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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江南的商品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由正德《江宁县志》及相关文献记载可知，明中期仅南京一地，工商铺行多达104种。这些铺行大多是从事商品生产的。由崇祯《吴县志》记载可知，明代苏州生产的各种商品多达21大类210余种。由洪焕椿依据碑刻资料统计，可知明清时期苏州的主要手工行业达30多个。本节仅着重考察生产量较大、对当地人民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或涉及与全国其他区域经济往来的商品的生产。
江南棉布商品生产的地域要比棉花种植区广大得多，棉花产区都是布产地，不产棉花的州县也有不少生产棉布。
棉布生产最盛的松江府属各县，“俗务纺织，他技不多”
；太仓州属各地，“比户纺织，机杼之声相闻也”
。松江产三纱布、药斑布，后有“酋墩布，阔三尺余，又有丁娘子布，组织尤精细。又有三梭、放阔、新改、标寸等布，各村镇自立名色，不能殚述。其最者曰飞花、曰赛绵绸。大要细密匀净而已”
。到乾隆时，松江所产各色布“紧细若绸。近来织者竞利狭幅，尺度迥殊于前。今所在有之”
，“细密匀净”可为松江布最明显的特征。太仓棉布，“出沙头者长三丈七八尺，经纬匀密；出璜泾者名狭长，尺寸稍亚。飞花布最为轻细”
。嘉定县，“比户纺织，负贩遍海内”，盛产浆纱布和刷线布。又有紫花布，“以紫花织成，纱必匀细，工必良手，价逾常布”；斜纹布“径直纬错”；飞花布，乾隆时织，“纱必匀细”
。苏州各县都产棉布，以常熟为最盛，“阔皆尺许，以长短分大小两种”
。清前期，元和唯亭、吴江平望等原来不产棉布的地方也有生产。
常州府属只有江阴、靖江产棉花较多，但无锡、武进、阳湖等县也产布，尤以江阴、无锡为最。无锡、金匮二县“邑中女红最勤纺织，故不种棉而出布特盛”
。纺织所需棉花，以布匹到棉花庄易换。
每当春月，“则阖户纺织，以布易米而食”。布有三等，长3丈者为长头，2丈者为短头，2丈4尺者为放长。据说“轻细不如松江，而坚致耐久则过之，故通行最广”
。江阴产布，其县志自诩，棉布“虽在处皆有，然举其最盛，则概天下莫如松江与江阴。细密称松江，粗壮称江阴。举县之民，咸资以为生”。实际也以“坚致细密”著称。产地原来主要是雷沟、大桥、周庄、华墅等地，乾隆时长寿、顾山等镇也盛行织布。
雷沟大布，也名长布，长4丈3尺，阔8寸4分；南闸小布，长2丈，阔9寸。武进所出东门阔布，阔1尺8寸，“阔而甚细，异于他织”
；缁布，阔9寸，长1丈8尺，“坚白轻圆，望之如縠”
。
浙西的杭嘉湖三府，虽属丝绸之府，但不少地方也产棉布。平湖、新城等县产棉区“妇女勤机杼”“比户勤纺织”
。平湖所出大布、小布，“以筘密缕匀为佳”
。石门等县虽产棉花，但清前期因“纺织者众，本地所产，殊不足以应本地之需，商贾从旁郡贩花”，以供纺纱织布。
嘉兴、海盐、乌程等县，“地产木棉花甚少，而纺之为纱，织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业”
。乌镇所出之布，轻软而暖，为闽广人所喜爱。此外，钱塘县的桥司镇，仁和县的塘栖市、笕桥市，海宁县的长安镇、硖石镇，以及余杭、丹徒、丹阳、句容、溧水、高淳、溧阳等县，都有一定程度的棉布商品生产。
江南棉布的品质特色，《三台万用正宗》卷二十一《商旅门·棉夏布》中曾有描述。书中称：“尤墩身分紧而匹实。东门大布头脸阔而细。单新改本名，身分虽好，不若刘家庄紧实。新村、松隐略胜烧香山身材。三林塘身分阔长，胜似南祥。珠泾差池不多。乌泥泾比江阴而较软。章练塘次常熟而多浆。嘉兴各行，细者不及松江野路，粗者软似江阴。常州各行，阔者莫如溧水厚实，小者硬似无锡各行。江阴锁巷，阔而匹实，次则蒋家桥，长泾、周庄则在其次，再次华家市。已上虽有大小，别行终不能如。平机布头脸阔而尺稍长，软似江阴，比粗布身分松而纱线壮于常熟。”南祥即南翔，珠泾即朱泾，华家市当即华墅，其余也都是江南产布地名。此书所说江南棉布质量，松江、嘉定、常熟、江阴、无锡，以“细密匀净”衡量，与地方文献描述是一致的。
