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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自己的生活，每抱有不安恐惧的心情。因为人生为各种力量所左右，遂不能完全按照个人的意志行事。于是人们发明了“命运”这一观念，来概括所有那些支配自己的力量。人们把各种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的发生，看成是命运在冥冥之中运作的结果。
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很早便有了命运的观念。即使像王充那样充满理性精神的思想家，也还是不得不以“命定论”来解释人生。在中国古代的小说里，命运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宣扬命运观念的小说，可以说比比皆是。
命运之类观念的发明，本身就说明了人们对于个人意志的怀疑与不自信，同时也反映了人们试图逃避选择的自由，以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和不安定感的心理倾向。但是与此同时，人们也每每不甘心接受命运的安排，千方百计地与命运抗争。虽说一般认为，在强大的命运面前，个人意志总不免要处处碰壁，但是人们却仍然不愿放弃抗争的努力。这构成了真正的古典意义上的悲剧，表现出人类旺盛的抗争精神。而且，失败越是不可避免，这种抗争精神也就越是显得悲壮。
李复言的《定婚店》（《续玄怪录》卷四）故事，便表现了人们这种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尽管其抗争仍以失败而告终。杜陵士人韦固想要早日成婚，但尽管多方企求，却总是不能如愿。有一天，他遇到一个自称掌“天下之婚牍”的奇怪老人，说他未来的妻子是一个卖菜婆的女儿，今年才三岁，要到十七岁才能与他成婚。韦固见卖菜婆乃是一个瞎子，其所抱三岁女“弊陋亦甚”，所以心里不想要她。但老人说两人的婚姻之命已经注定，韦固没有办法改变。韦固不禁大为恼火，觉得受了命运的愚弄，于是起恶意要杀掉那个女婴，以与这个荒唐的命运抗争。但是他派去行刺的仆人，却未能击中女婴的要害，只是刺中了其两眉之间。此后，虽然韦固屡屡求婚，结果却总是不成。过了十四年，他终于娶到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妻子，年约十六七岁，容色华丽，只是眉间常贴一花子。韦固想起当年之事，心里若有所悟，百般盘问之下，才知道妻子正是当年那个被刺的女婴，于是他终于服了命运。类似的内容，亦见于五代范资《玉堂闲话》所记《灌园婴女》故事（《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引）。
这个故事无疑是由巧合构成的，这类巧合在现实生活中很少发生，却也不能说一定没有，因而才被小说家取来，作为肯定命运的力量的实例。不过我们却不可以其过于巧合，而忽略了其中所蕴含的严肃意义。小说家通过这个故事，旨在揭示人们对于命运的一种悲剧性态度：他们想要与命运抗争，但结果却总是枉费心机（韦固刺杀女婴不成，结果终以之为妻，正是这种徒劳的抗争的一个极端表现）；然而即使总是枉费心机，人们也不会放弃抗争的努力（如果我们能暂时搁置我们对于韦固派人行刺女婴这一恶行的嫌恶感的话）。为了选择的自由，即使犯下罪行，也在所不惜，这里有人的愚蠢，但也有人的尊严。
李元贞对于这个故事的主题作过如下阐述：“男主角欲改变自己婚姻的命运，反抗命定的阴影，甚至不惜犯下杀人之罪……男主角婚姻自主的意志受到天命的挫败，虽然解释了男女婚姻关系内所包含的某些特殊性和神秘性；然而本篇的主题除了表现这一层意义外，作者还试着展现‘人间意志’与‘天命’冲突的问题。人力虽然对抗不了天命，人总有寻求个人自主，不肯轻易服命的冲动；天命的结果即使很美满，人也有不肯随便就范的冲动。”
我们很赞成这种看法。
类似《定婚店》中所表现的这种人与命运抗争的精神，我们也能在有关俄狄浦斯的传说里看到。人们预言俄狄浦斯将弑父娶母，俄狄浦斯不甘心接受这种残酷的命运，于是千方百计加以躲避，尽管最终他还是输给了命运，但是他却是努力与命运抗争过的。韦固的精神与俄狄浦斯没有什么不同，尽管最终的结果有悲剧和喜剧之分。然而，即使是美满的命运，为了维护自己选择的自由，韦固也还是要加以拒绝，这使他的抗争精神含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意。
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原本已享有多得多的自由。但即使如此，人类也还是受到各种明显与不明显的限制，因此也仍然可以说是相当不自由的。其不自由的具体内容，也许会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迁而有所不同，但不自由的绝对程度，则也许长期以来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因此，《定婚店》之类表现人与命运抗争的精神的故事，透过其已经陈旧的具体内容，仍能以其历久弥新的象征意义打动我们的心灵。因为我们一如古人，也还是命运的玩物，同时也仍然不甘于屈服。这就是为什么像韦固和俄狄浦斯的行为总能给我们以尊严感的原因，也是为什么贝多芬《命运交响曲》开头的旋律总能使我们怦然心动的理由。
中国古代的小说里，常见女人“水性杨花”的说法。水是流动不居、随物赋形的，杨花是飘荡无依、从风而落的。在女人“水性杨花”的说法里，隐含有视女人为易变之物的倾向。
本来，人性就是一种至为流动的东西，它并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程式，而是每时每刻都在生长变化，一如生命本身那样。从这一事实出发，则可以认为不仅女人是“水性杨花”的，而且男人也是“水性杨花”的。也就是说，不仅女人是易变之物，而且男人也是易变之物。因而可以说，“水性杨花”正是人性的一种特点。
