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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辅官与殿阁大学士
明初中书省既全面处理国家政务，又是皇帝和诸司衙门之间的一个协调机关。明太祖在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特定条件之下，既过分估计了这种矛盾的严重性，又从极端的角度吸取历代君权与相权斗争的教训，断然废除中书省，并严令禁止复设丞相。这不但违背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自身运行的规律，而且使皇帝在国家权力结构的格局中降至政务官的地位，陷于纷繁琐细的日常事务之中。据给事中张文辅统计，在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的八天里，内外诸司的奏章共1660份，奏事3391件，明太祖不得不哀叹：“朕一人处此多务，岂能一一周遍，苟致事有失宜，岂惟一姓之害，岂惟一身之忧，将为四海之忧。”
表现出一个负荷过重、力不从心的独裁者的窘境。因此，明太祖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弥补因中书省的废除而导致的权力结构上的空缺和权力运作中的不便。
废中书省的当年，即洪武十三年的九月，明太祖告祭太庙，“仿周制”置四辅官，以王本、杜祐、龚敩为春官，杜祐、赵民望、吴源为夏官，皆从一品，位列公侯都督之后而在六部尚书之前，每月分上中下三旬轮流理事。秋官、冬官员缺，由春官、夏官兼摄。
对于四辅官的设置，明太祖作了以下说明：“朕尝思之，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而辅臣必择乎正士。故尧舜以得人而昌，商辛以弃贤而亡。”并对王本等人说：“卿等昨为庶民，今辅朕以掌民命，出类拔萃，显扬先亲，天人交庆。”
几乎将四辅官的设置视为国家的盛典。不久即命吏部，凡郡县所举文学、贤良、方正、聪明、正直、孝弟、力田及才干之士等诸科人才，均在端门庑下，让四辅官观其才识；又命刑部录囚，送四辅官、谏院官、给事中复核，有疑狱则由四辅官封驳，著为令。
如果仅依据上述材料，必然过高估计四辅官的作用。由于消极吸取过去中书省官员结党弄权的教训，首批被任命的六位四辅官，都是新从外地征辟而来的乡间老儒，“淳朴无他长”，洪武十三年（1380）九月十二日到京，十九日就任命为四辅官，确是“昨为庶民”，今为王辅。但他们并无从政经历，也未见有政治抱负，加上年事较高，精力不足，不可能对时局有所补益。就在十四年正月，离受命为四辅官不到半年，龚敩、杜祐、赵民望、吴源四人就相继致仕。《罪惟录》说四人是“坐罪黜”
。六位四辅官只剩两位。这年三月，曾任御史中丞的安然被任命为四辅官，这可以说是四辅官中较有行政经验的，但任职才四个月即病故。其后又有李干、何显周任四辅官，但随即和杜祐皆被罢去。剩下的一位王本，是在最初任命的四辅官中排首位的，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最后却“犯极刑”“坐罪诛”。
至于犯了何罪，史无明载，很可能是因为不懂朝中规矩、不知君主性格，或无意间泄露宫中隐私而触怒明太祖。王本一死，四辅官一职也随之而罢，存在的时间为一年左右。
洪武十五年（1382）十一月，明太祖又“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与四辅官不同的是，殿阁大学士品秩不高，皆正五品，均由翰林院官员出任。华盖殿大学士邵质、东阁大学士吴沈是翰林典籍，文渊阁大学士宋讷是翰林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吴伯宗是翰林院检讨。而且，大学士不像四辅官那样务实，参与具体政事，而只是务虚，“备顾问而已”
。所问之事，不过道德教化、文学辞章；所行之事，不过讲经史、读心箴。至洪武十八年（1385）文渊阁大学士朱善告归，大学士之位已空无一人，虽然官名尚存，实形同虚设。
二、翰林、春坊官“平驳诸司文章事”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四辅官或罢或杀之时，明太祖于洪武十四年（1381）十月“命法司论囚，拟律奏闻，从翰林院、给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会议平允，然后复奏论决”。
