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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莱斯太太为她的邻居奥尔巴尼太太倒了一杯咖啡，然后两人坐下闲聊。这时，七岁的马克冲进厨房，五岁的弟弟汤姆紧随其后。马克以娴熟的手法爬上橱柜，打开了最顶层的柜门。汤姆也跟着爬了上去，同样轻车熟路。
他们的妈妈大声喊着：“从上面下来！马上！给我下来！”“我们想吃棉花糖！”马克尖叫着回答妈妈。“你们现在不可以吃棉花糖！马上要吃午饭了。现在立刻下来！”马克一把抓住一袋棉花糖，从柜子上一跃而下，汤姆也跟着跳下来，从哥哥手里抢过棉花糖。随后两个男孩冲出厨房，普莱斯太太大声喊着：“回来！我说过了，你们现在不可以吃棉花糖！”
但是两个男孩摔门而出，对普莱斯太太的话充耳不闻。
普莱斯太太叹了口气，对她的邻居说：“唉，这些个熊孩子！我真不知道要拿他们怎么办，他们整天像个野孩子一样捣蛋，没有片刻的安宁。”
我们经常不知道如何应对孩子的这种问题。在任何公共场合，孩子这样想方设法吸引别人的注意，都极为惹人厌。一家人一起去游乐场玩，最后往往以不开心收场。孩子虽然精疲力竭，但是依然极其亢奋地尖叫着：“再玩一次！再玩一次！”父母生气地拒绝他们：“不行！”然而面对孩子的尖叫反抗，父母最终还是败下阵来，不得不妥协。爸爸不堪其扰，为了息事宁人，无奈地掏钱，结果最后的花费远超预算。不少家长会在这种公共场合下忍无可忍地打孩子屁股。到了最后，妈妈不耐烦地拽着孩子离开，而孩子拼命反抗。到家后，所有人都在想为什么要自讨苦吃。
孩子在餐厅用餐时也常常令人恼火。他们闹脾气，大喊大叫以寻求大人的关注，甚至不停地跑来跑去，给其他客人带来很大的困扰。还有些孩子拒绝吃饭，除非有人连哄带劝。
同样，在超市里，孩子经常玩手推车和门挡。许多孩子在走道跑来跑去，要求大人买好吃的零食，一旦被拒绝，就会大哭一场，或者大发脾气。在所有上述公共场合，我们时常听到孩子们愤怒而又咄咄逼人的尖叫声、吼叫声，而回应他们的则是父母压着怒火又无可奈何的疲惫的声音。
在家里，孩子同样不肯配合大人，简直让大人气得火冒三丈。很多孩子拒绝帮忙做家务，认为这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吵吵闹闹，不懂得体谅大人，没规没矩，毫无礼貌。
有些时候，他们看起来对父母毫不尊敬，甚至是对所有的成年人缺乏尊重。他们屡次冒犯长辈，而我们却只能接受。为了让孩子们服从某种规则，我们不得不对他们央求、祈求、命令、处罚，甚至贿赂。一位奶奶万般无奈地说：“现在的孩子啥都不怕！”这种无礼、带反抗意味的行为方式已经变得如此普遍，甚至人们习以为常，说：“小孩子就是这样的。”
在学校里，不少孩子拒绝学习。老师要求家长监督孩子完成作业，却没有教家长如何能不打不骂就让孩子配合地完成作业。
“问题儿童”登上报纸头条的案例屡见不鲜，一些孩子不到5岁，甚至更小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潜在的犯罪倾向。法官要求家长管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孩子夜晚在街头游荡，却没有指导他们具体怎么做。在全国范围内，关于青少年犯罪的研究层出不穷，可是罕有研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许多家长在挫败感和疑惑中越陷越深。他们原本希望培养出快乐、自律，有着清晰自我定位的孩子。而事实上，他们却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变得难以满足、倦怠无聊、郁郁不乐、轻慢倨傲，甚至目中无人。在全国范围内，儿科医生和精神科医生的研究表明，精神严重失常的孩子正以惊人的速度增加。
为了改善这种局面，家长报名学习儿童教育的课程，参加家长小组讨论，听家长教师协会举办的讲座，阅读大量育儿方面的书籍、指导手册和报纸文章。然而很少有人认为这种家长教育的浩大工程真正有用。我们失去了身为家长教养子女的能力。而老一辈家长似乎不用人教，他们就知道怎么养孩子。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过去有一套社会公认的教养孩子的规范体系，每个家庭都只需要遵循同一套规则。但是到了当代，我们却需要推行大规模的家长教育，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常被告知，我们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困境，是因为成年人缺乏安全感，情绪不稳定，思想不成熟，缺乏良好的道德模范，抑或欠缺合理的社会价值观；确实，我们目睹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但在当代社会中，人们对危害社会的事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说明现在的社会道德标准不但没有下降，反而远超以前。而说到安全感，每一代人都经历过特定年代的重压和焦灼，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或是经济大萧条，抑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或是当下原子弹、氢弹带来的战争威胁。