至于江南棉布的生产量和商品量，长期以来一直有人估算。明代江南的棉布产量，论者大多估计松江年产2 000万匹。除了松江，常熟棉布，“捆载舟输，行贾于齐鲁之境常十六，彼民之衣缕往往为邑工也”
。嘉定棉布，“商贾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
。万历时，光该县10余万石漕粮每石改征银7钱，大约即需布四五十万匹。该县既然植棉多达十分之八九，植棉比例在江南最高，又“小人之依全倚花布”，“妇女勤纺织，早作夜休，一月常得四十五日”
，且与常熟等地所产棉布畅销北半个中国，则将松江以外江南等地商品布估为年产500万匹，当不为过。
清代江南的棉布商品量，徐新吾估为每年二千数百万匹。
吴承明估算为松江布全年最多3 000万匹，常熟布每年1 000万匹，无锡布约300万匹，加上其他地区，苏松地区年产布总计约4 500万匹，进入长距离运销的有4 000万匹。
萧国亮推算松江府土布年产量约在3 075万至3 192万匹之间，年商品量约在2 702万至2 820万匹之间。
笔者以为，上述各家估算，松江年产量，依据钦善所闻“松之为郡，售布于秋，日十五万匹焉”，估为3 000万匹当与实际不相上下。无锡布，乾隆时“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
，吴承明估为年约300万匹，也与实际不相上下。对其余地区的估算则嫌不足。常熟布，道光时，“岁产布匹计值五百万贯，通商贩鬻，北至淮扬，及于山东，南至浙江，及于福建”。当时当地布，每匹“阔八寸三分，长十七尺……只卖钱二百五十文”
，则年产布达2 000万匹。嘉定、太仓植棉纺织名区，号称“比户纺织，负贩遍海内”
，农户大多资以为生，产布当不会少于常熟，估为2 000万匹，似不为过。无锡一县，仅东北数乡织布，年销300万匹，江阴、平湖、海盐、嘉善、乌程等县合而计之，年产当不少于500万匹。
如此则整个江南年产布兴盛时多达七八千万匹，进入市场的商品量当在7 000万匹之谱，应该远高于以往估算数。
上述数量的棉布作为商品参与流通前，都要经过后整理，踹染加工，因与商品生产量与流通量关系不大，故不论述，请参见笔者与夏维中合著《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有关内容。
江南丝产区与蚕桑区直到太平天国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既已估算出明清之际江南地区桑树面积约为160万余亩，也就能进一步估算出丝产量。按照地方文献和蚕桑书的有关记载，良地大约每亩产桑叶1 600斤，可养出火蚕10斤，做茧100斤，丝10斤，则江南蚕桑区其时年产生丝可达1 600万斤。
如果这么多的生丝参与商品流通，以康熙后期丝价计算，仅生丝年贸易额就达白银一千五六百万两。诚然，江南生产的蚕丝绝大部分是用于当地丝织生产的。明清之际，每年出口生丝到马尼拉的90万斤，到日本的约10万—30万斤，连同国内生丝贸易，仅占生丝总量的10%左右。清初唐甄说：“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
说的就是这种情形。
江南丝织品商品生产的范围要比蚕桑区广大得多，也是全国最为重要的丝绸产地。南京鸦片战争前几乎不产丝，但明清时期织工最众，织机最多。镇江产丝很少，松江不产丝，但都有一定程度的丝织生产。江南丝织业集中在苏州、杭州、南京等大城市和嘉、湖、苏、杭四府的广大乡村及濮院、王江泾、双林、王店、临平、盛泽、黄溪、震泽等丝织业市镇。明后期起不少城镇的丝绸生产方式也有了新的变化。丝绸种类有缎、锦、纱、罗、绸、绢、绉、绫等，品种多达数十种，明末色彩至少已达120种。一般说来，江南丝绸生产可以分为高级绸缎和低级丝绸两大类。高级绸缎指先染丝后织造的绸缎，即“熟货”；低级丝绸指先织后染色的丝织品，即“生货”。