十二月，“命翰林院编修、检讨、典籍，左春坊左司直郎、正字、赞读考驳诸司奏启以闻。如平允，则署其衔曰：‘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某官某’，列名书之”。
实则将司法复审权和政务初审权赋予翰林、春坊官。故明人沈德符认为，“生杀大权，主于词臣矣”“唐宋平章参政之任又兼之矣”。
孟森先生也认为：“是为千余年来政本之一大改革。”
有学者以为洪武时的殿阁大学士平驳诸司奏启，实属误解。《明史·职官志》于此早有评论：“当是时，以翰林、春坊详看诸司奏启，兼司平驳。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这些翰林、春坊官事权虽重，但职位卑下，与外廷无公事往来，又非固定人员，类似临时性差遣，自然没有结党弄权、威胁皇权的可能。
对于四辅官，明太祖开始似乎抱有较大的指望，希望对废除中书省后统治上的不便有所补益，但因有中书省的前车之鉴，又不能不予限制。不然，四辅官地位崇高，如事权太重，所任者又年富力强、精明过人，岂不又成变相中书省？明太祖这一矛盾心理，从他对四辅官非同一般的隆重礼遇和对人员过于谨慎的选用可以看出，这就决定了四辅官不可能有实质上的作用。至于殿阁大学士，则完全用以体现所谓“三公论道”的“古制”精神而已，于政事无任何实际价值。而翰林、春坊平驳奏启，显然是明太祖为解决中书省废除后的实际问题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由于现存材料的缺乏，这项措施的详细情况尚不十分清楚，明太祖也不可能意识到它们的潜在影响，但事实上为后来明成祖调整中枢体制提供了“祖制”依据，为内阁的产生开了先河。日后内阁取得了四辅官的地位、殿阁大学士的衔号以及翰林春坊平章政事的职责，这却是明太祖始料不及的。
一、明代“内阁”的初始状态
成祖以藩王取皇位，用正统观念看，无异于篡夺。为了应付复杂而动荡的政局，在使用高压手段镇压反侧的同时，迅速组成一个可靠而得力的参赞机务班子显得尤为迫切。这实际上是明太祖废中书省后遗留下来的老问题。
当时，成祖的“从龙”功臣多出戎伍，不谙文事，以方孝孺为代表的一些有声望的建文朝大臣又拒不合作，新政权在人才方面的匮乏是显而易见的。恰恰在这时，年轻的翰林官解缙、胡广等在成祖进南京时“率先”迎附，表明其政治态度；杨荣更直叩马首，提醒成祖当先谒太祖之陵、后即皇帝之位，以正名分、收人心，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政治眼光。
基于这些情况，也为了表示用人不分彼此，成祖即位不到两个月，就先后命解缙、黄淮、胡广、杨荣、杨士奇、胡俨、金幼孜等七人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内阁作为一种建制，开始出现。黄佐《翰林记》对这一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
太宗即位，首诏吏部及本部举文学行谊才识之士授职。始闻待诏解缙名，稍亲近之。召对，喜其豪杰敢言，益见信用。建文四年（1402）七月，侍书黄淮改中书舍人，入见。上与语，大奇之。凡侍朝，命与缙立于御榻之左，以备顾问。上以万几丛脞，日御奉天门左室，每夕召语至夜分。上或就寝，赐坐榻前，议论几密，同列不得与闻。是时，吴府审理副杨士奇在翰林充史官，亦有誉望，亲擢为编修。已而改给事中金幼孜、桐城县知县胡俨为检讨。寻升缙为侍读，修撰胡靖（胡广）为侍讲，编修杨子荣为修撰，而改子荣名荣。继又升淮为编修。九月，遂开内阁于东角门内，召七人者谕以委任腹心之意，俾入处其中，专典密务，虽学士王景辈不得与焉。
根据这段记载，内阁的组成是从人员的选拔开始的。最早得到重用的是解缙和黄淮，然后是二杨、二胡及金幼孜。而七人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则在成祖即位后的不到三个月（见下文），可见其紧迫性。永乐五年（1407），成祖命吏部：“（胡）广等侍朕日久，继今考满，勿改外任。”当时解缙已经获罪，胡俨出任国子监祭酒，仍在内阁的是胡广、黄淮、杨荣、杨士奇和金幼孜五人。“勿改外任”，既表明内阁为一整体，又保证其成员的相对稳定，同时也意味着内阁开始由临时性建制向永久性机构过渡。
