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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操一纵，度越意表。寻常所惊，豪杰所了。
善于用人的领导者，能够做到收放自如，却又让人难以意料。寻常之人对此感到惊异，豪杰之士却能够了然于心。
春秋时期，孔子带着他的弟子周游列国。有一次，他的马跑掉了，而且还吃了农民的庄稼。
那个农民很生气，就把孔子的马给扣下来。孔子的学生子贡前去向农民求情，说了许多好话都没有把马取回来。孔子感叹地说：“用别人不能理解的话去说服人，好比用最高级的牺牲太牢（牛羊猪各一）去供奉野兽，用最美妙的音乐《九韶》去取悦飞鸟，有什么用呢？”于是，孔子又派养马的人前往。养马人对那个农民说：“你不会在东海耕种，我也不会去西海旅行，可见天下其实很小，咱们一家亲，我的马吃了你的庄稼，也就不奇怪了。”农民听了很开心，十分痛快地解开马交还给了他。
所谓人以群分，拿诗书的道理去说服乡野之人，这正是腐儒之所以误国的原因。而养马人的话虽然不错，但如果由子贡去说，农民仍不会听从。为什么呢？因为儒生与农民在外貌和修养上相别甚远，他们的精神也必然互相背离。那么孔子为什么又不直接派养马人去，而要先听任子贡前去呢？因为如果先派养马人去，即使他一去就将马取回，子贡也不会服气，所以不如先让子贡自己去碰一下钉子，养马人的妙处自然会显露出来。圣人通达人情，所以能够恰当地发挥各人的长处，而后来的朝代，往往用金科玉律束缚人，以论资排辈限制人，又总是指望一个人在各方面都要出色，怎么能把天下的事办得好呢？
广陵人徐铉、徐锴兄弟和他们的父亲徐延休，号称“三徐”，在江南名声很大。这三个人都以学识渊博、见多识广、通达古今闻名于北宋朝廷，其中又以徐铉的声望最高。有一次，恰好南唐派徐铉来到北宋纳贡，照例要由朝廷派官员去做押伴使。但满朝文武都因为自己辩才不如徐铉而生怕中选。宰相赵普也不知要选谁为好，便去向宋太祖请示。太祖说：“你先退下吧，朕亲自来选。”
没过多久，宦官命令殿前司听旨，要他写出十个不识字的殿中侍者的名字送来，殿前司写好后，宦官将名单送给太祖，太祖御笔一挥，随便点了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并说：“让这个人去就可以。”这使在朝的官员都大吃一惊。赵普也不敢再去请示，只好催促那人赶快动身。
那位殿中侍者也不知为什么要派他去做使臣，没有得到任何解释，只好前去。一上船，徐铉就滔滔不绝，词锋如云，周围的人都为他的能言善辩而惊讶。那位侍者当然无言以对，只是一个劲地点头称是。徐铉不了解他的深浅，越发喋喋不休，竭力与他交谈。一连几天，那人都不与徐铉论辩，徐铉说得口干舌燥，自觉无趣，也就不吭声了。
岳珂认为，当时陶毅、窦仪等名儒衣冠楚楚出入于朝廷，若谈论辩之才，难道会输给徐铉吗？宋太祖作为大国之君，之所以这样做，用的就是不战而使敌人屈服这个兵家之上策。孔子指派养马人是以愚治局，宋太祖派遣殿中侍者，是以愚困智。以智者去对付愚者，愚者无法理解；以智者与智者较量，谁也不会认输。
白沙人陈公甫，到定山拜访庄孔易。分别时，庄孔易用船送他回家。船上有一个读书人，平时就油嘴滑舌，在船上说起话来也十分下流，肆无忌惮。庄孔易愤怒得不得了，而陈公甫却泰然处之。当那人胡言乱语时，好像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一样，等到那人走时，好像根本就不认识他一般。庄孔易对陈公甫十分佩服。这也是宋太祖降伏徐铉的办法。
唐德宗时，韩滉曾出任三吴节度使。凡是他所接纳的宾客，都根据他们各自的才能，恰当地予以使用。有一次，一个老朋友的儿子来投靠他，却没有什么特殊才能。一天，韩滉让他参加宴会，他居然从始至终端坐在席上，没有和对面的人交谈一句。韩滉注意到他的这个特点后，就将他安置在军中，让他看守仓库大门。从此，这个人每天一早进入帷帐，一直端坐到太阳落山，官吏和士兵都不敢随便出入。
五代时的吴越王钱镠，经常到王府花园游玩，发现园丁陆仁章培养花木很有办法，便记住了他。后来淮南兵围困苏州时，钱镠就派陆仁章到苏州城去送信，陆仁章果然顺利完成了任务，带着回信返回，钱镠很器重他，就收养他做自己的孙子。
如果领导者都能像韩滉、钱镠那样用人，那么天下就不会有被遗弃的人和被荒废的大事了。
另据史书记载，淮南王派兵包围苏州时，推着洞屋攻城。苏州守将孙玫命令士兵在城墙上竖起一根大木杆，顶端安上滑轮，穿上一根粗绳子，绳子的一端绑有铁锥，守兵从城墙上往下投掷铁锥，将洞屋屋顶击破，然后使劲拉绳，利用滑轮的作用将屋顶揭开，攻城的敌人统统暴露无遗。后来，敌人开炮时，就张开网阻挡，淮南兵无法攻克。
吴越王派兵来救援苏州，只有一条水路可以通往城内，但此时淮南兵却用缀上铜铃的大网悬挂在水中，连鱼鳖游过都会弄得铃声大作，无人不晓。都虞候司马福想潜入城中，便想了一个计策，故意先用竹竿触网，敌人听到铃声后立即收网，拉起来查看，而司马福则乘机潜过网，在水中潜了三天，才进了苏州城。与守军取得联系后，使城中的号令与援兵相呼应。敌人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以为是神仙在帮忙。这和前面说的可能是同一件事，但其中一个人的姓名可能是弄错了。
