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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

人之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并因而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是古代的圣贤们一再提醒人们注意,并常常为之感到痛心疾首的事。的确,人不是无情之物,也不是无欲之物,因而人之易受各种诱惑,似乎便也成了人的宿命。

但是要说易受诱惑,则人之外的其他动物恐怕也是如此,初不独以人为然。人之所以为人的特别之处,是一方面人是有理智的动物,能够权衡利害关系,在遇到诱惑的时候,常能诉诸理智的判断,作出接受抑是拒绝的选择;但同时另一方面,尽管人是有理智的,却仍然还是一种动物,那更为原始的易受诱惑的本能,往往还是为理智所不能制约。于是对于诱惑,便形成了一种“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的自相矛盾的态度。“眼里”象征的是理智,“肚里”象征的是欲求,理智已经明白的事,欲求却并不明白。这或许也可以说是人性的枷锁的一种表现形式吧?

李复言的《薛伟》(《续玄怪录》卷二)、《薛录事鱼服证仙》(《醒世恒言》第二十六卷)里的薛伟,便经历了一次这样的身不由己地接受诱惑的场面。且看后者。

薛录事生了一场大病,发了很厉害的高烧。在昏昏沉沉之中,他来到一个湖边。他想要凉快一下,于是便跳入水中,变成了一条鲤鱼,快乐地游来游去,享受着湖水的清凉。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他感到肚子越来越饿了。正在此时,他看见治下的渔户赵干摇着渔船而来,在赵干的钓钩上挂着香喷喷的诱饵,于是他的心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薛少府自龙门点额回来,也有许多没趣,好几日躲在东潭,不曾出去觅食,肚中饥甚。忽然间赵干的渔船摇来,不免随着他船游去看看。只闻得饵香,便思量去吃他的。已是到了口边,想到:“我明明知他饵上有个钩子。若是吞了这饵,可不被他钓了去?我虽是暂时变鱼耍子,难道就没处求食?偏只吃他钓钩上的?”再去船傍周围游了一转,怎当那饵香得酷烈,恰似钻入鼻孔里的一般,肚中又饥,怎么再忍得住?想到:“我是个人身,好不多重,这些些钓钩怎么便钓得我起?便被他钓了去,我是县里三衙,他是渔户赵干,岂不认得?自然送我归县。却不是落得吃了他的?”方才把口就饵上一合,还不曾吞下肚子,早被赵干一掣,掣将去了。这便叫做“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

聪明的鱼儿在咬钩前常常徘徊再三,这是因为它们要判断食物是否安全。如果它们认为有危险,它们就不会吃;如果它们判定没有危险,它们就会吞钩。而像薛录事变成的鲤鱼那样,一眼识破诱饵的危险,却又不由自主地去吞钩的,那才正是人的心理,而不是鱼的心理,是人的愚蠢,而不是鱼的愚蠢。“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其间一致的地方,在于人和动物都会为了“贪吃诱饵”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其间的不同之处,无疑在于动物不一定事先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而人却往往是事先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的。这么说起来,人有时候真可谓是“禽兽不如”了。

薛录事变成的鲤鱼的遭遇,还表现出人性的另一种可笑而又可怜的弱点,那就是当我们走上接受危险的诱惑的道路时,我们还常常会抱着一种认为唯独自己可能例外的侥幸心理。我们也像薛录事变成的鲤鱼那样,认为一般的钩子钓我们不起;我们又像薛录事变成的鲤鱼那样,幻想着因了我们种种有利的身份,诱惑后面的危险会放过我们。但最终我们“好不多重”的“人身”,我们“县里三衙”的地位,都无法使我们得以避免危险,而只落得个被渔夫“一掣掣将去了”,并被送上厨房砧板的下场。

说起来,正因为我们大都具有“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的人性弱点,也正因为我们大都抱有唯我例外的侥幸心理,那些胆大妄为之徒才敢于公开地下钩子,放诱饵,而我们也就像那些身不由己地跳向蛇口的青蛙一样,在明明白白的情况下在他们手里栽了跟斗。

有意思的是,小说家也许是怕读者过于老实,或者是过于迟钝,把薛录事变成的鲤鱼的心理,仅仅看作是鱼的心理,以致把他的良苦用心轻轻放过,所以在后面又写了那个渔户“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的遭遇,庶几使读者不至于误入歧途。

话说那个渔户赵干为了领取鱼钱,跟着衙门里的公差张弼一直到了县里。不料县官老爷们因等得久了,对张弼的迟到大发其火。张弼却把责任全部推给赵干,使得赵干被打了五十下皮鞭,直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

你道赵干为何先不走了,偏要跟着张弼到县,自讨打吃?也只恋着这几文的官价,思量领去,却被打了五十皮鞭,偿又不曾领得,岂不与这尾金色鲤鱼为贪着香饵上了他的钩儿一般?