我们常常听说现在的人不够成熟，这既适用于年轻的父母，也适用于他们的孩子。“成熟”这个说法不太明确，大致是用来表示一种“与孩童不同”的状态。当我们用这种方式理解这个词时，即意味着，孩童的状态存在某种低劣性。我们似乎更喜欢以世故的姿态掩饰自己真实的感受，美其名曰“修养良好”“具有社会适应性”。然而，实际上，真正的成熟应该是指全面的成长和发展——指个人的潜力得到充分的发展。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达到这种美好的成熟状态。完全的成长和发展需要耗费一生的时间。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苛求青少年，或者刚刚成年的人达到这种状态呢？
成年人从来没有给孩子树立好榜样。在过去，孩子是不被允许做成年人做的事情的。“照我说的做，不是要你照我做的学！”将宗教信仰的因素考虑在内，你会发现，权威的牧师也好，虔诚的父母也罢，面对自己的孩子时都会遭遇难题，而那些信仰无神论的邻居同样如此。主日学校通常聚集了众多不受控制的孩子，宛如一座疯人院。每个主日学校的督学都遇到过各种常见的行为问题，有时候会更加严重。这些只是表象，在所有这些表象之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传统的育儿方式失效，而我们尚未学到新的育儿方法作为替代，因此我们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管教自己的孩子。
每一种文化和文明形态都曾发展出独有的育儿模式。对原始社会的比较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极佳的机会，让我们能理解文化传统的重大意义。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传统，并以独特的方式养育下一代。因此，每个部落都发展出了独特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模式。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殊方式，并以此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和特殊情况。尽管不同文化形态存在种种差异，但无一例外，每个男人、女人、孩子都知道他人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一切行为都建立在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
西方社会远比原始社会更为复杂，但仍然有一套养育孩子的传统模式。我们的传统原则被每个家庭奉为信条，例如“对孩子要观察，而不是听他们说的话”。
儿童的行为标准在整个西方社会都是一致的。然而，随着“民主”这一概念深入人心，人际关系受到影响，这套在整个西方社会完全一致的文化传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国王和农奴的时代到《大宪章》的签署、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南北内战，直至当下，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人人生而平等，不仅在法律面前平等，在彼此的关系中也是平等的。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意味着，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生活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变化的本质。社会氛围之所以改变、传统的育儿方式之所以失效，很大程度上是由民主观念造成的。我们的社会是从专制社会发展而来的，而我们却已经失去了过去专制社会所盛行的行为规则。在一个平等的社会中，我们不能对他人颐指气使。平等意味着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决定。而在专制社会中，统治者比顺从者优越，可以让顺从者俯首听命。那时候，一位父亲，不管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如何，都对自己的家庭成员具有掌控权，包括他的妻子。
现在的情况却大相径庭。妇女宣称她们与男人平等，丈夫失去了对妻子的掌控权，父母双方都失去了对孩子的权力。这是一场普遍的社会变革的开始，这一点大多数人都有所感知，却很少有人真正理解。社会结构中的其他领域也同样受到了影响。管理阶层和底层劳工正相互靠近，共同建立更亲密的平等关系。这种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更容易被感知，相较之下，妇女和儿童要求平等的呼声造成的变化是微妙的，不容易被察觉。
儿童与成年人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这样的观念常常让成年人十分反感。他们愤愤不平，矢口否认，“别傻了，我比孩子更心里有数。他不可能跟我平起平坐”。当然，无论是从知识储备、处事经验还是生活技能上来看，孩子都不可能跟成年人对等。即便成年人和成年人之间，也不可能完全对等。可是上述这些方面存在差距并不意味着不平等。反过来说，平等并不意味着一模一样，而是意味着不同的人，无论有怎样的个体差异和能力差距，都能获得尊重和尊敬。我们认为自己比孩子优越，殊不知这种信念源于我们的传统文化遗产：人有尊卑之分，而区分尊卑的是我们的出身、财产、性别、肤色、年龄和个人智慧。任何个人能力或个性都不能保证我们身份尊贵，也不能保证我们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