燕昭王在位期间，礼贤下士，励精图治，是战国时代一个很有作为的君王。有一次，他向郭隗（wěi）询问治国之道，郭隗说：“国君的臣子，是他的老师；诸侯的臣子，是他的朋友；伯爵的臣子，是他的门客；而不安宁的国家总是用奴才为臣。就看大王如何选择了。”燕昭王说：“我很想学习，却苦于没有老师。”郭隗就说：“大王如果真的想振兴国家，我郭隗请求为天下有识之士开路。”于是燕昭王为郭隗重新修建了寝宫，并尊他为老师。不到三年，苏秦从东周洛阳来到燕国，邹衍从齐国来到燕国，乐毅从赵国来到燕国，屈景也从楚国来到了燕国。
郭隗通晓招贤纳士的智慧，有气量宏大的大臣气概，不愧为帝王的老师。雍齿虽不得汉高祖欢心，却战功很大，汉高祖于是听从张良的建议，首先封他为侯，使所有功臣的心都安定下来。许靖倜傥魁伟，足智多谋，品行高洁，在刘璋手下曾做巴、蜀等郡太守。刘备打败刘璋后，封许靖为将军长史、太傅，对他以礼相待，使蜀国的士大夫们都一心报效于朝廷。这些都是给那些有识之士以名誉，而自己从中获利的案例。
汉宣帝时期的丞相丙吉有一个好喝酒的车夫，喝醉之后行为很不检点。有一次，他驾车随丙吉外出，酒醉后呕吐在车上，相府的主管骂了车夫一顿并打算辞退他。丙吉说：“如果他因为醉酒而遭辞退，还有哪里会收容他呢？还是忍忍吧，毕竟只是把车上的垫褥弄脏了而已。”仍然留他做车夫。这个车夫家在边疆，经常目睹边疆发生紧急军务时的消息传送情况。那天出门，恰好看见驿站的人拿着红白两色的口袋，将边境的紧急文书送来，于是跟到皇宫正门负责警卫传达的公车令那里打听。得知敌人已经侵入云中、代郡等地。他马上回到相府，将情况告诉了丙吉，并说：“恐怕敌人所侵犯的边郡中，有些太守和长史已经又老又病，无法带兵打仗了，丞相最好预先查看一下。”丙吉认为他说得很对，就招来负责高级官吏任免事项的官员，查阅边境郡县官员的档案，对每个人都进行仔细地审查。不久，汉宣帝召见丞相和御史大夫，询问敌人所入侵的郡县官员的情况，丙吉对答如流。御史大夫却无言禀告，只得降职让贤。而丙吉能以时时忧虑边疆、忠于职守被称道，这里面也有车夫的功劳。
宋朝人郭进任山西巡检时，有个军校到朝廷控告他，宋太祖召见了那人，经审讯后查明是诬告，于是将他押送回山西，交给郭进，让郭进亲自杀了他。当时正赶上北汉国入侵，郭进就对那人说：“你既然敢诬告我，说明还是有点胆量的。现在我赦免你的罪，如果你能出其不意，消灭敌人，我将向朝廷推荐你。如果你被打败了，那就自己去投河，不要弄脏了我的剑。”结果那个军校在战斗中奋不顾身，英勇杀敌，居然打了个大胜仗。郭进于是向朝廷推荐他，使他得到了重用。
容忍别人的小过失，他必将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来回报；宽大自己的仇人，他必将以死来相报。只因为要报答恩人的感情激荡在胸中，所以他的长处一遇触发的机会就会被激发出来，他的才干一受到激励，就会尽量发挥。那些专门去收集别人的过错、去寻找仇人的人，太愚蠢了。
秦桧当权的时候，有个书生模仿他的笔迹，并以他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然后拿着这封信去拜谒扬州太守。太守一看就知道这封信不是秦桧写的，就将信和书生一起押送给秦桧。
秦桧知道这件事之后，不但没有惩罚那个书生，反倒给了他一个官当。有人不理解，便问秦桧为什么要这样做。秦桧回答说：“这个人既然有胆量以我的名义写假信，肯定不是一般的人物。如果我不用一个官职把他束缚住，万一让他跑到胡人那里，或者跑到南方去为越人效力，那就不好办了。”
宋仁宗时，韩琦出任陕西安抚使，范仲淹任陕西宣抚使，共同防御西夏。当时，有张、李两个青年想为韩琦和范仲淹出谋划策，又不好意思自我推荐，于是就刻了一个诗碑，将自己的才干德行吹嘘了一番，让人拉着从韩琦和范仲淹面前经过。韩、范二人见了，反而起了疑心，没有任用他们。后来，这两个人就跑到西夏去了，分别化名为张元、李昊，并到处题诗。西夏国主赵元昊听说此事，十分好奇，就召他们进宫面谈，一席话下来，元昊发现这两人果然有才干，非常高兴，便将他们视为谋臣，后来这两人成为大宋西部边境的大患。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秦桧虽然是奸臣，但他在这件事的做法上却远远胜过韩、范二公。这就是所谓的人下之人有人上之智呀！
还是在北宋时期的事，当时有个人伪造韩琦的信，然后将此信拿去拜谒福州知府蔡襄（字君谟），蔡襄虽然看出了破绽，但他见那人颇有豪侠之气，就给了他三千钱，然后写了回信，并派了四个士兵护送他回去，还带了一些果物送给韩琦。那个人到了京城之后，便前去向韩琦请罪，韩琦缓缓说道：“我的能力有限，恐怕不能帮你的忙！这样吧，夏太尉现在在长安，你可以到那里去见他。”随即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对于韩琦的做法，弟子们十分不理解，认为不怪罪他就足够了，何必还要再写介绍信呢？韩琦却说：“这个人敢假冒我的名义写信，而且还感动了蔡襄，说明他确实很有才气。”后来，那个人到了关中之后，夏太尉果然封了他一个官。
再比如，宋哲宗元祐年间，苏东坡出任杭州知府。刚上任时，都商税务官押来了一个逃税的人。原来这个人是南剑州乡贡进士吴味道，他身上带着两个特大的包袱，外面写着苏东坡的名字和官衔，送往东京汴梁苏侍郎住宅。苏东坡问他包袱里是什么东西，吴味道十分害怕，只好实话说道：“我今年秋天有幸得到乡里的推荐，朋友集资让我参加省试，送给我十万钱，我就购买了四百丈建阳纱，考虑到路上所经过的乡镇都要收税，到了京城就剩下不到一半了。于是我心中暗想，当今天下名望最高，而又爱奖掖后进的，只有翰林学士先生您了。即使事情败露，您也一定会同情我。于是我就借着给先生送东西的名义，将东西装好带着走。却不知道先生已经到这里来做知州了，在下实在罪责难逃。”苏东坡听了这番话，审视他良久，然后大笑起来，让人把那两包东西上原来的封皮上的字取下来，换上他亲笔写的字，上面写着他的新官衔，送交东京竹竿巷。并写了一封信，让他带给自己的弟弟苏辙，然后告诉他：“赶紧走吧，这回你即使上天去也没有妨碍了。”第二年，吴味道进士及第，特来向苏东坡道谢。