如《明史·职官志》所言，永乐时参预机务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且终永乐之世，他们的品秩未过五品，均挂衔翰林而无公开身份。“内阁”的名称也并未真正确定，成祖每有言及，或称“翰林”，或直呼“解缙等”“胡广等”。从其性质来说，近于皇帝的顾问和机要秘书。但是，内阁的实际作用远远超出它的公开地位。永乐初，“凡制诏命令诫敕之文日夥，而礼典庶政之议及事之关机密者咸属焉”；“时几务孔殷，常旦及午，百官奏事退，内阁之臣，造扆前进呈文字，商几密，承顾问，率漏下十数刻始退”。
内阁的这些作用对于成祖稳定时局、巩固统治起了重要作用。永乐七年（1409）以后，成祖长期离开南京，经营北京，同时亲自指挥对元朝残余势力的战争，杨荣、胡广、金幼孜扈从北上，参与帷幄。成祖“军务悉委（杨）荣，昼夜见无时”，“凡宣诏出令，及旗志符验，必得（杨）荣奏乃发”。
杨士奇、黄淮辅皇太子监国，亦被仁宗倚为心膂。成祖在说到内阁作用时认为：“代言之司，机密所系，且旦夕侍联俾益不在尚书下也。”
“天下事咸朕与若等同计，非若六卿之分理也。”
二、洪熙、宣德年间“阁权日重”
永乐时内阁公开地位与实际作用的差异，反映了政治统治的迫切需要和中枢权力结构严重缺陷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一矛盾，促使洪熙、宣德以后内阁地位迅速提高和内阁制度逐步形成。
洪熙时，以二杨（按：杨士奇、杨荣，时杨溥尚未入阁）为核心的阁臣不仅以顾问的身份与仁宗“同计天下事”，还在仁宗的授意和指令下开始直接干预六部和都察院事务。宣德时，“宣宗内柄无大小，悉下大学士杨士奇等参可否，虽吏部蹇义、户部夏原吉时召见，得预各部事，然希阔不敌士奇等亲。自是阁权日重，即有一二吏兵之长与执持是非，辄以败”。
这不仅是因为二杨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卓越的治理才干，更主要的是与皇帝关系近密，往往秉承“上意”来左右朝议。关于安南和战问题的一场争议，尤其能说明这一点。
洪熙元年（1425）十一月，宣宗召杨士奇和杨荣，告以欲弃安南之意，并戒之曰：“卿二人但识朕意，勿言。三二年内，朕必行之。”
五个月后，宣宗召二杨及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共议安南事。当宣宗表示准备放弃安南时，蹇、夏立即反对：“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劳费多矣。今小丑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力，一旦弃之，岂不上损威望。愿更思之。”宣宗随即征求二杨的意见。二杨早已心领神会，并准备好了历史依据：“陛下此心，固天与祖宗之心。交趾于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当时不有其地，而尧舜禹汤文武不失为圣君。太宗皇帝初欲立陈氏，所以为圣。汉唐以来，交趾虽尝为郡县，然叛服不常，丧师费财，不可殚纪，果尝得其一钱一兵之用乎？……陛下天下之父母，何与豺豕辈较得失耶？”
可见，宣宗是通过二杨来说自己不便说的话，二杨则秉承宣宗的意旨来左右朝议，蹇、夏毫无思想准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宣德五年（1430），夏原吉病死，蹇义虽然在公开地位上高于三杨，“然遇事多疑少断，常持两端，且短于才”
，完全不是二杨的对手，阁权开始凌驾于部权之上。正统初，英宗九岁即位，三杨以四朝元老持政柄，举凡任官、选举、漕运、清军、边务诸大政，皆杨士奇等主议，内阁地位空前提高，内阁制度也初步形成，主要表现在：内阁名称的公开化、“殿阁大学士”成为阁臣的专称、文渊阁成为内阁的官署，内阁权力的基本行使方式——票拟也开始出现。
正德、万历《明会典》和清修《明史》都对内阁的出现及大学士的设置进行了记载。
正德《明会典》说：
（洪武时）设华盖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俱正五品，班在本院学士上。永乐初，简命编修等官于文渊阁参预机务，谓之“内阁”。渐升至学士等官。洪熙元年，以辅导任重，加升至师保及各部尚书、侍郎职衔，仍兼学士、大学士。
万历《明会典》说：
华盖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俱洪武中设，职五品，班在学士上。永乐初，简命编修等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谓之“入阁办事”。后渐升至学士及大学士。