熟货主要在织造染色技术水平高超的苏、杭、宁、镇等大中城市织造，生货主要在织染水平一般的湖州、嘉兴府城及广大丝织专业市镇生产。具体说来，苏州产的花缎最有名，南京产的素缎最著名，缎类之一云锦也有名，杭州产的宁绸、线绉最著名，镇江以出江绸、元青线缎闻名；湖州产花、素绉和绸，盛泽、濮院、双林、临平、震泽等丝织市镇多产绸类，双林还以纱类著称。至于其生产量，笔者曾经估算过，明后期织机约1万台，最多不超过1.5万台，每年生产约价值38万两银的各类绸缎，即或绢54万匹，或绸38万匹，或纻丝（即缎）10万匹；清前期丝织生产兴盛时民间织机则有可能达到8万台，按照清代每台织机的生产时间和生产能力，民间织机每年约生产苏州纱缎260万匹，或南京妆花等缎128万匹，或南京素缎304万匹，或杭州缎184万匹，或宁绸304万匹，或纱800万匹，或绸800万匹，或濮院绸、盛泽纺绸、临平绸等1 400万匹。又假如以乾隆时濮院绸每匹值银1.08两计算，则每年绸缎价值达1 500万余两，或以清中期江南运往新疆的贸易绸缎苏缎平均每匹5两计，则为1 300万两。考虑到民间商品丝绸主要是大宗的绸类，可以认为江南丝织业在兴盛的乾嘉年间，每年生产的商品性丝绸相当于绸类一千数百万匹，价值1 500万两，较之明代大为增加。
江南酿酒业相当发达，是明清时期全国重点产酒区。农家普遍自酿自用，属于使用价值生产。但城镇和一些特定的乡村地区，酒的商品生产也相当兴盛。《三台万用正宗》提到可以出境的江南酒有无锡清酒、镇江坛酒、苏州瓶酒、常州老酒、南京坛酒、南京烧酒、江阴酒等。这可能主要着眼于品味，与商品生产不尽一致。
江南酒的商品生产，以苏州最为突出。“香冽超胜”的苏州酒，以瓶装，明代“转贩四方”，“齐汴间尤贵之”
。明中期，王鏊说苏州郊区“新郭、横塘、李墅诸村，比户造酿烧糟发客。横金下保水东人并为酿工，远近皆用之”
。明末，横金一带“中人十金之产亦必为之，大力者用秫数千斛，俟四方行旅之酤”
。可见明中后期苏州以销售为目的的酿酒业就较兴盛。入清后，苏州酿酒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光苏州西南郊木渎一镇，在乾隆初年，据苏州巡抚张渠奏报，“烧锅者已二千余家，每户于二更时起火，至日出而息，可烧米五石有奇，合计日耗米万石。纵非日日举火，然以一岁计之，所烧奚啻百万。其他市镇糟坊，间有私相仿效，则苏城所耗之米，已不可胜计矣”。酿造这种烧酒，不同于北方的用高粱、红薯等，而“多用民间所食粳米。其法不须曲蘖，唯将草头、辛辣、石灰和成药丸，将米渗透捣烂入药，便成火酒。每粳米一石得酒八十余斤，约卖银二两四五钱，较之糯米所造获利更多，以致小民趋之若鹜”。张渠又说：“每年数百万斛之酒，售于本地者无几，而销于外路者最多。”
苏州另一个酿酒重点木渎邻乡横金，方圆30里，70余图，道光年间有“横一万”之谣，“言日出烧酒一万斤也。况春冬大酒之数，十倍于烧酒。核计岁耗米麦，附郭各乡总不下数十万石”
。明末即已盛行烧酒的地方，到道光时仍然如此，清前期较之前后当无甚变化。19世纪初期，包世臣说苏州每年用于酿酒的稻米即达“数百万石”之多
，他还说酿造黄酒1石需米7斗，则其时商品酒的生产高达数百万担。直到民国初年，双林镇一带有糟烧、米烧、麦烧之类，但“自制不多，大率来自苏州横泾等处”
，苏州烧酒盛如昔日。
江南其他地方造酒也较有名。无锡酒作，腊月酿成的酒，因为米白、曲白、泉水白，誉称为惠山三白，畅销各地，“奔走天下，每岁数十万斛不止”
，商品量不小。在严厉酒禁的乾隆末年，仅自踩自用的黄酒糟坊就多达185户。若放开生产，商品量当很可观。镇江出酒曲，东晋即有名。元代造曲，“货于他郡，多有达京师者”
。明清仍以踩造酒曲出名。明后期所产曲，称为“长条”“箩底”。康熙后期，“每年地方麦出，有等营利之家，收买堆贮，专踹酒曲，致糜多费”，为此巡抚张伯行特发告示劝谕。
乾隆初年，镇江府属丹徒县等地，“均多造曲之家，兼有兴贩之客。每于麦熟之后，广为收买，肆行踩造，耗费麦石，不可胜计”
，竟至“工役不下万余人”
。官府严禁，“而富家之违禁造曲也如故”，甚至“酒酤相望于道”