有一次，楚庄王在宫中大宴群臣，席中命令一位美姬依次为众人斟酒。黄昏时分，大臣们个个喝得酒酣耳热，蜡烛也烧完了。这时，有个臣子趁黑拉扯那个美姬的衣服，美姬很生气，便顺手就拉断了那位大臣的帽缨，然后到楚庄王那里告状。楚庄王听了，心想，何必为了这事而使我的大臣受辱呢？于是下令说：“今天看到大家喝得很痛快，我十分高兴，这样吧，我们干脆拉断帽缨，然后继续喝。”众人于是都拉断自己头上的帽缨，狂欢作乐，尽兴才罢宴。后来，楚国和郑国开战，在一场战争中，有位将军在楚庄王面临危难的时刻冒着生命危险冲入敌阵，不但救出了楚庄王，而且还大败敌军。班师回朝之后，楚庄王便询问那位将军是何人，才知他就是那天晚上因为喝多了酒，而拉扯美姬衣服的人。
汉文帝时，袁盎曾经在吴王刘濞的手下当过丞相。当时，袁盎府中有个从史与他的一个侍妾私通。袁盎知道这件事后，并没有泄露出去。但却有人去吓唬那个从史。那个从史十分害怕，马上就逃跑了。袁盎亲自去将他追了回来，然后将侍妾赐给他，对他仍像过去一样。
到汉景帝时，袁盎来到中央朝廷担任太常，不久后又奉命出使吴国。当时吴王正在谋划反叛朝廷，想将袁盎杀掉。于是派五百士兵包围了袁盎的住所，袁盎毫无察觉。而当初那个从史此时已经在军队中担任校尉司马，并奉吴王之命前来包围袁盎。那个从史知道自己包围的人是袁盎后，就买来二百石好酒，请那五百个士兵开怀畅饮。士兵们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呼呼大睡。当晚，那个从史便悄悄走进袁盎的卧室，将袁盎唤醒，然后对他说：“您赶快走吧，吴王要造反，天一亮就会将您斩首。”袁盎问他：“你是谁？为什么要救我呢？”那位从史说：“我就是当初那个与你的侍妾私通，却得到您厚待的那个从史呀！我现在在军中担任校尉司马！”袁盎这才明白怎么回事，于是赶快逃离了吴国。
五代时后梁的葛周，宋代的种世衡，都曾经使用这一策略而战胜敌人、讨伐叛逆。又如唐代的张说免遭祸殃，可以称为有转圜之福。金兀术不杀小兵的妻子，也算得上是胡人中的杰出者。
五代后梁的侍中葛周，有一次与自己所宠爱的美姬一起饮酒，这时葛周身边的一个侍卫一直盯着美姬看，葛周问他话，他都答不上来。过了一会儿，那个侍卫才感觉到自己的失态，十分惶恐，害怕葛周会惩罚他。但是，葛周却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后来，葛周率军与后唐的军队交战，战事失利。葛周大声呼喊这个侍卫，命他去迎敌。这个侍卫领命而去，奋勇杀敌，终于打败了敌人。回来之后，葛周就将那个美姬赐给他做了妻子。
北宋初年，苏慕恩的部落是胡人中实力最强大的部落，当时镇守边关的种世衡，有一天晚上与苏慕恩一起饮酒，并让一位美丽的侍妾在旁边劝酒。过了一会儿，世衡起身进到里屋，苏慕恩就趁机偷偷地调戏那个侍妾。这时，世衡突然出来，将慕恩抓了个现行。苏慕恩十分惭愧，向种世衡请罪。世衡笑着问：“你喜欢她吗？要是真喜欢就送给你好了！”于是，就将那个女子送给了他。从此，凡是其他部落中怀有二心的逆臣，种世衡就派苏慕恩前去讨伐，而且每次都大胜而归。
唐玄宗时的张说，发现有个门生与自己十分宠爱的婢女私通，张说很生气，于是想依法处置他。那个门生被绑起来后，大声呼道：“难道相公您能保证没有情况紧急、需要用人的时候吗？何必为了一个婢女而大动干戈呢？”张说听罢，知道这个门生是一个很有志气的人，便下令将他放了，然后将那位婢女赐给他，并且将他打发走，从此音讯杳无。
后来，张说遭到姚崇的陷害，陷于绝境。有一天晚上，那个门生来到张说家，送给张说一幅夜明帘，请他献给九公主。张说依计而行。结果，九公主竟在玄宗面前为张说求情，张说得以摆脱困境。
金兀术喜欢上一个士兵的妻子，就把那个士兵杀死，然后将他妻子据为己有，并对她十分宠爱，对别的姬妾们则渐渐冷淡起来。有一天，金兀术睡午觉醒来时，忽然看见这个妇人手里拿着一把锋利的短刀正要杀他。他大吃一惊，连忙跳下床，质问她为什么要这样。那个妇人回答说：“我要替我的丈夫报仇！”金兀术一听，沉默了一会儿，挥手让她出去。当天晚上，金兀术设宴招待将士。在宴席上，金兀术唤出这位妇人，对她说：“我不能杀你，因为你无罪，但留下你又不行。所以，现在任你在众位将士中选择一个，然后跟随他去吧。”那个妇人于是指了一个人，金兀术便将她赐给了那个军官。
前秦王苻坚手下的重臣王猛，有一次率领十六万大军讨伐前燕国，前燕太傅慕容评则率大军屯据潞州。王猛的军队迅速前进，在潞州城外与慕容评相持。王猛派遣将军徐成去侦察燕军的虚实，并命令他在太阳当顶之时回来报告，但徐成一直到黄昏时才返回。王猛十分生气，要将徐成斩首。这时，邓羌出来为徐成求情说：“敌众我寡，明天一早就要打仗了，所以还是宽恕他吧。”王猛说：“饶了他，军威何在？”邓羌又请求说：“徐成是我的部将，虽然他违令该斩，但我愿意和他一起拼死作战，以求赎罪。”王猛还是不同意。邓羌一气之下，回到自己的军营，擂响战鼓，集合部队，要攻打王猛。王猛看邓羌既讲义气又刚勇非常，就派人告诉他：“将军息怒，我现在就赦免徐成。”徐成被赦免后，邓羌亲自来向王猛道谢。王猛拉着邓羌的手，笑着说：“我只是想试探一下将军罢了，将军对手下部将尚且如此，对于国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部下违犯了法令却请求宽恕，是一种私情；擂响战鼓，集合部队对抗上级，是显示强悍。部下将要攻打主帅，主帅却因此而赦免了违法的下级，这不是大大损害了主帅的威信吗？然而，接下来邓羌却与徐成大败了燕军，以此来报答主帅的不杀之恩。一个打了大胜仗，一个是显示主帅的威风，相比之下，哪一个更值得呢？军法固然很威严，但何必非要用它来惩罚奋勇杀敌的将军呢？所以说：“圆若用智，唯圆善转。”真正的智慧就好像一个圆圈一样，是可以转动和随机应变的。这样的智慧，才会灵妙无穷。