上别人钩的也就是让别人上钩的,看到这儿我们可真笑不出来。

鱼儿是自由的,如果没有那“香得酷烈”的诱饵;但如果没有那“香得酷烈”的诱饵,鱼儿又会感到美中不足。——这是悲剧,抑是喜剧,还是闹剧? nlQeuFxpXpZ6i89W4W6n338XFxTLI4vWMDVKsrw76kjqu31sebCOTAJUKT9BsZL8



奈何婚眇妪之陋女

人们对于自己的生活,每抱有不安恐惧的心情。因为人生为各种力量所左右,遂不能完全按照个人的意志行事。于是人们发明了“命运”这一观念,来概括所有那些支配自己的力量。人们把各种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的发生,看成是命运在冥冥之中运作的结果。

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很早便有了命运的观念。即使像王充那样充满理性精神的思想家,也还是不得不以“命定论”来解释人生。在中国古代的小说里,命运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宣扬命运观念的小说,可以说比比皆是。

命运之类观念的发明,本身就说明了人们对于个人意志的怀疑与不自信,同时也反映了人们试图逃避选择的自由,以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和不安定感的心理倾向。但是与此同时,人们也每每不甘心接受命运的安排,千方百计地与命运抗争。虽说一般认为,在强大的命运面前,个人意志总不免要处处碰壁,但是人们却仍然不愿放弃抗争的努力。这构成了真正的古典意义上的悲剧,表现出人类旺盛的抗争精神。而且,失败越是不可避免,这种抗争精神也就越是显得悲壮。

李复言的《定婚店》(《续玄怪录》卷四)故事,便表现了人们这种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尽管其抗争仍以失败而告终。杜陵士人韦固想要早日成婚,但尽管多方企求,却总是不能如愿。有一天,他遇到一个自称掌“天下之婚牍”的奇怪老人,说他未来的妻子是一个卖菜婆的女儿,今年才三岁,要到十七岁才能与他成婚。韦固见卖菜婆乃是一个瞎子,其所抱三岁女“弊陋亦甚”,所以心里不想要她。但老人说两人的婚姻之命已经注定,韦固没有办法改变。韦固不禁大为恼火,觉得受了命运的愚弄,于是起恶意要杀掉那个女婴,以与这个荒唐的命运抗争。但是他派去行刺的仆人,却未能击中女婴的要害,只是刺中了其两眉之间。此后,虽然韦固屡屡求婚,结果却总是不成。过了十四年,他终于娶到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妻子,年约十六七岁,容色华丽,只是眉间常贴一花子。韦固想起当年之事,心里若有所悟,百般盘问之下,才知道妻子正是当年那个被刺的女婴,于是他终于服了命运。类似的内容,亦见于五代范资《玉堂闲话》所记《灌园婴女》故事(《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引)。

这个故事无疑是由巧合构成的,这类巧合在现实生活中很少发生,却也不能说一定没有,因而才被小说家取来,作为肯定命运的力量的实例。不过我们却不可以其过于巧合,而忽略了其中所蕴含的严肃意义。小说家通过这个故事,旨在揭示人们对于命运的一种悲剧性态度:他们想要与命运抗争,但结果却总是枉费心机(韦固刺杀女婴不成,结果终以之为妻,正是这种徒劳的抗争的一个极端表现);然而即使总是枉费心机,人们也不会放弃抗争的努力(如果我们能暂时搁置我们对于韦固派人行刺女婴这一恶行的嫌恶感的话)。为了选择的自由,即使犯下罪行,也在所不惜,这里有人的愚蠢,但也有人的尊严。

李元贞对于这个故事的主题作过如下阐述:“男主角欲改变自己婚姻的命运,反抗命定的阴影,甚至不惜犯下杀人之罪……男主角婚姻自主的意志受到天命的挫败,虽然解释了男女婚姻关系内所包含的某些特殊性和神秘性;然而本篇的主题除了表现这一层意义外,作者还试着展现‘人间意志’与‘天命’冲突的问题。人力虽然对抗不了天命,人总有寻求个人自主,不肯轻易服命的冲动;天命的结果即使很美满,人也有不肯随便就范的冲动。” 我们很赞成这种看法。

类似《定婚店》中所表现的这种人与命运抗争的精神,我们也能在有关俄狄浦斯的传说里看到。人们预言俄狄浦斯将弑父娶母,俄狄浦斯不甘心接受这种残酷的命运,于是千方百计加以躲避,尽管最终他还是输给了命运,但是他却是努力与命运抗争过的。韦固的精神与俄狄浦斯没有什么不同,尽管最终的结果有悲剧和喜剧之分。然而,即使是美满的命运,为了维护自己选择的自由,韦固也还是要加以拒绝,这使他的抗争精神含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意。

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原本已享有多得多的自由。但即使如此,人类也还是受到各种明显与不明显的限制,因此也仍然可以说是相当不自由的。其不自由的具体内容,也许会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迁而有所不同,但不自由的绝对程度,则也许长期以来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因此,《定婚店》之类表现人与命运抗争的精神的故事,透过其已经陈旧的具体内容,仍能以其历久弥新的象征意义打动我们的心灵。因为我们一如古人,也还是命运的玩物,同时也仍然不甘于屈服。这就是为什么像韦固和俄狄浦斯的行为总能给我们以尊严感的原因,也是为什么贝多芬《命运交响曲》开头的旋律总能使我们怦然心动的理由。 nlQeuFxpXpZ6i89W4W6n338XFxTLI4vWMDVKsrw76kjqu31sebCOTAJUKT9BsZL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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