。踩曲如此兴盛，酿酒也颇具规模。杭州造酒，元代即以岁耗米麦多而出名，虎跑泉酒、珍珠泉酒、梅花泉酒，驰名遐迩。梅花泉酒号称梅花白，系“柏家园梅隐庵后泉从地泛，如梅花瓣，味甘冽，溪人以之酿酒”，看来以泉水得名，“市之远方，与东浦、惠泉相埒”
。南京、嘉兴、湖州、松江等地及广大市镇，都有酒的生产。即如元和唯亭，有煮酒、三白酒、白酒、烧酒，烧酒又分麦烧、粞烧。南浔镇有专门酿酒的“酒大工”。但多以自酿自用为主，商品量有限。
需要指出的是，农户从事上述米烧踩曲的商品生产，无需或很少投资，无经济风险，只是农闲时的一种临时行为，不需要改进制作技术，是在不改变任何生产方式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它仍然是一种副业性家庭生产，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特殊性，并不含有任何新生产关系的萌芽因素。
明清江南是全国榨油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江南人种油菜，取菜籽榨油食用，又从外地输入大豆，豆油食用，豆饼肥田，杭嘉湖地区种植乌桕树，取籽榨油，作为蜡烛生产原料，因而大小油坊遍布城镇乡村。各地流行的农谚，“小满动三车，丝车、油车、水车”，说明榨油业在当地占有重要地位。
江南的油坊，参照新中国成立前的经营方式，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种以加工为主，收取加工费，带有季节性，多开设在乡村，叫“乡作”，如乌青镇的菜车，“皆系乡车，乡人自携菜籽代打菜油，收取车费，名乡车”
。另一种以自己生产、销售为主，有时兼营来料加工，叫作“常作油坊”，大多开在镇上。还有一种叫“字号”油坊，总坊设在市镇，乡间设有分坊，以收来料加工费，即把常作与乡作结合起来。字号油坊需要的资金最为雄厚，带有企业经营性质。
来料加工的乡车的生产，我们不作考察，我们仅考察常作油坊和字号类油坊的商品性加工生产。
商品性油料加工业最著名的就是明后期的石门榨油业。万历十七年（1589），贺灿然《石门镇彰宪亭碑记》称：“镇油坊可二十家，杵油须壮有力者，夜作晓罢，即丁夫不能日操杵，坊须数十人，间日而作。镇民少，辄募旁邑民为佣。其就募者类赤身亡赖，或故髡钳而匿名避罪者，二十家合之八百余人。一夕作，佣值二铢而赢。”
碑记反映了石门镇油坊的数量、雇工规模及其雇佣生产方式。区区一镇，集中了20家油坊，规模又较为可观，生产能力自然不小。这就既要有稳定的原料供应，又要有畅达的商品销路。而据万历《崇德县志》卷十二《外纪》记载：“远方就市者众，亦称一熟。商人从北路夏、镇、淮、扬、楚、湖等处，贩油豆来此，作油作饼，又或转贩于南路。商人豆船皆集包角堰，为之小瓜洲。”可知这些油坊，都是榨取豆油的作坊，原料豆从两湖、江淮等广大地区输入，成品豆油及豆饼畅销于石门以南地区。这是一种典型的商品性豆油加工专业作坊，以经营赢利为目的，不同于仅仅收取一定加工费的小型的“乡作”油坊，而是具有工场手工业性质的字号油坊。
这种油坊因其规模大，似又系孤例，清代前中期的文献又难见记载，因而人多讳论。实际上，类似明代石门镇的油坊，在清代江南同样存在，而且规模似乎更大。吴江陈去病的老师、长洲诸福坤在其《陈绮堂暨子玉泉秋泉家传》中说：“江以南供膏，碾苔菜子、若木棉子、若大豆，以取之。业是者号曰‘车户’。其碾也，先爆之石轮、石磨，胥驾以牛。已糜复蒸之，乃环束层卧于车，以搏之。渣为饼，汁为油，贩卖皆倍利。故一肆之间，其巨者舍百，锅釜、轮磨、杂作器物凡千，苔子万庾，棉子若豆千钟，罗计恒积油千缸，饼日积盈舟十丈，月糜薪之属千钧，藁之属百，牯蹄角二百舠，佣作童指千。昼夜邪许，吴声庞杂。陈氏业此有年。”
诸福坤所解释的这种规模壮观的榨油坊，陈家自陈去病四世祖君显直到其父、叔允升允文一直在开张经营，大约自康熙中期到清末，前后历时200余年。而且子孙分支散处，都经营油坊，“如青浦之章堰观音堂，昆山之陈墓，吴江之同里，各传其油坊业，称巨贾，资雄一时”