唐高宗东都洛阳巡幸时，正好碰上关中闹饥荒。考虑到路上盗贼太多，高宗于是命令监察御史魏元忠做车驾检校官，在车前开路，车后保驾。魏元忠接受了旨意后立即视察了赤县的监狱，看见一个在押的盗窃犯，不管是神采还是语言，都不同凡响。于是下令给他解开镣铐，换了衣服，戴上帽子，并让他坐着驿车，紧跟在自己后面。一路下来，魏元忠不但与他一起吃饭睡觉，还将防范盗贼的事都委托给他，那个人笑着答应了。结果，一直到从东都返回，随从高宗的上万人马中，竟然没有人丢失一件东西。
因材任能，根据每个人的才干来安排合适的工作，连盗贼都可以使用。那些平庸的儒生经常嘲笑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田文是鸡鸣狗盗之辈的雄杰，他们哪里知道，那个时候除了那些鸡鸣狗盗之徒，其他人根本派不上用场。
唐朝的大夫柳玭被贬谪为沪州郡守时，渝州有个秀才叫牟磨，是都校牟居厚的儿子。此人虽然没有什么才华，却敢拿着自己的文章来谒见柳玭。柳玭看了他的文章之后，给予他很好的评价，大加赞赏。柳玭的弟子们认为他这样做太不厚道了。柳玭就告诉他们：“巴蜀多出豪强之士，此人虽然是衙役的儿子，却喜欢学习，不但读书，还写文章，这是值得引导的，如果因为他文章写得不好而打击他，他就会灰心丧气了。再说我经常表扬他，别人必然会看重他，他自己也会珍惜这些荣誉，越发上进。如果我这样做，能够使巴蜀减少三五个草寇盗贼，不是也很好吗？”
徐存斋由翰林院派到浙中去当督学时，还不到三十岁。有一次，一位秀才在文章中用了“颜苦孔之卓”一句，徐存斋把这句话一圈，然后批上“杜撰”二字，将其判为四等。后来，那位秀才拿着卷子去向徐存斋请教：“老师的见解和教诲当然是对的，但‘苦孔之卓’这句话出自扬子《法言》一文中，并不是我杜撰。”徐存斋一听，连忙站起来说：“我这个人确实很侥幸，由于当官太早，并没有很好地做学问，今天还得多谢你的指教。”于是将这位秀才的文章改判为一等。这事传开之后，人们都纷纷称赞徐存斋的度量。
勇于改正自己的过错，从这里就能看出名宰相的器量和见识。听说明神宗万历初年时，有个秀才以“怨慕章”为题，写了一篇文章，文中用了“为舜也父者，为舜也母者”一句，当时的考官一看，将其判为四等，并批上“不通”二字。这个秀才于是拿着考卷去向考官陈述，并对考官说这句话出自《礼记·檀弓》。考官一听，顿时大怒，说：“就你读过《礼记·檀弓》吗？”说罢又把那位秀才的文章降为五等。人的度量相差如此之大，又何止千里呢？
宋太祖曾因某件事而迁怒于周翰，要对他施以廷杖。周翰对宋太祖说：“微臣因为才气而享誉天下，如果遭受杖刑，那就太不雅观了。”太祖于是饶过了他。
从古到今，凡是圣明的皇帝和杰出的臣子，绝对没有由着自己的性子，不愿改正错误的。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制定的新法刚开始实行，各州县就发生了一些骚乱。当时，邵雍正罢官在家，他的门生和故交，大都正在做官，这些人都想向神宗皇帝上书弹劾王安石，认为大不了罢官回家。于是，他们便写信征求邵雍的意见。邵雍给他们回信说：“如今正是贤者应当为国效力的时候，新法虽然很严厉，但你们在执行过程中，能够宽一分，老百姓就得到一分好处。而上书弹劾，然后弃官而去，究竟对谁有好处呢？”
南宋的李燔是朱熹的弟子，他经常说，人不一定非要当官有地位，才能建功立业。只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就是建功立业。明代的高僧袾宏，世称莲池大师，他经常劝人做善事，有的人却以没有力量来推辞。大师指着凳子说：“如果这把凳子歪倒在地上，挡了路，我把它扶起来放好，也是一件善事。”如果有这个心，就会觉得那些面临困难就想着弃官归田的人，就好像是身居宝山却空手而回一样。
宋神宗时，鲜于侁出任利州路转运副使。当时，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老百姓都不愿借青苗钱，王安石派人前来质问他，鲜于侁说：“‘青苗法’规定将官府常平仓的本钱借给农民，农民愿借就借，他们不愿借，那也没办法，又怎么能强求他们呢？”苏东坡知道后，称赞鲜于侁对上没有危害国家法令，对中没有损伤自己的亲朋好友，对下没有伤害老百姓。这本是三难之处境，能够处理好，实在不容易。做官的人，应当以鲜于侁为效法的榜样。
战国时期，孔子的学生宓（fú）子出任鲁国单父的县长之职。没过多久，齐国人便出兵攻打鲁国，单父是齐军的必经之地。单父的老百姓向宓子请求说：“地里的麦子已经熟了，请你允许人们下地收割吧！不用管是谁种的。让单父的百姓增加些粮食，总比留在地里，被敌人抢去要好些。”但是，宓子却不同意这样做，百姓们请求了三次，宓子都不答应。没过多久，齐军果然来了，并抢走了地里的麦子。季孙氏很是生气，便派人去斥责宓子。宓子回答说：“今年没有收到麦子，明年还可以再种。但是，如果让那些没有耕种的人也趁机获得粮食，他们就会越发希望有敌人入侵。单父一年的粮食没有收到，并不影响鲁国的强弱。但如果老百姓有了不劳而获的心理，世风就会变坏了，这对鲁国的损害是几代人都恢复不过来的。”季孙氏听了之后，十分惭愧地说：“如果入地有门，我还有什么脸去见宓子呢？”
