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水浒传》里的潘金莲，出场时只是一个普通的使女：“那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小名唤做潘金莲，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第二十四回）但是到了《金瓶梅》里，她却被改写成了一个具有弹唱特长的女人：“从九岁卖在王招宣府里，司学弹唱……不过十五，就会描鸾刺绣，品竹弹丝，又会一手琵琶。”（第一回）也就是说，《金瓶梅》里的潘金莲，比《水浒传》里的潘金莲，更多了一手弹唱的本事。这不是无意的改动，因为在后来的故事中，潘金莲经常显示其弹唱才能，在第一回、第六回、第八回、第三十八回中，她都有过弹唱词曲的表现。
但是对于这一重要改动，有些学者却认为是一大败笔，因为潘金莲弹唱词曲时的优雅形象，与她平时泼辣刁钻的为人，很难符合一致。如夏志清指出：“潘金莲也唱了许多这类的诗词，以表示她的沮丧与孤独的心情……但在小说本文叙述里潘金莲被写成一个狡诈而残酷的人物，一个有独占性的色情狂者，只要能满足她性饥渴的事，她会为所欲为。因为作者不能创作新词以适于她的性格与习性，在她要以诗词表露她的感情之际看来就比她的实际性格好得多而且更值得我们同情。在小说叙说部分她是个毫无道德观念的人物，作者时时用自己的话来谴责她的邪恶。但在用诗词的时际，她仿佛很娴雅，很美，能有女性的柔顺优美。我们会怀疑，除了像个专门卖唱的妓女背诵这些诗词外，她是否能够用它们表现自己的感情。如果作者能够把放肆的邪恶和诗的优美这两种意象调协起来，把潘金莲写成一个性格更复杂的人，那真是了不起的事！但是，正如他喜爱讽刺的诙谐一般，他看来是抱定宗旨不写连贯性一气呵成的写实小说，他牺牲了写实主义的逻辑以满足介绍词曲的欲望。”
我们同意他的看法，即《金瓶梅》的作者与其他小说家一样，大抵有在小说中介绍词曲的欲望；不过要说小说家因了这种介绍词曲的欲望，而完全牺牲了潘金莲形象的统一性，这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中国文学中同时存在着优雅的抒情传统与粗俗的写实传统，小说家每每能将这二者看似牵强地杂糅在一起，不仅《金瓶梅》是这样，其他很多小说也是这样。我们觉得，这不仅是一个表现技巧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反映人性的问题。优雅的抒情传统与粗俗的写实传统在中国小说里的并存，正是它们在中国人身上并存的反映。
就词曲而言，由于汉语的语言特征，使中国人对于词曲特别敏感，从而使词曲在中国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大大超过其他地方的。在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会做诗，而诗歌也起了远比其他地方更为广泛的作用。所以，无论是在小说里还是在生活中，我们几乎总能发现，当一个人吟唱词曲的时候，有时大抵只是表明他有这种能力，而并不总是同时表示他也具有“诗心”。一个人可以吟唱着非常优雅的词曲，同时又做出非常粗俗的事情来，因为他只是能唱这些优雅的词曲而已，而他的心灵却并没有进入其中。比如当《水浒传》里的白胜唱道：“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第十六回）这只是表明他感到天气炎热，而且知道这首诗而已，却并不是真对阶级差别有什么意见，因为他是唱着这首诗去卖蒙汗药酒，为智取生辰纲的好汉们做前锋的，哪里会管禾稻是否枯焦？
这种现象在中国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小和尚机械地念着早就背会的佛经，却完全没有注意其中所含的意思。
说起来，当潘金莲弹唱那些流行词曲的时候，尽管词曲本身的优雅使她也显得优雅，但这却可以和她实际的粗俗并行不悖。因为她毕竟是从小就学会弹唱这些词曲的，她可能注意到了这些词曲的某些内容契合她当下的处境，但对于这些词曲优雅的风格却完全可以麻木不仁。
不过，问题还不如此简单。即使是那些用来表达优雅感情的词曲弹唱，也是可以和实际生活中的粗俗行为并行不悖的。这里牵涉到了一个人性的幅度的问题，或是一个人格的分裂的问题。曹操是一个冷静的政客，但这并不妨碍他同时成为一个敏感的诗人。他那“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冷酷的利己主义，与他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的温厚的人道主义，可以不相抵触地并存于一身。潘岳一生的所作所为，显示他的确不像是一个重视自己人格的文人，但这并不妨碍他在《秋兴赋》《闲居赋》《悼亡诗》等作品里展示他那优雅迷人的诗心。托尔斯泰在日常生活中是个时常与周围农妇鬼混的好色之徒，但这也并不妨碍他在小说里写出哀婉动人的高尚爱情。拿破仑在战斗中毫不留情，曾放肆地用大炮驱赶示威的人群，并坦率地把自己的士兵称作是炮灰，但他自己却也承认：“我是两个不同的人：有头脑的人和有良心的人。不要以为我没有像别人那样的多情善感的心。我是相当善良的人。但是我从很早的少年时代起，就尽力使这条心弦静止下来，以致现在它不发出一点声响。”（叶·维·塔尔列《拿破仑传》）如果以上这些人物的矛盾表现不是实有记载，我们大概也会怀疑是不是什么地方有所搞错。
我们内在的人格的分裂，或者说我们的人性的幅度，要远远超过我们想象的界限，以至于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由此我们也就有理由怀疑，潘金莲之以弹唱词曲来表现她彼时彼刻的感情，也许也不仅仅是“有口无心”的行为，而是显示了其人性的幅度或人格的分裂的行为。在弹唱她所熟悉和擅长的词曲的瞬间，也许她的确是沉浸在那抒情的世界里，或至少是沉浸在抒情的幻觉里（顺便说一句，《山坡羊》之类词曲，在它们流行的当时，大概原本也就是潘金莲这样的女人唱的，并不像我们今天所感到的那么“优雅”）。
就此而言，通过潘金莲的弹唱行为，小说家也许的确是想要把她身上“放肆的邪恶和诗的优美这两种意象调协起来，把潘金莲写成一个性格更复杂的人”，否则他就不必在她出场时就对她的形象大动干戈，以为后面的描写作好铺垫了。只是小说家的努力显然还不够有效，以至于使我们现代读者不能完全感到满足，但这种努力应该说是确实存在的。
当我们所熟悉的粗俗的潘金莲突然唱起优雅的词曲时，我们确实感到她的身上被投上了一道新的光线，我们在对她获得一种新的认识的同时，也对我们自己的人性的幅度有了新的感悟。这便是《金瓶梅》对《水浒传》的改动的意义之所在吧？当然这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