《明史·职官志》说：
（洪武）十五年（1382），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又置文华殿大学士。……当是时，以翰林、春坊详看诸司奏启，兼司平驳。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建文中，改大学士为学士。成祖即位，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阁臣之预务自此始。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设官署，不得专制诸司。
这是明清两代官修史书对明代内阁建置的权威性记载，但至少在三个重要环节上存在疑点或造成后人的误解。
一、关于“直文渊阁”参预机务
粗略地看，万历本《明会典》只是照录了正德本《明会典》的记载，其实却有关键性的修正。弘治本记：“简命编修等官于文渊阁参预机务，谓之内阁。”万历本则改为：“简命编修等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谓之入阁办事。”至于“内阁”抑或“入阁办事”将在下文讨论，这里只论“于”与“直”。
不管作者的意图怎样，如果仅从字面理解，弘治本显然是说，永乐初阁臣们是在文渊阁参预机务的。于是后人也就可以认为，如果说永乐初设置了内阁，那么内阁的地点就在文渊阁。所以《明史》有关人物的列传便“内阁”“文渊阁”杂用。如《杨士奇传》说：“成祖即位，（士奇）改编修，简入内阁，典机务。”《杨荣传》则说：“简入文渊阁。”后之研究明史者，大抵继承了这一说法，并予以发挥。如李天佑先生即指出：永乐初，解缙等“皆以翰林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因文渊阁在午门之内迤东、文华殿南面，即在内廷，遂有内阁之称”。
其实，内阁建置之初，阁臣并不在文渊阁参预机务，文渊阁之为内阁官署，乃在宣德、正统以后。
据刘若愚《酌中志》、孙承泽《天府广记》所载，明代文渊阁位于皇城奉天门外、午门内之东、文华殿南面。
永乐时，南京的文渊阁乃是翰林院所在地及其属读书之处。永乐三年（1405），即内阁建置之后，成祖命解缙等于新进士中选“才质英敏者”就学文渊阁，
此后即成惯例。迁都北京后，皇城规制一如南京。直至宣德九年（1434），翰林院编修马愉等与庶吉士三十九人进学文渊阁。
内阁在明代被称为“密勿之地”，“常人所不能到”，自然不可能在人员嘈杂的文渊阁。
就所见材料，较早提到永乐初内阁建置时所在地的是杨士奇的《御书阁颂有序》：“太宗皇帝入继大统。……初建内阁于奉天门内，简任翰林之臣七人其中，所职代言。”
虽然过于笼统，却明确指出了当时的内阁是在奉天门“内”，而不在奉天门“外”的文渊阁。杨士奇卒后，王直为其作传，进一步指出：“太宗皇帝即位，遂擢为编修。时方开内阁于东角门内，命解缙、黄淮、胡广、胡俨、杨荣、金幼孜及公七人处其中，典机务。”
王直与杨士奇同乡，举永乐二年进士，次年改庶吉士读书文渊阁。《明史》本传说：“帝喜其文，召入内阁，俾属草。”王直也自言“被选拔，得从诸公后”。
其言内阁在“东角门内”，当属不谬。按东角门在奉天门东侧，这与杨士奇所说建内阁于“奉天门内”是一致的。此后，黄佐《翰林记》、郑晓《今言》等俱沿此说。但是，内阁究竟在奉天门内或东角门内何处，无明确记载。
从永乐时解缙、胡广等人的活动情况来看，阁臣的职责主要是侍从左右、备问代言。杨士奇就说：“时几务孔殷，常旦及午。百官奏事退，内阁之臣，造扆前进呈文字、商几密、承顾问，率漏下数刻始退。”
成祖也谕解缙等：“朕即位以来，尔七人朝夕相与共事，鲜离左右。”
“天下事咸朕与若等同计。”
这些记载中，看不出阁臣有单独的或专门的议事论政之所。阁臣参预机务，皆在御前进行。《明太宗实录》说：“上视朝之暇，辄御便殿阅书史，或召翰林儒臣讲论。”
《翰林记》也说：“上以万几丛脞，日御奉天门左室，每夕召（解缙等）语至夜分。上或就寝，赐坐榻前，议论几密，同列不得与闻。”
如果要深究永乐时内阁建置之所在，其实就是成祖与阁臣议事之所在，它可以是东角门，也可以是武英殿，或奉天殿侧成祖视朝后憩息的便殿。翰林院在东角门外的文渊阁，解缙等均挂衔翰林，平日待召文渊阁，所以入内阁便是“直”文渊阁。有旨意则由奉天门的东角门召入预机务而不是“于”文渊阁预机务。故杨士奇说“初建内阁于奉天门内”，王直则说“开内阁于东角门内”，均为实情。