宓子的做法，对于解救眼前的危难来说，似乎有点迂腐；但对于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来说，却是值得肯定的。
屠坪石出任浙中督学时，执法十分严厉。他任湖州巡按时，一些小人闻风而动，到处搜集一些秀才的过失。有一个秀才在一个妓女家过夜，保甲暗中打听清楚了，就将两人捉住送到署门，没有人敢给秀才松绑。署门开了，保甲将二人一同带进堂上，保甲跪在地上大声嚷嚷，诉说二人的罪状。屠坪石假装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若无其事地办理案头上的公文。保甲以为他真的没有听见，就用膝盖朝前移动，渐渐地凑到屠坪石的面前，离两个被绑的人却很远。屠坪石向守门的衙役挤挤眼，分开自己的手臂，示意衙役将秀才放走。衙役理解了他的意思，悄悄地走到保甲身后，将那个秀才放走了，保甲却一点也不知道。屠坪石看书生已经出门，就抬起头来问：“秀才在哪里？”保甲回头一看，哪里还有秀才呢？不禁大惊失色，顿时连话都说不出来。屠坪石于是下令将保甲打了三十大板，戴上枷，然后将妓女赶出衙门。保甲被放出来后，见人就神色仓皇地说：“那次真是捉到鬼了。”秀才们都唾弃他，并感激屠坪石顾全了一个好色的读书人。从此，州中刁恶之风渐渐平息下来，而那个秀才也因为感恩屠坪石，努力读书，最后由贡生做到教官。
唐代李西平携带成都一个出走，被节度使张延赏追回来，二人因此结了仇；宋代赵讨任成都知府，后来带了一个歌伎回到京城；宋代胡诠被贬海外十年，北归之时对歌伎黎情还恋恋不舍。
人往往容易沉溺于女色，连贤者也在所难免。如果用这些来裁判文人、学士，他们中能完美无缺的就太少了。韩亿性情方正持重，宋仁宗时，官做到尚书左丞。每次走在路上，碰到有人来告发官吏们那些鸡毛蒜皮的小过错时，韩亿马上就很不高兴，并对那些打小报告的人说：“天下太平，圣明的君主希望昆虫草木都各得其所。如今做官的人，官当得大的，则想升为公卿；当得小的，也想升到侍从、职司、郡守，何必因为一点小小的瑕疵和过错，就将这些人禁锢住呢？”
屠坪石公是很懂得这些道理的。
宋徽宗时期李孝寿出任开封府尹时，有个举子受到自己仆人的欺负，一气之下写了一张状子，打算将那仆人送到开封府去，最后还是被他同屋的考生给劝住，才作罢。想开了之后，那位考生于是模仿李孝寿的笔迹和语气，开玩笑地判了一句：“不值得立案受审，打二十大板完事。”写完之后，就不再理会。没想到，第二天那个仆人却拿着这张状子来到府尹衙门，声称要控告他的主子模仿府尹判案，私自用刑。李孝寿听完那个仆人的控告，便将那个举子抓来审问。那个举子于是将事情的前后经过如实地禀告给李孝寿。李孝寿明白之后，说道：“你下的判语也正是我的意思。”说罢便命衙役将那个刁仆拿下，并赏了二十大板，然后命他向自己的主人认罪。此后，开封府数千个举子的仆人中，再也没有一个敢放肆了。
宋元献被罢免丞相之职出任洛阳太守时，有一个仆人前来报官，说自己的主人正去赶考，但所带的行囊中却有漏税的东西。宋元献听了便说：“举人离家赶考，怎么可能不携带些东西，不可以深究其罪。而仆人动不动就控告主人，这种风气绝不可长！”于是只将那个举子送到税院罚了两倍税金，却将那个仆人送去充军。
张耳和陈余原来都是魏国的名士，秦国灭了魏国之后，便重金悬赏这两个人的头颅。两人无奈，只好改名换姓逃到陈国，靠当门卫度日。有一天，一位官吏因为陈余犯了过错而鞭挞他，陈余十分生气，想起来反抗。这时，张耳在旁边踩了他一脚，示意他忍耐。那个官吏走后，张耳就将陈余拉到一棵桑树下面，数落他说：“当初我们是怎么说的？今天只受了一点小气，就想因为一个官吏而死，值得吗？”
越王勾践十年卧薪尝胆，韩信受胯下之辱，都是忍受小耻辱，而最终成就大业。陈余过于浮躁，比张耳差远了，所以后来一个成功，一个失败。张耳辅佐刘邦成为开国之臣。陈余一直辅佐赵歇王，最后被韩信和张耳斩于泜水上。
明成祖时期，广东布政使徐奇进京觐见皇上时，带了些岭南的藤席，准备送给朝廷中的官员。但送礼的名单却不幸被巡逻官截获，并交给了皇上。皇上看了之后，见礼单上没有杨士奇的名字，于是召见他，询问其中的原因。杨士奇说：“当初，徐奇从给事中受命赴任广东时，众官员都作了赠别的诗为他送行，所以他现在才用藤席来回赠。当时微臣有病没有作诗文，所以没有在馈赠之列。今天，虽然众官员的名字都在礼单上，但他们是否都接受礼物，还不知道，再说礼物也很小，恐怕也没有其他目的。”经杨士奇一解释，皇上很快就打消了疑惑，然后将名单交给宦官，命其烧毁。从此再未过问此事。
这名单一烧，巡逻官十分丧气，而朝中的官员们却免了许多祸事，并且让皇帝对大臣们不起疑心。杨士奇保全的实在是太重大了。不在名上去用智，实在是大智啊，难道仅仅是厚道吗？
宋真宗时有人上书，对皇宫内的事发表意见。皇上大怒，下令将那个人的家产全部没收。抄家时，搜出了许多朝廷官员与此人往来的书信，书信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占问吉凶的。皇上得知此事之后，想将这件事交给御史台处理。这时，宰相王旦立即把自己向那个人占问吉凶的书信也取来，交与皇上，请求皇上将他也一起下狱。皇上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怒气也渐渐消了。
