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范金民教授的新著《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即将付梓的前夕，我有幸读到书稿的全文。这部全方位论述明清江南商业发展的专著，是他在多年研究江南经济问题的深厚学识积累的基础上所取得的又一项可喜的最新成果。翻开这本专著可以看到：作者在深入研究了明清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之后，接着以此为切入点，依次研究了江南的商品流通问题、江南的商品市场问题、江南的商人商帮问题，以及商业兴盛对江南社会经济的影响等这样一些重大的问题。业内人士一看便知，在专家云集的江南经济研究领域里，如果没有很深的功底，是很难在如此的广度和深度上，完成这一颇具开创性的重要研究课题的。下面我将谈谈展读这部书稿的收获、体会和感想。

在第一章《江南的商品生产》中，作者探讨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江南商品性作物种植的发展，其中涉及棉花、桑树、席草、靛蓝、烟草、茶树等六种商品性作物种植的情形，在我所见到的同类论著中，这是叙述得最为详尽的一本；二是专业副业商品生产的兴盛，其中涉及棉布、丝绸、酒、油类、草席的商品生产，纸张的商品生产加工，书籍的商品性刻印和玉石器的商品性加工生产，同时还涉及包括锡箔、铜铁器、窑器、裱褙、造船和折扇在内的其他商品生产的情况，在我所见到的同类论著中，这也是叙述得最为详尽的一本。不仅如此，作者还就江南商品性作物的种植是因何发展起来的这一众说纷纭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灼见。作者不同意持“人口压力”论和“赋税压力”论的一些国内外学者的意见。他反问道：“在全国许多地区均存在人口压力和赋税压力的情况下，为什么江南地区的商品性作物种植却能一枝独秀，得到长足的发展呢？”他认为：要破解其中的奥秘，就必须“更应注意当地的自然地利条件和农民的获利动机与经营方式”。我认为：作者从明清江南地区的自然与社会实际情况提炼出来的这一观点，应该受到国内外有关学者的充分重视。

在第二章《江南的商品流通》中，作者在详述了粮产区和棉布产区之间、棉布丝绸产区内部和整个江南地区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商品流通后，得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即：江南丝棉织生产的兴盛，乃是奠立在本地区发达的专业分工、良好的原料供应和畅达的域内流通的基础之上的。在论及江南对全国的商品流通这一问题时，作者不仅详述了以江南为中心的商运路线和流通商品的种类，而且还对流通的商品量进行了科学的计量研究，并进而归纳出本地区商品流通的几大特色，从而将江南商品流通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在第三章《江南的商品市场》中，作者细密地考察了包括地方小市场、城镇市场、区域市场、全国性市场和特殊市场——庙会集市在内的江南商品市场的各个层次，并进而考察了几种颇具特色的专业市场，如粮食市场、棉纺织市场、丝织业市场、竹木市场和金融市场等，这就为读者清楚地勾画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江南区域市场群体。不仅如此，作者还细心地将明清江南的商品市场与唐宋江南商品市场作了纵向的比较，又将明清江南的商品市场与同时期的北方市场作了横向的比较。通过这些深入的研究，作者在江南商品市场的总体结构及其特色两个方面，均对读者作出了明确交代，从而使读者获益匪浅。