上述结论，可以从当时阁臣活动的情况中得到证实。杨士奇《三朝圣谕录》和宣德五年所修的《明太宗宝训》记载了永乐时阁臣们的主要活动，其中有明确地点的共十次：
永乐元年十二月壬辰，上宴间御谨身殿阅太祖皇帝御制文集，学士解缙等侍。
永乐二年四月甲申，上御奉天门，与翰林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解缙等议事。
永乐二年九月庚申，上御右顺门，召翰林学士解缙等议事。
永乐四年正月乙巳，上御武英殿，览《存心录》，与翰林侍臣讲论。
永乐四年闰七月乙亥，上御奉天门，与翰林侍读胡广等议事。
永乐五年冬，一日，胡广独于武英门进呈文字。
永乐五年冬，一日，上御西角门，翰林诸臣奏事退，特召杨士奇还，……复召至榻前。
永乐十一年十二月，一日，（杨士奇）独于武英门进呈敕稿。
永乐十四年冬，一日，上御东华门，召翰林诸臣议事。
其中，武英殿及武英门三次，奉天门两次，右顺门、东华门、谨身殿、西角门、榻前各一次。这都是成祖与阁臣们议事之处。
上述结论，还可以从以后的史实中得到印证。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侍讲刘定之上疏景帝：“凡政事有早朝未及决者，宜日御便殿，使与大臣敷奏。”
弘治六年（1493），左谕德曾彦上疏：“今诸臣章奏，皆蒙令所司议处，乞御便殿，宣召内阁及府部大臣相与参决。”
这些建议，实际上要求恢复永乐时皇帝召阁臣御前议事的旧制。所谓“便殿”，即成祖常与阁臣议事或阁臣“参预机务”之所在，也可以说是永乐时内阁之所在。弘治末年，孝宗曾数次召刘健、李东阳、谢迁三阁臣及六部马文升等议事。只是孝宗议事在平台而不在奉天殿前的奉天门、右顺门等地。
永乐初内阁建置之时，实际上是翰林院的一个负有特殊职责的分支机构。但是，随着其作用和地位的提高，解缙、胡广、杨荣等人又相继为翰林学士、主持翰林院事，翰林院反而为下属。仁宗即位后，命杨士奇等“俱掌内制”
；宣德三、四年间，宣宗又命二杨代为批答部分奏章。阁臣的办事方式，逐步由“日侍左右、参预机务”，向独立视草、批答演变；其办事地点，也自然由御前转为文渊阁。为了适应内阁的这一演变，宣宗于宣德四年至文渊阁议事时，命扩大文渊阁的规制，赐内阁以文渊阁印，增设诰敕、制敕两房中书舍人为内阁属官。
这时，内阁尚需与翰林院合署办公，但翰林院的迁出也只是时间问题了。正统七年，翰林院新署落成，文渊阁遂正式成为内阁官署。
作为机构的内阁和作为官署的文渊阁，此时才真正统一起来。所以，杨士奇、杨荣、黄淮及王直等人的记叙中，凡追记永乐时与成祖“预机务”的地点，皆云“东角门”“奉天门”等而不言文渊阁。而后人记正统以后的内阁，则直言“文渊阁”了。
陆深《玉堂漫笔》对内阁所在地的上述变化作了这样的记叙：
（永乐时）内阁在东角门内，常人所不能到。其外为文渊阁，则翰林诸公之处。……今内阁傍文渊阁，而不在东角门内。诸学士所处，则在左顺门之南廊而傍为东阁云。
天顺、成化之际为大学士的彭时，对当时内阁所在地文渊阁作了这样的记载：
文渊阁在午门内之东、文华殿南面，砖城凡十间。……西五间，中揭“文渊阁”三大字牌扁，牌下置红柜，藏三朝实录副本。前楹设凳东西坐。余四间皆后列书柜，隔前楹为退休所。
嘉靖十六年（1537），对文渊阁进行了扩建：
以文渊阁之中一间恭设御座，旁四间各相间隔，而开户于南，以为内阁办公之所。阁东诰敕房内装为小楼，以贮书籍。阁西制敕房南面隙地造卷棚三间，以容各官书办。于是阁制视前称完美矣。
这次扩建的格局一直保存到明末清初。孙承泽《天府广记》载：
大学士办事内阁，在午门内东南隅外，门西向，阁南向。入门一小坊，上悬圣谕，过坊即阁也。……阁中一间恭列孔圣暨四配像，旁四间各相间隔，而开户于南，以为阁臣办事之所。阁东诰敕房，装为小楼，以贮书籍。阁西制敕房，南面隙地添造卷棚三间，以处各官书办。
内阁活动由御前移至文渊阁，客观上反映了内阁建置由临时性设施到永久性机构的过渡，反映了内阁由皇帝的侍从幕僚到明代政治中枢的演变。
人们之所以误认为内阁建置之初即在文渊阁，认为永乐时阁臣在文渊阁参预机务，既因为宣德、正统以后文渊阁为内阁的官署，也因为忽视了内阁的上述变化。但明朝学者对内阁的这一变化是清楚的。郑晓《今言》说：“文皇即位，开内阁，召七臣入预机务，名‘直文渊阁’。”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也说：“阁臣入阁，止云直文渊阁及办事而已。”