王旦随即来到中书省，将所查获的那些书信全部烧毁。没过多久，皇上又后悔了，于是派使者骑马去要那些信。王旦说：“那些信已经全部烧毁了。”此事只好作罢。这件事与上面所说杨士奇的那件事类似，都是舍身救人的范例。
刘邦进入咸阳之后，他手下的众将都争先恐后地跑进仓库去抢金银财宝。只有萧何一人不慌不忙，将秦国的丞相找来，然后将秦国所有典籍全部收缴，并妥善保管。后来，在楚汉争霸中，刘邦之所以能够对全国的地理、人口、民风、民俗、老百姓的需要和反对等，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全凭借萧何所保管的那些典籍。
宣曲任氏的祖先曾做过督道仓吏，秦朝将灭亡时，豪杰们都争着去夺取黄金美玉，只有任氏将仓库里的粮食藏好了。后来，楚汉在荥阳相持不下，战争不断，老百姓根本无法耕种，导致一石米涨到万金。结果，那些豪杰们不得不将当初所抢的黄金、美玉等拿出来，交到任氏手中，以换取他家粮食。
萧何与任氏的智慧不相上下，所以如果让他们交换一下位置，也都会干同样的事。还有蜀国的卓氏，他的先辈是赵国人，因善于冶铁而致富。秦国打败赵国后，命令卓氏迁移到蜀国，夫妻二人推着车子开始了长途跋涉。那些和他们一样被迁移的俘虏很少有多余的钱财，于是争相请求官吏让他们迁到近处，就在白水江一带安家。只有卓氏说：“这个地方偏僻贫困，我们听说岷山下面沃野千里，土中有一种芋头，像蹲着的鸱鸟那么大，那里的人终生不会挨饿，而且那里的人善于织造布匹，生意也好做，是一个很好的谋生之地。”因此，请求远迁到临邛。后来，他们在那里开采铁矿，冶金铸币，做起买卖，最后竟然富可敌国。卓氏的见识也很有过人之处。
赵王从渑池之会回来后，因蔺相如立了大功，便拜他为上卿，位置排在大将廉颇之上。廉颇自恃战功卓著，而蔺相如只有口舌之劳，如今官位反在他之上，心中十分不服，就放出话来说：“我遇到蔺相如，一定要把他侮辱一番。”相如听说后，便有意躲开廉颇，不愿和他碰面。每天上早朝时，经常说自己有病不去，以免与廉颇发生席位之争。过了一些时候，蔺相如外出时，看见廉颇迎面走来，马上赶车躲避。于是他手下的官员和门客都来劝他，认为他太软弱可欺，使他们也蒙羞受辱，并打算辞职离去。蔺相如便问他们道：“你们觉得廉将军比得上秦王吗？”门客回答说：“廉将军不如秦王。”蔺相如又说：“秦王那样厉害，我都敢在朝廷斥责他，羞辱他的大臣。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害怕廉将军吗？我考虑的是，秦国之所以不敢侵犯赵国，是因为有我和廉颇在。如果我们两虎相斗，那是秦国最愿意看到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以国家安危为重，那些私人恩怨又算得了什么呢？”蔺相如这些话传到廉颇耳中后，廉颇觉得十分惭愧，于是解衣露体，背负荆条，由宾客引至蔺相如府上请罪。从此，二人结为刎颈之交，誓同生死。
光武帝刘秀时期，有两个功臣分别叫贾复和寇恂。一次，左将军贾复的部将在颍川杀了人，寇恂当时正在颍川当太守，于是就将贾复那个部将逮捕并处以死刑。贾复得知这件事后，以为寇恂故意不给他面子，使他的尊严受辱。后来，贾复带兵经过颍川时，就对手下的人说：“见到寇恂一定要把他干掉。”寇恂知道了贾复的阴谋，也不紧张。倒是寇恂姐姐的儿子谷崇请求佩带宝剑在他身旁侍候，以防不测。寇恂说：“不需要那样，当初蔺相如不怕秦王，而让着廉颇，是为国家着想，我跟他也是一样的。”于是，就命令所属各县都盛情接待，为贾复的部队每人准备两人份的酒饭。贾复带部队到来时，寇恂出门到路上相迎，然后说自己有病先回去。贾复拉起队伍想追赶他，无奈手下将士都喝多了，个个东倒西歪。后来，寇恂派人将此事报告光武帝，光武帝于是召见寇恂和贾复，让他们重新结为朋友，然后各自回去。
郭子仪与李光弼相拜于堂上，出于和蔺相如同样的想法；寇准蒸羊迎接丁谓，用的是和寇恂一样的策略。
郭子仪和李光弼原本是朔方节度使安思顺手下的两员大将，但这两个人却长期不和。虽然同在一个锅里吃饭，却从未正眼相看过，也没有交谈过一句话。后来，郭子仪取代了安思顺，做了朔方节度使，李光弼就想逃走，但犹豫不决。十天之后，唐玄宗命令郭子仪领兵东进，攻打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军。李光弼进了郭子仪的公堂，对郭子仪说：“我们两个人如同仇人，现在你大权在握，我甘愿受死，但请你不要牵连我的妻儿。”郭子仪一听这话，马上从堂上下来，快步走到李光弼跟前，握着他的手，抚着他的背，扶他在堂上坐下，流着泪对他说：“如今国家有难，皇上避难在外，如果没有了你，就无法东征，现在哪里是考虑私人恩怨的时候呢？”说完，跪地便拜。二人于是握手言欢，共同谋划，最后打败了叛军。
宋仁宗时，丁谓逃窜崖州，要从雷州通过。寇准正在雷州做司户。当年正是由于丁谓陷害，他才被贬谪到这里的。听说丁谓要来，寇准于是就派人蒸了一只羊，在雷州边境迎接他。丁谓想见寇准，寇准却拒绝了。后来，寇准又听说自己的家僮商量着要为自己报仇，于是就关上大门，让家人在里面尽情豪赌，一直等到丁谓走远才作罢。
刘备得到马超后，十分欣赏他，于是让他做了平西将军，封其为都亭侯。马超见刘备对自己待遇优厚，于是经常一口一个“玄德”地叫起来。关羽对此十分气愤，几次向刘备请求，要将马超除掉，刘备当然不允许。但对于马超的“无礼”，却很无奈。这时，张飞献计说：“既然这样，我们不妨做出个样子，让他明白应如何去遵守礼仪。”于是，第二天刘备召集部将开会时，关羽、张飞都持刀直立两旁。马超进来之后，朝坐席上一看，关羽、张飞都没有入座，而是直立在刘备身旁侍候着，不禁大吃一惊。从此后，马超对刘备分外恭敬，不再像以前那样随便了。