。陈去病先祖一支，自元和县周庄，经青浦县诸巷，吴江县芦墟、同里，盘龙浦林，虽历经战事水灾，油坊之业几起几落，但一直经营不辍。
陈氏油坊，生产规模是万历时石门镇油坊的一倍。其生产量，陈学文等调查新中国成立前石门镇的沈氏聚和油坊，“计有18部油车，31头牛，44间房子，大小用房合计100间，工匠约100人。年打油菜籽70万斤，日出油约3 000斤”
。以日产量和年产量计算，大约每年只开张三个月。陈氏油坊规模大体相当，产量当不会低于此数。陈氏油坊的存在，不仅为明代石门镇油坊的规模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而且可以进一步充实我们对江南榨油业的认识，同时可以据此认为，江南的油类商品性加工生产自明至清一直是相当发达的。
类似陈氏这样的油坊，实际上在江南地方文献中也能窥见踪影。如明末苏州郊区“新郭、横塘、仙人塘一带多开坊，榨菜豆油”
。清前期的娄、葑二门及甫里、周庄、陈墓等处，“每至春间，堆贮菜子，用以压油”
。这种油坊，崇祯《横溪录》是这样描写的：“夏月，菜甲生子，炙而磨之。又治巨石为规，设机运动，大牯负碾，纳甑沸铛熟煮，团如饼饵状后，纳榨车逼窄而取其汁。”
“巨石为规”“大牯负碾”，应有一定规模。南浔镇，顺治时镇上各行铺捐资重修云兴寺，捐资者中油坊居首位，榨油专用水牛拉油车，饲料要到洞庭东山一带“舟载不绝”。菱湖镇、乌青镇明代均有油坊，乌青镇油坊清前期最著名的有四房车。晟舍镇油坊在乾嘉时也盛极一时，“夏间襄饼市极盛，远近数百里咸来购焉。道光十年（1830）以后，市渐散，南则聚于乌镇，东则聚于南浔，西则聚于郡城东门”
。双林镇，油坊中工作之人有“博士”之号，该镇“向有三油坊，博士人数逾百”，来自长兴及江宁的居多，形成一条油车街。油坊生产也属雇佣生产，因此当地人说：“各业齐行，则停工唱戏，工价之增，惟其所议，不能禁。油坊博士尤横，稍不如意，则停工挟制业主，纵博械斗，悍无顾忌。”
海盐沈荡镇，油坊也属“大贾”之列。武进县在清后期油坊最盛时有八九十家。六合县因产大豆、芝麻，“油坊以为油”，咸丰初年油坊豆饼岁出数百万，销售苏、常间。
这些描写，都说明了江南油坊的众多及其规模。正因为有陈氏经营的这类油坊的大量存在，明后期人称为“云委山积”的枫桥米豆，清前期每年由海运水道从东北、华北、江淮输入江南的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石大豆，才能有相应的加工场所。豆石源源输向江南，正是江南油坊广泛存在、商品加工生产发达的反映。
江南的草席属农村副业生产，但生产为了谋利，产品作为商品出售，纯粹是商品性生产。
草席生产的地域范围比席草种植范围要广，尤以苏州府为盛。按照正德《姑苏志》的说法，席“出虎丘者佳，其次出浒墅，或杂色相间，织成花草人物，为帘或坐席，又一种阔经者出甫里”
。当时即“草席出贩尤多”
。清代织席更甚明代。虎丘“环山居民多种苮草，织席为业，四方称虎须席，极为工致，他处所不及也。今种苮草织席者，浒关为甚”
。甫里四栅之民也大都业织席。有着悠久织席历史的长洲县浒墅镇，“乡村妇女织席者十之八九……其名有五尺、加阔、满床、独眠之异。凡坐具枕几，修短广狭，无不如其式而为之”
。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拣草、打草、织纹、印花的工艺。浒墅附近的黄埭、望亭、光福等处也多织席。如“光福一带山中，妇女隙时皆织席，较之宁波诸处为上，今称浒关细席者即此”
。同府其他地方如吴江震泽、元和唯亭和常熟唐市等不少乡镇，多有织席者。
常州府无锡县新安、开化等乡农民，在明代，“农隙则织席以贸于市”。入清后，“田工少闲，则群妇子而织，虽冬日不辍，而春中尤尚。日织一条，勤织至二条。阔者为七尺，次为五尺，中者为开机，狭者为常睡，最狭者为枕头。四条为一筒。工甚烦而赢不能倍其半”。织席所需的原料席草，主要靠从吴江与元和共辖的周庄、平望等地购买，所谓“打席者，吴江来，独睡开机及五尺，乡人藉此为生财……那知要买吴江草”
。草席织成后，“鬻于浒关、虎丘之肆中”