再如前引陆深《玉堂漫笔》的记载皆是。当然，当时也有人忽视了这一变化。如羽林卫指挥刘昌就将他所在的嘉靖时的状况移植于永乐：“太宗命史臣于文渊阁参预机务。”
郑晓、王世贞二人为明代著名学者，尤谙朝廷掌故，其文本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万历本《明会典》正是吸收了王世贞等人的研究，对正德本《明会典》修正了一个字，是“直”文渊阁而非“于”文渊阁。《明史·职官志》应该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并采用了万历本的说法：“成祖即位，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列传》的作者却没有领会到这一点。
二、关于殿阁大学士
《明史·职官志》的意思十分明显：永乐以后的内阁大学士是洪武时殿阁大学士的继续，只是职责有所变化而已。后之研究明史者也有承袭了这一看法者，甚至将其推进了一步。聂崇岐先生就说：“洪武中废中书省，由皇帝直接处理国政，而指派翰林院等文翰机关选调几个官员草拟诏谕，加以殿阁大学士头衔，是为内阁之始。”
朱绍侯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则说：“明太祖废丞相后，推选几名文人担任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殿阁大学士，协助他批阅奏章、充当顾问。明成祖时，阁臣可参预机务。”
其实，洪武时的殿阁大学士既无“批阅奏章”之任，也不负责“草拟诏谕”，与永乐以后的阁臣或殿阁大学士迥不相同。如前所述，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的职责是“备顾问”，所顾问者仅道德教化之类。自洪武十八年（1385）朱善告归后，殿阁大学士遂为虚设。故《明史·宰辅年表序》也说：“洪武时置殿阁大学士，而其官不备，其人亦无所表见，燮理无闻，何关政本。”关于殿阁大学士与阁臣的区别，王世贞说得十分明白：“洪武中，华盖等殿大学士刘仲质、邵质、余思诚、鲍恂、余铨、张长年、吴伯宗、朱善、宋讷、吴沈，其时原无内阁也。若洪熙时文华殿大学士权谨及陈山教内竖，后皆非内阁臣矣。”
废除中书省后，从文翰机关选调并协助皇帝批阅奏章的，是一些属临时性差遣的翰林春坊官（见前），而代皇帝草拟诏谕的，则是翰林官。黄佐《翰林记》说：“国朝（内外）两制，悉归本院，非鸿儒历显秩者不可掌。”
考洪武一代掌诰敕者，主要是陶安、宋濂、刘三吾等。明太祖于内外大政，也多听取他们的意见，或与其议定。如陶安之于律令、宋濂之于资阶、刘三吾之于礼制等皆是。凡此种种，殿阁大学士俱不得预。
成祖即位后，解缙以侍读，胡广以侍讲，杨荣以修撰，杨士奇、黄淮以编修，金幼孜、胡俨以检讨，入内阁参预机务，兼掌两制。
而除解缙、胡广、杨荣外，杨士奇原为吴府审理副、金幼孜为给事中、黄淮为中书舍人、胡俨为桐城知县，俱转为翰林官。正是因为从制度上来说，只有转官翰林，才能直文渊阁，才方便参与诰敕之类的文字工作。因此，内阁诸臣从系统来说，均属翰林院；从体制来说，则属临时性差遣而非正式职务；从职责来说，是参预机务、草拟诏令。因而从其渊源来说，永乐时内阁诸臣并非洪武时殿阁大学士的继续，而是翰林院兼掌两制和翰林春坊官平驳诸司奏启的发展。如果考虑到以后内阁以票拟为主要职责，这一点就更清楚了。
永乐十四年（1416），胡广由翰林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晋文渊阁大学士，这是内阁诸臣为殿阁大学士之始，也是殿阁大学士与翰林院结合的开始。《明会典》说殿阁大学士“班在学士上”，应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因为在洪武时，殿阁大学士与翰林院之间既无职责上的关系，也无名义上的联系。从胡广为文渊阁大学士始，至洪熙，杨士奇以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以太子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黄淮以少保户部尚书、金幼孜以太子少保礼部尚书俱兼武英殿大学士。但殿阁大学士这时仍不是阁臣的专称。洪熙元年（1425）三月，仁宗曾授权谨文华殿大学士，《明史》亦将其列入《宰辅年表》，实则并未入内阁议事。仁宗即明谕权谨：“朕之除卿，嘉其孝，以风天下之为人子者，他非卿责也。”