释放严颜，教诲马超，这些都需要心思很细才想得出来。后世往往把张飞视为粗人，那真是大错特错了。
魏太武帝到河套西围猎时，命令留守京都平城的古弼预备肥壮的马匹给狩猎的骑士，但古弼却故意给他们挑了一些瘦弱的马。太武帝知道后，大发雷霆，说：“这个尖头奴才，敢对我的话打折扣，回来之后我先斩了他。”太武帝走后，古弼手下的人都惶惶不可终日。古弼便对他们说：“侍候君王的人，使君王在游戏玩乐时不痛快，只是小罪而已；但如果不做好抗击外来侵略的准备，罪过就大了。现在北边和南边的敌人都对我们虎视眈眈，千方百计想侵犯我们的疆土，这是我非常忧虑的事情。我给围猎的人挑选瘦弱的马，而把肥壮的马拿去充实军队，这是对国家有利的，就算是死，又有什么可怕呢？圣明的君主自然会正确处理这些事。如果皇上真怪罪的话，我一个人承担，你们没有什么罪过！”太武帝听到古弼的话，非常感慨地说：“这样的大臣，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呀！”于是，不但没有惩罚古弼，反而赐给他一套官袍、两匹马和十头鹿。由于古弼的头形很尖，太武帝曾叫他“笔头”，也取笔直而有用的意思，而当时的人们也大都叫他“笔公”。
后唐庄宗李存勖经常用很多钱去掷骰子赌博，并赏给那些唱戏的伶人。当时，张承业主管钱库的事，庄宗也不能随便取出钱来。一天，庄宗在钱库中摆了酒席，请张承业喝酒，喝到兴头上时，又让自己的儿子继岌给张承业跳舞。
继岌跳完舞之后，张承业便将一条饰有珍宝的腰带和一匹好马送给他。庄宗却指着钱库里的那些钱堆，对张承业说：“继岌现在缺钱用，你应该送给他一堆钱，怎么送宝带和好马呢？”张承业听了，马上起身向庄宗请罪，说：“皇上，国家的钱不是我的私有财产，我怎么能随便拿它赏给别人呢？”庄宗听不进去，还说了些侮辱张承业的话。张承业于是生气地对庄宗说：“我一直担任这个职务，并不是为了我子孙后代的富贵。而是遵循先王的遗诏，誓雪国耻。我之所以珍惜这些钱，是为了辅佐您成就大业，如果您想用，又何必来问我。等到把钱花光了，兵马散了，难道只是我一个人遭受祸殃吗？”说完，就拉着庄宗的衣服痛哭起来。从此，庄宗再也不向张承业要钱了。
唐高祖李渊攻克霍邑之后，在论功行赏时，一些官吏认为奴仆是应当征募的，所以不能与贵族子弟享有同样的待遇。李渊说：“箭矢弹丸之中，并没有贵贱之分，现在我们既然是论功行赏，为什么还要搞等级差别呢？应当一律按照军功授勋才对。”接着，李渊又在西河会见霍邑的官吏和老百姓，犒劳他们，从中选拔壮丁，补充军队。关中的将士有想回家的，李渊都授予他们五品散官，送他们回家。对李渊的这些做法，有人认为他封官太多，于是纷纷进言劝谏，李渊说：“隋炀帝舍不得给官职，舍不得给赏赐，以致失去了人心，我怎么能效仿他呢？再说用官职收买人心，不是比用武力去征服他们更好吗？”
孟尝君是战国四公子之一，门下有几千名门客。有一天，他向门客询问谁比较熟悉账目，如果有这样的人，就替他到薛地去讨债。这时，冯谖站出来说自己可以胜任。于是套上车，整理好行装，载上券契。临走时，冯谖向孟尝君告辞，并问道：“收完债后，买点什么东西回来呢？”孟尝君回答说：“你看我这里还缺什么就买什么吧！”冯谖到了薛地之后，便召集起那些应当还债的老百姓，都来核契据。核完契据之后，冯谖便假托孟尝君之命，将债款赐给老百姓，并将一车券契当场焚毁。老百姓感恩戴德，高呼万岁。
冯谖把事情办完之后，便驱车马不停蹄地回去见孟尝君，孟尝君对他的速归十分惊奇，穿戴得整整齐齐出来接见他。孟尝君问：“债款都收完了吗？”冯谖回答说：“都收完了。”“那买了什么东西回来呢？”冯谖回答说：“我走的时候，您跟我说‘看我这里还缺什么就买什么’，我私下考虑，您这里珍宝堆积如山，门外肥马满厩，后宫美女如云，您这里现在所缺的，就只有‘义’了，于是我就私自做主，用债款将‘义’给您买回来了。”孟尝君又问：“你是怎么给我买的‘义’呢？”冯谖说：“您现在只有一个小小的薛地，却不珍爱那里的老百姓，因此，我就用商人之道向老百姓图利。我假托您的命令，将债款赐给老百姓，将那些债券全部焚烧，老百姓都高呼万岁，这就是我替您买来的‘义’啊。”孟尝君听了，很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只是冷冷地说：“先生，算了吧。”
一年之后，齐王不再信任孟尝君了，便撤了他的职，并让他前往自己的封邑薛地去。孟尝君只好离开国都，往薛地走。但是，他的车马离薛地还有百里时，薛地老百姓就扶老携幼、争先恐后地赶到路上来迎接。看到这个场面，孟尝君才充满感激地对冯谖说：“先生替我买回的‘义’，我今天才见到啊！”
后来，冯谖又用计促使齐王恢复了孟尝君相国的职务，并让孟尝君向齐王请求先王传下来的祭器，在薛地建立宗庙。当然，这些都是纵横家的熟路子。只有买“义”这一件事，高于千古，不是其他的那些策士所能达到的。想保家卫国的人，都应当好好效法他。
太公望吕尚受封于齐国营丘时，齐国有个叫华士的人，德行高洁，却不愿做天子的臣子，也不愿做诸侯的朋友，人们都称赞他的贤德。太公望三次派人召见他，他一次都没有来，于是就让人把他给杀了。周公知道后，说：“这个人是齐国的高洁之士，怎么能随便杀他呢？”太公说：“他不做天子的臣子，也不做诸侯的朋友，我还能得到臣子和朋友吗？我不能用他做臣子，不能与他交朋友，他就是被遗弃的人；我三次召见他，他都不来，这就是以下犯上。这样的人，如果还表彰他，将他视为教化的榜样，让全国人都效仿他，我还给谁当国君呢？”