，在苏州集中，远销各地。
此外，杭州新城县、海宁西乡、嘉兴平湖、上海县赵屯等地，也多有草席生产。
草席生产总量虽难以估计，但涉及千家万户，不少地方因产席而出名，而且形成固定的原料和产品市场，生产者旨在谋利生财，商品量当相当可观。
江南纸的生产主要限在杭州、湖州府属盛产竹、桑的县份。杭州府富阳县产纸最著名。宋代即以出产小井纸、赤亭纸著称。明清时“浙省各郡邑出纸以富阳为最良”，是该县最大宗商品，清末每年交易银不下百万两。
有竹纸、皮纸、桑皮纸、草纸等。竹纸最多，用毛竹、石竹为原料，品种繁多，有元书、六千、五千、塘纸、高白、时元、中元、海放、段放、京放、京边、长边、鹿鸣、粗高、花笺、裱心等名。余杭县在宋代出藤纸，即由拳纸，明代则以出产竹烧纸与皮抄纸著称。竹烧纸俗名“烧纸”，山民取竹浸之灰水中，碓成作纸，祭祀焚以代帛。“自江以南，皆赖用之，民藉以为利”
。临安县南各山乡都造纸。特别是黄烧纸和茶白纸等迷信用纸，“祀神用以代帛”，行销于松江、上海等处。於潜县产桃花纸和桑皮纸，供给杭州、宁波、绍兴等地伞铺用纸，整叠成捆，贩销各地。湖州府属孝丰、安吉等山区，以出产黄白纸、草纸、桑皮纸为最多。
这些造纸手工业，都是商品性生产，但生产过程较为简单，纯粹是一种家庭手工业，利用的都是当地出产的原料，生产的纸也多为草纸、迷信用纸等低级纸，因其面广量大，在当地农家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行销范围不广，市场有限。
在江南商品经济中，更具重要意义的是纸张加工业。原料纸主要由外地输入，成品档次较高，加工技术要求复杂，多在城镇特别是大城市的专门的作坊中进行。苏州就是加工纸张的中心。明代苏州继承传统，出彩笺，“以诸色粉和胶刷纸，隐以罗纹，然后砑花”
。由碑刻材料可知，苏州的印纸作坊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有34家，乾隆五十八年（1793）有33家。这些纸坊主要染印各色纸张，有丹素、胭脂红、金巨红、笺金、丹红、砂绿、山木红、蓝等色。作坊内部已有明确的分工，分为推、刷、洒、梅、插版、托边、表、拖、刀剪、杂等十余个工种。坊主开设纸坊，雇佣工匠生产。工匠人数在乾隆五十八年有800余人，平均每坊多达24人，“悉系江宁、镇江等处人氏”。贮存纸张的房屋大者达十余间。
坊主计算工价，不同的工种生产定额不同，每一工自3刀到12刀不等，超额部分累计折合成整工。工价也不同，推工丹素，刷胭脂、刷高本巨红、梅本巨红、梅顶行红高本、洒本笺金、洒真本浅金，刷丹红，刷砂绿，刷玉版笺、插玉版笺，洒金笺金、表笺色纸拖红等，都是2分4厘一工；洒南红金、大色纸坊管作刀剪是4分一工；托京放凤边背，刷京放凤边灰纸、梅京放凤边红，刷山木红灰纸、梅山木红，都是2分1厘一工；拖蓝每工2分6厘；表笺色纸坊粘补打杂、表笺及山货管作拖胶，每工2分。这样分工细密、具有一定规模的众多印纸作坊，商品总量当较为可观。其他如杭州城的笺纸，由良工专门印制、分为深红、粉白、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十色，生产要求较高，也应在专业作坊中才能加工生产。松江的玉版、玉兰、镜面、宫笺也很有名。
明清江南是全国最为重要的刻书印书中心。胡应麟说：“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弗与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虽连楹丽栋，搜其奇秘，百不二三。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
按照这种说法，光苏州、南京所刻书籍，就占了全国商品量的2/3以上。
江南刻书印书，地域广，数量多，种类繁。苏州、南京、无锡、常熟、杭州、湖州等地，都是刻书印书中心。苏州刻工，堪为天下第一。仅据北京图书馆所藏善本书统计，光明代苏州地区可知名姓的刻工就有600余人，他们所刻的书现在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就有100余种。
