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监生临死之时伸着两个指头

在西方诗歌里，有一种挽歌体裁，专用来表达对于死者的悼念，如密尔顿的《里西达斯》（ Lycidas ）、雪莱的《阿童尼斯》（ Adonais ）、丁尼生的《纪念》（ In Memorian ），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滔滔不绝地倾诉哀伤与思念。但是美国当代诗人默温写的一首《挽歌》（ Elegy ），却只有一句话：“我拿给谁看呢？”（Who would I show it to？）据说这是英语中最短的诗体文本之一。西利尔·白之指出，诗人用此诗揭示了一种可怕的虚空：“您现已不在人世，谁能理解我的悲伤，我把它写在纸上又有何用？”

依我们看来，在默温的诗与前人的诗之间，不仅存在着篇幅长短的差别，而且还存在着对于死亡的认识的差别。前人的挽诗之所以滔滔不绝，除了诗人想要藉以表达自己的忧伤之外，还是因为其背后存在着这样一种幻觉：死者是能够听到这一切的，至少在诗人的想象中是如此。因而，在诗人的诗与别人的死之间，存在着一种潜在的矛盾：虽然死者其实是听不见的，但挽歌却是唱给死者听的（也有人认为是唱给生者听的）。默温看出了这种矛盾，并用这首仅有一句话的诗，点穿了这一矛盾。

死者当然是听不见的，以为死者能够听见，只不过是诗人的幻觉。但这种幻觉却不仅为诗人，也为我们大多数人所具有。尽管我们知道死亡意味着一切的结束，但是因为死亡的国度是一个“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所以我们其实并不真正了解死亡的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关于死亡的想象，便只是生命的一种自然延伸，带上了我们的生命的色彩。我们以为死者能够听见，正是因为我们生者能够听见。

《儒林外史》里的严监生，临死前总不肯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根指头，让人们颇费猜疑。最后有人说中了他的心思，他才放心咽气：

话说严监生临死之时，伸着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几个侄儿和些家人都来讧乱着问，有说为两个人的，有说为两件事的，有说为两处田地的，纷纷不一；只管摇头不是。赵氏分开众人，走上前道：“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第六回）

这是中国人说起“吝啬”总要提到的故事，就像西方人说起吝啬总要提到莫里哀的《吝啬鬼》一样。在这个故事里，包含着小说家对于严监生的辛辣嘲讽：他已经大限临头了，却还在操心两茎灯草费油之类小事情。严监生这种不合时宜的可笑行为，使原本异常沉重的死亡的悲剧，带上了一种滑稽的喜剧色彩。

然而小说家嘲讽的矛头，其实并不至此为止。围在过于吝啬，因而显得非常愚蠢的严监生的病床周围的，是那些不如他吝啬，因而显得较为聪明的亲戚家人们，他们不了解严监生的为人，因而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把严监生的两根指头，理解为两个人、两件事或两处田地。这的确是比严监生聪明大方一些的普通人的一般想法，所以读者大抵不会感到这里面有什么可笑的地方。但是我们仔细想一下就会明白，当一个人大限临头的时候，两茎灯草费油之类小事固然不值得操心，而两个人、两件事或两处田地之类稍大之事就值得操心了吗？“一了百了”，“人死如灯灭”，“一旦无常万事休”，这些话原本不仅适用于两茎灯草，而且也适用于两个人、两件事和两处田地吧？如果是这样，那么后者这种人们从未嘲讽过的行为，与受到人们嘲讽的严监生的行为之间，到底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在后者的场合，死亡的沉重悲剧，不是同样带上了滑稽的喜剧色彩吗？

从这再往上说，那些“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示儿》）之类更为高尚的临终表现又如何呢？难道因为所虑之事较为高尚，便不再是一种在死亡面前徒劳无用的挣扎了吗？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醒世恒言》第三十四卷）的作者，曾经作过一个饶有意思的推论：“依在下看来，舍得一车子钱，就从那舍得一文钱这一念推广上去；舍不得一文钱，就从那舍不得一车子钱这一念算计入来。不要把钱多钱少看作两样。”舍得或不舍得一文钱或一车子钱，在他看来原是一回事。如果把“两茎灯草”之类卑微愿望比作“一文钱”，把“但悲不见”之类高尚愿望比作“一车子钱”，则其实在卑微愿望与高尚愿望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相通的地方。这种相通的地方，也就是我们上面说过的，那种以为死者能够听见的幻觉；或者说是那种带上了生命色彩的对于死亡的想象；用我们日常通行的话来说，也就是所谓的“想不通”。从严监生到其周围的人到陆游，我们其实都是“想不通”的人。

但是一俟我们达到这种认识，喜剧便重又开始变为悲剧。我们可以嘲笑严监生，但我们却很难嘲笑陆游；然而也正因为我们很难嘲笑陆游，我们也就很难嘲笑严监生。严监生的操心之卑微，固然令人感到可笑，但是他的操心本身，却也正反映了人性的一个侧面，其中存在着一种悲剧精神。这种悲剧精神也同样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于是我们原先对于严监生的嘲笑，先是变成了对于我们自己的嘲笑，然后又变成了对于我们自己的怜悯，然后又变成了对于严监生的怜悯。

“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醒世恒言》第十七卷《张孝基陈留认舅》）“三寸气在，谁肯输半点便宜；七尺躯亡，都付与一场春梦。”（《醒世恒言》第二十六卷《薛录事鱼服证仙》）尽管我们经常听到这类睿智的启示，但是我们却很难真正理解它们的意义。因为只要我们还一日活着，我们便始终放心不下生活的一切方面。我们为那些平凡的操心而悲哀，为那些高尚的操心而感动，却并未意识到其中都蕴含有某种悲剧精神。而严监生的临终表现，却惟其操心在常人看来过于卑微，从而把这种悲剧精神作了夸张表现，并把它推向了极致，才促使我们分外尖锐地意识到了这种悲剧精神的存在。严监生的两根指头伸在我们面前，宛如禅宗大师莫测高深的动作，向我们揭示着人生与人性的真谛。于是我们脸上的嘲笑，便在不知不觉之中，渐渐地僵固成了一个苦笑。

有时候，我们真觉得吴敬梓也属于那种“能同时观察一件以上的事”的伟大的幽默作家之列。我们感到他笔下的严监生，就像莫里哀戏剧里的那个丑角，当人们被他的可笑行为逗得哄堂大笑时，他却冷冷地对着观众说道：“笑什么？笑你自己！” gGbWbPsmeEc+TKAy02Gp5Ullkx2/L1E06fNJiw/0699mqM0oRfmTNYhOnM0soZc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