宣德初，张瑛、陈山以东宫旧臣分别被授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杨溥为张瑛作墓志铭，也说是“入内阁制诰”
。但宣德四年（1429）宣宗两至文渊阁，与杨士奇等议事，并悉召诸翰林，张瑛、陈山二人不预。
当年十月，宣宗与杨士奇论及陈山，谓“内阁政本之地，岂可令斯人溷也。”遂命辍机务，专授小内使书，但大学士衔号仍故。
可见，洪熙、宣德时的殿阁大学士尚有两种情况：一是褒节义、待故旧，而无关政本，与洪武时相类似；一是阁臣兼衔殿阁大学士，使其既区别于翰林，又能长期名正言顺供职内廷，与洪武时迥异。
正统以后，入内阁者不一定授大学士之衔，但大学士则非入内阁者不授，内阁的职责和殿阁大学士的衔号至此方完全合二而一。但大学士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大学士了。在体制上，大学士虽为五品，但加官不至三孤、尚书者，即使入内阁也不授殿衔。至于华盖/中极、谨身/建极二殿大学士，则成为首辅、次辅的专称。
阁臣兼衔殿阁，是明代内阁地位公开化的重要标志，它反映了在明太祖所定的“祖制”和现实统治需要发生矛盾时，明代中枢权力结构在二者的交错制约下进行的自我调节。正德时历任兵、吏二部尚书的王瓊对此颇具见地，他认为，阁臣之兼衔殿阁，既遵循了太祖的“定制”，又使“祖宗官制额定之员得以增置”。
三、关于“内阁”名称
万历本《明会典》在内阁的名称上也对正德本《明会典》进行了修正。弘治本说：“简命编修等官于文渊阁参预机务，谓之内阁。”万历本则改为：“简命编修等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谓之入阁办事。”《明史·职官志》采用了万历本的说法，而其后由傅恒领衔编修的《御批通鉴辑览》却采用了弘治本的说法，直称：建文四年（1402）八月，解缙等“同入直、预机务，谓之内阁。内阁之名自此始，参预机务亦自此始。”
赫舒德等修订的《资治通鉴纲目三编》也沿用此说。
“内阁”之说至少在汉魏之际已有之，但指的是内廷或禁中、大内，而非专门的机构。如《三国志》裴注云：“太和中，（薛夏）尝以公事移兰台。兰台自以台也，而秘书署耳，谓夏为不得移也，推使当有坐者。夏报之曰：‘兰台为外台，秘书为内阁，台阁一也，何不相移之有？’”
相对于主管监察的御史台，秘书监在内廷，故有“内阁”之称。由于秘书监始置于东汉桓帝延熹间，以至有人称“内阁始建于东汉”。
又《新唐书·于志宁传》云，贞观时，太子承乾喜突厥狎戏，志宁谏曰：“突厥达哥支等，人状野心，不可以礼教期，不可以仁信待。狎而近之，无益令望，有损盛德。况引内阁中，使常亲近，人皆震骇，而殿下独安此乎？”也是将内廷称“内阁”。而隋之门下坊更设有“内阁帅”。
其后各史也多有类似的记载。《新唐书》载，唐睿宗时，韦凑以鸿胪寺少卿兼通事舍人上疏，语多恳直，“帝瞿然，引内阁中”。
《宋史》载，太宗至道中，贾黄中为礼部侍郎兼秘书监，“黄中素嗜文籍，既居内阁，甚以为慰”。
《宋史》卷296《论赞》更云：“太宗崇尚儒术，听政之暇，以观书为乐，置翰林侍读学士以备顾问。真宗克绍先志，兼置侍讲学士，且因内阁以设职名，俾鸿硕之士更直迭宿，相与从容讲论。”所有这些“内阁”，其实都是内廷或禁中、大内之意。
这些“内阁”的称谓虽然都不意味着有一个作为机构的内阁，但显然为明代废除中书省后的中枢机构找到了一个十分贴切的名称。正如《明史·职官志一》所说：“以其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内阁。”《明太宗实录》载：永乐四年（1406）二月，“上以太祖高皇帝御制《嘉禾》诗勒石装潢成轴，赐诸王及尚书、侍郎，内阁学士、侍读、侍讲及国子监祭酒司业”
。又，永乐六年八月，礼部议奏“巡狩事宜”，其一言侍从人员，包括“翰林院内阁官三员，侍讲、修撰、典籍等官六员，书制敕秀才八人，及译写四文夷字监生十三人”
。《明太宗实录》成书于宣德时，或许是按宣德时的称呼来记永乐时的事情。但“内阁”的名称似乎在永乐时期已经出现，所以解缙、黄淮等人的诗文中才不断有“内阁”之名。
解缙《退朝即事》诗云：“椰子南来百粤中，黄藤纯束赤筠笼。恩颁内阁分携去，犹有大官黄纸封。”
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当在永乐四年七月解缙受冷落之前。又永乐十五年夏黄淮诗云：“退朝长日御西清，内阁词臣奉诏频。几度从容承顾问，深惭无术赞经纶。”