这就是齐国之所以没有懒散的老百姓，也始终没有成为弱国的原因。韩非的“五蛀”之说也是从这里来的。
少正卯和孔子是同一时代的人，而且都在办学校。少正卯的学校人丁兴旺，甚至孔子这边的学生也纷纷跑到少正卯那边去。后来，孔子当了鲁国的大司寇，就在宫门外华表台下将少正卯杀掉。事后，子贡向他进言说：“少正卯是鲁国的知名人士，先生杀了他，恐怕得不偿失呀！”孔子说：“人有五种恶行，而盗窃还不包括在内：一是通达古今之变而铤而走险；二是不走正道而固执地走邪路；三是把荒谬的道理说得头头是道；四是知道很多丑恶的事情；五是依附邪恶并得到恩泽。这五种恶行，只要沾染其中一种，就不能避免被君子所诛杀，而少正卯是五种恶行都兼而有之。他是小人中的雄杰，所以必须除掉他。”
小人如果没有过人的才干，就不足以对国家造成危害。小人颇有才干，若愿意接受君子的驾驭，也未尝不可以对国家有利，所以君子也不必将他们一概抛弃。少正卯对学生进行煽动和迷惑，是想超过孔子，居于孔子之上。这样一来，孔子还能和他同朝共事吗？而孔子之所以痛下杀手，不只是当时一些人用巧言扰乱国家的缘故，也是为后世以学术杀人者树立障碍。华士徒有其名而无用，少正卯看似大有用处但实际上却不可以重用。对于谄佞小人，圣明的君主都知道应该诛杀；而对于那些知名人士及清高之人，如果不是大圣人，当然不知道他们也应当诛杀了。
唐代的萧瑶信奉佛教，唐太宗就让他出家为僧。开元六年，河南参军郑銧阳、县丞郭仙舟，将献诗投在铜匣中，玄宗阅后批示：“看他们的文理，知道他们崇尚道教，谈及时务不切实际，还是让他们各自去从事自己所爱好的事业吧！”二人即罢了官，成为道士。玄宗这样处理事情，也与圣人不谋而合，如果让信奉佛教的人都去出家，让信奉道教的人都当道士，那么士大夫研究异端邪说之风自然就会停息了。
宋仁宗庆历年间，国子监的石介作《庆历圣德诗》，褒贬十分严峻，尤其是对枢密使夏竦批评斥责极为苛刻。不久，石介受朋党株连而遭祸，被迫罢官回乡，不久就死去了。当时，恰好山东举子孔直温谋反，有人便说孔直温曾拜石介为师。于是夏竦就说石介还没有死，而是往北逃到契丹胡人那里去了。宋仁宗于是下诏将石介的儿子编制在江淮，由地方官加以管制，不得自由行动。又派中使和京东刺史去把石介的棺材打开，检查一下虚实。当时吕夷简正任京东转运使，就对中使说：“如果打开棺材后，里面是空的，那石介就真的逃到契丹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将他的子孙全部斩尽杀绝也不算残酷。但万一石介真的死了，朝廷无缘无故打开人家的坟墓，是不能以此示范后人的。”中使说：“那又该如何回复朝廷的圣旨呢？”吕夷简说：“石介如果真的死了，必然有负责殓尸装棺的人，加上内亲外戚，以及参加葬礼的学生，不止数百人。至于抬灵柩、埋棺材这些事，必然雇用殡葬铺的人。所以，可以发公文命令他们全都来受审，假如没有不一样的说法，就命令他们都立下军令状，官府出具保证书加以证明，也就足以回复圣旨了。”中使按照吕夷简所说的办了。后来将事实报告给仁宗，仁宗也察觉到夏竦是诬告，于是又传旨，把石介的家人都给释放了。
吕夷简如果不为石介昭雪，石介的冤情就会比雪还深。当初石介作圣德诗时，正是吕夷简被罢相，而晏殊与章得象却同时被升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时候。吕公不念私仇，而顾念国家大体，确实有宰相的度量。
宋真宗时，王钦若和马知节都在枢密府任职。一天，他们两个因为一件事情，在皇帝面前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不顾为臣之礼。王旦奉真宗之召到朝廷，看见王钦若还在吵闹不停，马知节流着眼泪说：“我宁愿和王钦若一起到御史府去受审。”王旦于是呵斥王钦若下去。皇上也十分生气，要将他们关进监狱。王旦从容地对皇上说：“他们两个仗恃陛下的信任和礼遇，冒犯了陛下。我是宰相府的头，本应当按照朝廷典章对他们加以处罚，然而看陛下龙颜不悦，希望陛下暂且回内宫歇息，明天我再来领旨。”皇上同意了。王旦退出后，把王钦若等召来痛责一顿。他们二人都惶恐万分，并写了条陈，等着受处罚。
第二天，真宗召来王旦，问道：“王钦若和马知节的事如何处置？”王旦回答：“我昨晚想了一夜，考虑王钦若等人应当罢黜，但又不知道应该按什么罪名罢黜他们。”皇上回答：“当着朕的面吵架，对朕无礼。”王旦说：“陛下圣明驾御海内，而让大臣以‘愤争无礼’之罪伏法，如果让那些南夷北狄听说，恐怕有损陛下的威严呀！”皇上于是又问：“那你的意思是如何处置呢？”王旦回答说：“我愿到中书省，将王钦若等人召来，宣告陛下含怒容忍的意思，并定下几条规矩约束他们。等过一段时间，再罢他们的官也不迟。”皇上说：“这话如果不是出自你之口，我实在难以容忍。”
数日之后，王钦若和马知节果然都被罢了官。
宋神宗时，孙觉出任福州知州。当时，许多老百姓因拖欠官府的贷款而被捕入狱，导致监狱里关了很多人。此时，恰逢有些富翁要出钱五百万装修佛殿，向孙觉请示，孙觉慢慢地对他们说：“你们施舍钱财，为的是什么呢？”众人回答：“希望受福啊。”孙觉又说：“佛殿还没有破坏，又没有和尚在野外坐禅，何不将这些钱拿去替监狱中的囚犯偿还债款呢？这样一来，就可以使数百个囚犯解脱枷锁之苦。你们因此而获得的福报也不会少呀！”那些富翁听了，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而且当天就将五百万钱交给官府。结果，监狱里很快就空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