明代苏州从而也以雕刻书板闻名。
著名的刻书藏书家毛晋，就是苏州府常熟人。毛晋高价收购古今善本图书，延聘文士校勘，雇募刻匠，大规模、高质量刻印各类书籍，至少多达600余种。南京刻书坊，仅据张秀民和李致忠研究，明代就多达50余家，其中唐姓12家、周姓7家最为有名。所刻戏曲本子可能达二三百种，超过以数量著称的建阳坊本。清代南京刻书印书业继续发展，“雕印书板，海内资之，粗者多而精者亦不乏”
。
江南刻书印书，方法先进，水平也最高。胡应麟评价明代刻书称，“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
。明中后期无锡的华氏、安氏两家，都曾用铜活字印刷过书籍，而且印制速度奇快。华珵“所制活板，甚精密，每得秘书，不数日而印本出”
。明后期，乌程凌、闵两家运用多版分色套印的技法，镌刻套印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大约130余种。明末，休宁人胡正言在南京创造了饾版拱花的印刷方法。所有这些先进方法，在中国刻书印书史上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江南刻印的这些高质量书籍，虽然确切数量无法统计，但全国商人经营的70%的书籍出自江南，其数量之大可以想见。江南书籍的商品生产量、商品率、商品价值在当地人民经济生活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江南的玉石器制造在明代就很著名。宋应星说：“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
冠绝海内的琢玉巨匠陆子冈就是嘉、万时期的苏州人。入清后，苏州是全国首屈一指的琢玉中心。地方文献说“珊瑚、玳瑁等物，追琢极精”
。作坊主要集中在阊门里专诸巷及天库前吊桥一带。同行业间，有开料行、打眼行、光玉行等明确的分工。各坊也各有特色，分翠玉、白玉、黄玉、新玉等。连乾隆帝都知道专诸巷玉工的精湛雕琢技艺，多次赋诗夸赞：“专诸巷里工匠纷，争出新样无穷尽”；“专诸巷中多妙手，琢磨无事太璞剖”
。玉工原来主要是苏州当地人，清中期后，南京玉工在苏州也很活跃，称京帮，与苏帮不分高低。其人数，据后人追溯，“苏地业此者三数百，商而工则三千余人”
。琢玉技术要求高，玉业多系父子或师徒相授，因此玉坊都是一家一户式的小作坊，单个规模不大，属于自产自销的小商品生产。
玉料绝大部分来自新疆和阗（今称和田）和叶尔羌密勒塔山。品种有青玉、碧玉、白玉、黄玉、墨玉等，青玉居多，碧玉次之，黄玉、墨玉较为少见。玉石由商人和新疆地方官员贩销或走私运到苏州。乾隆四十三年（1778），发生了一起震动朝野的高朴走私玉石案。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令家人李福伙同在苏州经营绸缎、玉器的山西商人张名远，将平时积取的价值12万两银子的140余块玉料走私运到苏州，发匠雕琢玉器。到案发时，除了已发卖者，搜出成造玉器100余件。
苏州琢玉业的生产能力可以想见。乾隆六十年（1795），又有江南人戴传经从新疆托侍卫同其雇工一起将大量玉石走私入内地。
这只是被缉获的两起，而未曾抓获的更不知凡几。可以说，清中期新疆所产玉石除了供应京师，其余主要是运往苏州制造玉器的。
苏州雕琢的玉器，玉质晶莹润泽，立体器物抑或玉佩之属，造型别致，轮廓清晰，薄胎作品，厚薄均匀，玲珑剔透，工艺奇巧。时人钱泳甚至认为当时制造的玉器已超过了人们最为推崇的宋代玉器。因有这些特点，苏州玉器畅销全国各地。在高朴私鬻玉石案内，有绍兴商人童韶成，住在扬州，“常往苏州贩得玉器来扬货卖”，而当年从新疆贩运过来的玉料“大约均系苏州玉客贩往浙江卖者居多”
。苏州玉器因盛名久著，清廷的御玺、玉册、玉宝，以及陈设几案的各色玉器，也常由苏州雕琢。乾隆还常把画好样的精美玉料发给苏州织造在苏州精心制造。咸丰元年（1851），清廷两次共发苏州镌刻玉宝一分，玉册14匣，字数甚多，镌刻极为费工，苏州织造瑞长为如期完成，“不惜工价，添雇好手镌匠，昼夜盘赶”