再如金幼孜永乐十五年前后有《和子棨曾侍讲敕建内阁之作》《内阁新成次大学士胡公韵》，其一曰：“秘阁新开紫禁西，高甍辉映与云齐，娟娟碧树当窗近，霭霭晴峰入户低。”
但是，《明太宗实录》在记载内阁初期的活动时，却又无“内阁”之说：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七月丙戌，升翰林院侍讲王景为本院学士，擢吴府审理副杨士奇为编修。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辛卯，改给事中金幼孜、王洪及桐城县知县胡俨为检讨。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己亥，升翰林院待诏解缙为本院侍读，修撰胡靖（胡广）侍讲，编修吴溥、杨子荣（杨荣）修撰。
洪武三十五年八月戊午，升中书舍人黄淮为翰林院编修。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癸巳，赐翰林侍读解缙等七员金织罗衣各一袭。
即使永乐四年二月的记载中已称“内阁”，永乐六年八月礼部的奏疏中也已明言“翰林内阁官”，但在另外的一些情况下并不如此称呼：
永乐四年七月辛丑，赐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黄淮等五员二品金织罗衣各一袭（按：时解缙因立储事得罪、胡俨出为国子祭酒，故不及）。
永乐五年十一月辛亥，命吏部臣曰：“（胡）广等侍朕日久，继今考满，勿改外任。”
不仅如此，杨士奇在宣德二、三年（1427、1428）间为胡广所作的神道碑，杨荣在宣德四年因宣宗“驾幸”文渊阁而作的谢表等，乃至宣德五年所修的《明仁宗实录》，均只字不提“内阁”。杨荣在宣德元年送张瑛归省时，也只说：“子玉得以儒学发身，列官内庭，荐历荣显。”
《三朝圣谕录》《明太宗宝训》等在提及内阁诸臣活动时，也只载“翰林侍臣”，或直书解缙等人的翰林职衔。
因此，在永乐时甚至是宣德前期，“内阁”应该还是一个不固定的说法，就如内阁成员一样，仍然只是翰林院中的一个比较特殊或者是具有崇高地位的群体。但自宣德中期特别是正统以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宣德六年金幼孜卒后，杨士奇、杨荣为其墓碑撰文。杨士奇作墓志铭：“太宗皇帝初临御，注意文学士，改翰林检讨，居无几，简翰林之臣七人，处之内阁，付以密务，而两制悉归焉。”
杨荣作神道碑铭：“太宗皇帝即位，……七人同直内阁，参掌机密。”
二文均作于宣德七、八年间。正统初修《明宣宗实录》，三杨为总裁，故用词相类。至正统，杨士奇作《御书阁颂有序》、作《三朝圣谕录·序》、作杨荣墓志铭，杨溥为张瑛作墓碑文，陈敬新为黄淮撰墓志铭，王直为杨士奇作传等，皆直书成祖开内阁。此后的各朝实录及私家撰述俱如此。如杨士奇《三朝圣谕录·序》追记：“太宗皇帝初正大统，故翰林之臣不及十数人，诏吏部及翰林举文学行谊才识之士，授职其中。士奇首膺简擢，赐五品服。肇建内阁，简七人专典密务。”
前文所引黄佐《翰林记》对内阁建置的记载也十分详细。
将杨士奇、黄佐所记与《实录》及前引解缙、黄淮、胡广、杨荣、金幼孜诸人的诗文相印证，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内阁建置，始于建文四年九月癸巳（十三日）。这天，成祖赐解缙等七人金织罗衣各一袭，谕以委任腹心之意；地点可推测在奉天门左室。此后，解缙等七人即为一整体。但严格地说，这还只是一种权宜而非制度。《明史·成祖纪一》记：“建文四年八月壬子，侍读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入直，并预机务。”从时间上，《明史》与《实录》及杨、黄所记皆不符。又按八月壬子为初一，而黄淮六日后即初七日（戊午）才由中书舍人升编修，可见《明史》之误。二、内阁作为一个永久性设施，实始于永乐五年十一月初一日（辛亥）。这一天，成祖命吏部，对于胡广等人“勿改外任”，从而在制度上保证了内阁成员的稳定性。三、“内阁”这一名称在永乐内阁肇建时已有其名，但有一个从泛指“内廷”到专指“内阁”的过渡，这一过渡恰恰反映了内阁由临时设置到稳定机构的转变。
内阁之先有建制，后乃为衙门名称，正反映出明代内阁之由临时设施到正式机构，并非出于某个君主的事先设计，而是受到中书省废除后明代中枢权力结构的严重缺陷和实际统治的迫切需要这一矛盾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