在第四章《江南的商人商帮》中，作者显示的功力尤深。在这一章里，作者对安徽商人、福建商人、广东商人、山西商人、陕西商人、山东商人、河南商人、江西商人、湖广商人、浙江商人和江苏商人在江南地区从事的商业活动及其经营的具体行业进行了开创性的系统考察。与此同时，作者还对上述这些商人商帮的活动时代、经济实力、活动地域、从事的行业及经营商品的种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作者的这一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是：作者通过对全国各省商人商帮在江南的活动进行全面考察，分析其在江南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互补、竞争和消长情况，无疑大大深化了对明清江南商业发展的研究；其二是：作者把各省区商人商帮的活动与江南社会经济的特点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从而为深化各省商人商帮的研究找到了一个重要的新视点。还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涉及地域商人商帮的组织——会馆公所这一长期被国内外学者重视并取得累累成果的研究课题时，亦游刃有余颇多建树。例如，在明清会馆公所数量考一节中，将苏州城区的会馆数从46所增补至49所；将上海的会馆数考定为43所；将南京的会馆数考定为“至少应有39所”；将杭州及其附近的会馆数考定为22所，而这些会馆以前几乎未被研究者提及；将嘉兴府的会馆数考定为13所，而过去的研究者只提及零星的几所；将湖州的会馆数考定为30所左右，而这些会馆今人则基本没有提及；将镇江的会馆数考定为“至少有12所”；将常州的会馆数暂定为4所，而这些会馆过去则从未见人提及。此外，在会馆公所异同论一节中，作者指出：有的研究者“以地域和行业为标准，过分强调了会馆与公所的异，过于绝对，故为人所诟病，而新近的研究则过分强调了会馆与公所的同，过于笼统，故仍有缺憾，个别论者更以大商人与中小商人来区分会馆与公所，更属牵强”。而他则主张：“从地域或行业的角度，将会馆和公所分为地域性和行业性两大类，即地域性会馆公所和行业性会馆公所，会馆和公所都有地域性和行业性两类，但又有主次。这样或许会更加接近历史的实际。”我认为作者的这一新颖观点，很值得中外有关学者认真思考和充分重视。

至于第五章《商业兴盛与江南社会经济》，应该说是本书的画龙点睛之笔。作者在这里论述了商业兴盛对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作者明确地指出：商业的发展为江南商品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并促使江南的商品生产不断推陈出新，而完备的商业流通体系又无疑有利于商品生产健康持续地发展。作者又明确地指出：发达的商业贸易促使和影响了江南大量市镇的兴起，并使其规模得以不断扩大。作者还明确地指出：商品经济的发展直接造就了富庶的江南经济区。应该特别指出：作者在这一章里，实际上已经触及中外学者在研究明清江南经济史时都要碰到的一个十分敏感的重要问题，即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走向问题。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虽然没有导致江南社会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但也没有导致近年来有人力图证明的江南小农一直处于最低生活水准的局面”。持后一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我国学者所熟知的美国加州大学华裔学者黄宗智教授。1992年，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中推出的观点是：在1350至1950年这600年间，江南农民拥有的土地不断减少、收入不断下降，生活一直徘徊在糊口水平。其核心的理论依据就是单位工作日报酬递减论，又称边际效益递减论。其实，黄宗智教授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我国华北农村经济时，已经推出这一论点，这可以从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得到明证。记得大约在1993年，我国学者曾在北京举办的一次小型学术讨论会上，就黄在以上两书中推出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过研讨。会后，我国学者曾从不同角度对黄的主要论点提出过不同意见，例如，李伯重研究员就曾从理论和概念的角度，对黄所持的“最低生存水准”与“人口压力”的说法提出过异议。但我个人认为：自那时以来，中国经济史学界对黄宗智教授所持观点的驳议，尚有待完善。如今，本书作者又用较多的笔墨对黄的上述论点进行了很有说服力的反驳。应该说，这是一次可喜的学术进展。本书作者指出：黄不以年收入而以单位工作日收入，不以家庭总收入而以单个农民的农业收入，来讨论以年成或季节为收入周期、以整个家庭生产为特点的江南农民的经济状况，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若以年收入而论，作者根据人均耕地占有量和明清时期江南正常年景的平均亩产量这两项数据，计算出江南农民田地收入的数字是并不低的。如果再考虑到由于江南农民广泛开展桑棉丝布及其他兼业化、专业化生产，作者认为“直到嘉、道年间，其年收入或家庭总收入是稳定或增长的，其生活水平也是趋向不断提高的”。概而言之，作者抓住了边际效益递减论者只计算农民的农业收入而无视农业以外的收入这一致命弱点，并通过对农家全年实际收入与支出水平的运算，用具体数字有力地并富有成效地反驳了单位工作日报酬日趋下降的论点，因此很有说服力。据我所知：作者出生于江南农民家庭，在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深造前，曾在江南无锡农村基层领导、组织和从事农业生产数年，是一个具有丰富经验并谙熟当地人文地理和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行家里手，因此我认为他对黄宗智教授所持论点的驳论能够击中要害并非偶然。

读完这部书稿，受益颇多，心情十分快慰。我与本书作者既有师生之谊，又曾一起工作共事多年，他问序于我，遂将通读这本著作后的一些看法和体会实话实说了出来，是为序。

罗　仑
1998年春于北京西路2号新村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