我们之所以觉得自己一定比孩子优越，可能还有一种因素作祟。或许我们心里一直潜藏着对自我价值的怀疑，潜藏着一种意识，认为自己没有达成最完美的样子。在心灵深处，我们都是一个绝望的小孩，这个小孩找到了一个对照的对象，在孩子面前，他能感到愉悦，能感到自我的伟大。但这是错误的，是一种错觉。事实上，我们的孩子往往能干得多，在很多场合比我们聪明得多。这种平等的观念一直在我们的文化内部滋长，尽管我们没有意识到，也没有完全准备好去理解它。
儿童对社会风气特别敏感。他们很快就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他们享有与所有人平等的权利。他们意识到自己与成年人是平等的，不再容忍专制的支配—服从关系。父母也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他们的孩子已经变成了与他们平等的人，他们放松了对儿童的桎梏，减少了“照我说的去做”式的育儿方式带来的压力。
与此同时，基于民主原则的新的育儿方法仍然缺失，家长不知该如何引导和教育孩子进入当下民主的社会生活。因此才有了我们面前的两难困境。
从贵贱有别、尊卑有别的专制关系，到人人平等的民主关系，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已经觉察到社会氛围的改变。他们真诚地希望实现民主。然而，我们应该如何将民主的原则引入实际生活中，却让很多人感到困惑。由于不明就里，我们误以为民主就是一张准许证，准许自由、准许无政府主义，对于许多人来说，民主就是可以随心所欲。孩子已经到了无视家长指令的地步，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权为所欲为。
可是，这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放纵。如果每个家庭成员都坚持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整个家庭就会陷入混乱，一屋子的“暴君”应运而生。如果每个人都我行我素，结果一定是持续不断的冲突。冲突破坏人际关系，而人际关系的破坏反过来又会加剧冲突。在冲突造成的焦灼氛围之下，人会产生压力和焦虑，压力和焦虑会让人处于紧绷的状态，变得暴躁易怒，惶惶不安，这些情绪都会滋生社交生活中的消极因素。
自由是民主的一部分，只有尊重他人的自由，我们自身才能拥有自由。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隐晦的真相。没有人能享受自由，除非他的邻居同样也享受自由。为了让每个人都拥有自由，我们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履行相应的义务。
自由也意味着责任。我有开车的自由，但如果我随心所欲地在只能南行的车道上逆向行驶，我的自由很快就会结束。开车的自由意味着，我必须遵循保证每个人驾驶安全的规定。只有遵循规则，我们的自由才能得到保障。维系规则靠的不是专制权力，更不是为了维护独裁者自身的利益。规则应该是我们每个人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自觉遵守的。
当下流行的育儿方式是基于孩子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限制，这让孩子成了暴君，家长则成了奴隶。孩子享受自由，随心所欲，而家长却不得不履行所有的职责，这样的做法很难说是民主。况且，因孩子得到太多自由而导致的灾难已经让家长自食其果。孩子犯错，家长为其打掩护；孩子受罚，家长代为受过；孩子出言不敬，家长默默承受；孩子要这要那，家长一一照办。由此，家长失去了对孩子的影响力。而孩子也会感到茫然，没有规则，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来指导自己的言行，他们内心的秩序感已经丧失。他们更热衷于一意孤行，而不是学习群体生活中所必需的原则和规定。
孩子的内心一直存在着参与社会生活、与他人产生交集的意愿，却因为上述原因受到阻碍，无法充分实现。这就造成了儿童内心的混乱感，致使更多的儿童无法适应社会。明确的规定能够给孩子带来安全感，让他们确信社会结构在发挥其正常的功能。没有这些，孩子就会感到无所适从。他们不断努力“寻找自我”，却误入歧途，变得消极阴郁，或乖张叛逆，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自由意味着秩序。没有秩序，就没有自由。
因此，为了帮助我们的孩子，我们必须转变自己的教育方式，摒弃过去要求服从的专制态度，构建一种建立在自由和责任原则之上的新规则。现在的孩子已经不能用强制服从的方法对待，我们应该用激励和鼓励的方法，让孩子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与所有人一起维系社会规则。我们需要新的育儿原则来取代过时的传统。
多年来我们的工作就是与家长和孩子打交道，在此过程中我们发展出了若干育儿方面的工作原则，下文将予以呈现。我们的儿童指导中心堪称人际关系的实验室，在这里，我们自己提出的方法论的有效性得到了检验。首先，有必要澄清在家庭中平等生活的基本要求。这一基本要求需要时间和持续的努力才能成为传统文化中不可撼动的组成部分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原则，家长在处理孩子的问题时遇到的疑惑和无力感，仍将无法得到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