。这类情形在清前期极为常见。清廷要经常利用民间的力量，正好反映了苏州玉器制造业的高超水平。鸦片战争前后，苏州玉工甚至在上海与南京玉工一起占领了该地的国内外市场，其势力继续发展。各种情形表明，全国各地市场流通的玉器，主要是由江南生产的。
除了上述各种商品的生产，明清时期江南其他商品的生产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如锡箔生产。江南人尤信鬼神，作为迷信用品的锡箔生产量多品优，销路畅达，甚至远及全国不少地方。生产地以杭州为最。贡院、孩儿巷、万安桥西一带，“三鼓则万手雷动”，制造锡箔者不下万户。清人范祖述说：“杭州之锡箔一行，不知养活几万万人。”锡箔纸由分发城外千家万户加工而成，“十城门外每日均有纸担出城，要分至数十里之外，凤山、武林二门晚间纸担聚于城下，不齐不关城门”
。杭州成为全国锡箔生产最发达的地区，而锡箔也成为重要的商品。
铜铁等器加工生产。此类加工业，江南一向发达。元代银器制作，松江唐俊卿、嘉兴朱碧山与苏州谢君余名扬天下。明代苏州与南京的铜作、铁作均有名，但据说松江府城及上海县加工的铜器，“工致精好，非苏产比”
。无锡铁锅铸造出名。各地市镇以日用品铁器加工见长。桐乡县的炉头镇，嘉靖时冶坊兴起，居民以“冶铸为业”，除了夏季，三时炉火昼夜不绝，因名为炉镇。其大坊专铸铁釜，小炉数家多铸钟鼎等物。所铸龙凤熨斗颇有名。吴江县庉村市，嘉靖时居民数百家，“铁工过半”，主要生产铁制农具、厨具、渔具、武器等，锻造的铁器在吴江县最多。同县的檀丘市，嘉靖时居民数百家，“以工为业，凡铜铁木坛乐艺诸工皆备”
。乌青镇同治时的铁冶有冶炉7座，冶工来自无锡，冶炉泥土取自宜兴、无锡等地，每炉一座，三昼夜约出大小锅釜500只，燃料用上等栗炭及余杭等处定烧的乌炭，原料铁向汉口购运。
如窑器生产。宜兴蜀山，盛产缸、饔、罂、缶、钵、壶诸器，其紫砂壶，为名陶，“澄泥为之，始于供春，而时大彬、陈仲美、陈用卿、徐友泉辈踵事增华，并制为花樽、菊合香盘、十锦杯等物，精美绝伦，四方皆争购之”。无锡望湖门外，砖瓦窑林立，烧造的砖瓦，“盛行于数百里内外”
，甚至因坚致而“贩鬻遍大江南北”
。乾隆中后期，金匮一县砖窑多达125座。砖瓦成为无锡“行于四方”的、仅次于棉布和草席的第三大类商品。嘉善县的千家窑镇，因窑名镇，“民多业陶，廛居联络，甓埴繁兴，三吴贸迁勿绝”
。直到清末，居民仍以业陶为主。为余杭和钱塘共辖的瓶窑镇，“自农桑外多以埏埴为业，故市廛之与陶穴相望如栉比”
。长洲县的陆墓镇窑器以“坚细”著称，工部物件也常在那里造作
，“居民多造窑及织汗巾为业”
。这些地区的窑器生产，大多属于副业性的商品生产，商品销售主要面向附近农村，绝大部分不出江南区域。
如附属于文化用品的裱褙，以苏州最为著名，取料净，运帚匀，用浆宿，工夫深。乾隆时，“凡海内得宋、元、明人书画者，必使苏工装潢”。高手秦长年、徐名扬、张子元、戴汇昌等名噪一时。故钱泳说：“装潢以本朝为第一，各省之中以苏工为第一。”
苏州裱褙工匠甚至在杭州、扬州、北京等地也很活跃。名画一经苏裱，价值倍增。
其他如各地发达的造船业，南京、苏州、杭州的折扇生产，苏州、杭州的丝线生产（杭线又与杭扇、杭粉、杭烟、杭剪合称“五杭”），以“精细雅洁”见长的苏绣，以苏州、松江为中心“大江南北什器之为圆者皆类焉”
的小木器生产，苏州、松江的纺织器具生产，苏州、杭州、松江的蜡烛生产，苏州及各地的干果生产，湖州的湖笔制造，松江的暑袜织作，江南各地的苎布生产等，都是副业或专业商品生产，颇有特色，商品量自也不小。
以上考察试图说明，明清时期的江南，是全国最为重要的棉布、丝绸等衣着品生产基地，书籍等文化用品生产基地，是粮食、食用油等粮食加工业的重要基地，是陶窑器、铜铁器、小木器等日用生活必需品和玉石等贵重商品或锡箔等特殊商品的重要生产基地。江南商业的发达，是直接建立在当地发达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