但是众所周知，在女人“水性杨花”的说法里，隐含有一种对于女人的贬意。这是因为人性常常是活泼泼的，但是社会规范却总是相对稳定的，因而活泼泼的人性，便总是会与相对稳定的社会规范发生冲突。而在一个男性中心、歧视女性的社会里，社会规范又总是特别注意压抑女人的活泼泼的人性。这就是女人“水性杨花”说法的由来。
由于对人性与社会规范的关系的看法不同，因而不同的小说家便会在小说中对之作出不同的反应。拙劣的小说家，一味遵循社会规范的要求，而无视人性的真实，所以只能写出僵硬的没有生气的人物；而高明的小说家，则能不拘泥于社会规范的束缚，而注目于人性的真实，因而能写出生动的富有生气的人物。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古今小说》第一卷）里的三巧儿，便是一个反映了人性的真实，因而具有迷人的魅力的形象。三巧儿原先与丈夫“男欢女爱，比别个夫妻更胜十分”，整日价“成双捉对，朝暮取乐，真个行坐不离，梦魂作伴”。听说丈夫要远出经商，“初时也答应道‘该去’，后来说到许多路程，恩爱夫妻，何忍分离？不觉两泪交流。兴哥也自割舍不得，两下凄惨一场，又丢开了”。后来丈夫终于要远行，三巧儿“指着楼前一棵椿树道：‘明年此树发芽，便盼着官人回也！’说罢，泪下如雨”。“两下里怨离惜别，分外恩情，一言难尽。”到了分手那日，“夫妇两个啼啼哭哭，说了一夜的说话，索性不睡了……两下掩泪而别”。分手以后，过年时节，“三巧儿触景伤情，思想丈夫，这一夜好生凄楚”。到了一年将尽时，“三巧儿思想丈夫临行之约，愈加心慌，一日几遍，向外探望”。读者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深深爱着丈夫的痴情女子的形象，她对于丈夫的一片深情，不能不让读者深受感动。
然而，同是这个三巧儿，被陈商设计奸骗以后，又把原先对于丈夫的满腔爱情，转移到了陈商身上，变成了一个同样痴情的情人。半年有余，无夜不会，“真个是你贪我爱，如胶似漆，胜如夫妇一般”。尤其是她与陈商分别的场面，一如当初与丈夫分别的场面，二者形成了极为有趣的对照：“两下恩深义重，各不相舍。妇人到情愿收拾了些细软，跟随汉子逃走，去做长久夫妻。”倒是陈商怕担干系而不愿如此，而是相约明年此时再来接三巧儿逃走。三巧儿则担心：“万一你明年不来，如何？”陈商只得赌咒发誓。陈商临走那日，“这一夜倍加眷恋，两下说一会，哭一会，又狂荡一会，整整的一夜不曾合眼”。三巧儿还把丈夫祖传之物珍珠衫“亲手与汉子穿下”，说是“穿了此衫，就如奴家贴体一般”，然后“亲自送他出门，再三珍重而别”。读者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深深爱着情人的痴情女子的形象，她对于情人的一片深情，也同样不能不令读者深受感动。
这个迷恋情人的女人，与上述那个眷恋丈夫的女人，简直判若两人，却又就是一人。小说家着迷于三巧儿这种剧烈的变化，所以着意使用相似的笔触，来表现三巧儿与丈夫、与情人的分离场面，而且还用了一首诗，来表达他对这种变化的震惊：“昔年含泪别夫郎，今日悲啼送所欢。堪恨妇人多水性，招来野鸟胜文鸾。”但是，这种对于三巧儿的责难，不过是小说家表面的声音，而他的描写本身，却处处显示出了相反的态度，那就是视三巧儿的行为为合情合理的态度。这种态度使我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所谓的“水性杨花”，不过是三巧儿的人性的正常表现罢了。如果说这就是“水性杨花”，那么“水性杨花”也可以说正是人性的一种特点。
三巧儿与落难丈夫重逢的场面，尤其使人感到意味深长：“你道这番意外相逢，不像个梦景么？他两个也不行礼，也不讲话，紧紧的你我相抱，放声大哭。就是哭爹哭娘，从没见这般哀惨。”这就是那个想跟情人私奔的三巧儿吗？是的，就是同一个人。于是我们又不免猜想，如果她当初有机会与情人重逢，是否也会有这种感人的场面？我们想大概也是会有的。这就是三巧儿，一个典型的“水性杨花”的女人，却是一个符合人性的真实的女人。
小说家在此创造了一个接近“圆形”的人物，她以其“水性杨花”的行为，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一个侧面。这种“水性杨花”的行为，也许不符合社会规范，却符合人性的真实。
韩南敏锐地指出：“最使人吃惊的是小说的社会意义。一个商人的妻子被诱奸，又爱上了这个诱奸者，但她对丈夫的爱却依然存在，而且很强烈，足以使他们重新结合。前此的小说没有一篇是写得这样大胆的……通奸在早期小说中是必然要受到谴责的，通奸的妇女都被写成妖精一样。《珍珠衫》却不是这样。所以夏志清曾以敏锐的眼光指出它是一个作家站在个人立场对抗社会的例子。确实，这篇小说涉及了按照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生活是艰难的问题。当一个人不能按照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生活时，过去小说的作者总是站在社会一边谴责个人，把他归入必须排除并让人从中吸取教训的那一类人。站在个人一边的作品可能抨击特定的社会规范，也可能并不抨击，根本点在于作者对那个与社会规范抵触的人是否抱着同情态度。”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同时也是一个小说家站在忠于人性的立场上，来表现不为僵硬的社会规范所容许的活泼泼的人性的作品。尽管在表面上，小说家还以“水性杨花”为非，但他实际写出的作品却使我们认识到，“水性杨花”乃是人性的一种特点，而且是一种不算太坏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