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及第

弘治五年（1492年）秋，王阳明到杭州参加浙江乡试，和孙燧、胡世宁一同中举。这年王华丁忧期满，回京复命，王阳明随父亲到京城居住。其间，王阳明一度专心辞章之学，喜欢谈论军事，学业大有长进，射箭的技术也日益增长。

弘治六年（1493年）春，王阳明在京城参加会试，满以为进士及第是不在话下的，可偏偏名落孙山。作为状元的儿子没有金榜题名，亲朋好友纷纷前来安慰，唯独首辅李东阳笑着对王阳明说：“你这次没有考中，下一次科考必定高中状元，不妨先尝试写一篇《来科状元赋》。”

王阳明听罢，竟然没有推让，立马提起笔就写，不一会儿就完成了这篇《来科状元赋》，令在座的官宦们大为震惊，不仅惊叹于王阳明的天赋，更加佩服他的才能。然而有嫉妒他的人私下议论说：“年轻气盛，如果他将来中状元，必定会目中没有我们这些人了。”

落第后王阳明以诗言志，抒发心中的苦闷，比如在《忆龙泉山》中写道：“ 我爱龙泉寺，山僧颇疏野。尽日坐井栏，有时卧松下。 ”稍后，王阳明回到余姚老家。从古至今，但凡考场落第，文人们大多寄情于山水诗画之间，二十二岁的王阳明也没能够免俗。出于对龙泉山特殊的情感，王阳明在龙泉山寺办起了诗社。诗社人数不多，都是些没有名气的文人，大家聚在一起，无非是琴棋书画、花草鱼虫。余姚淳朴的民风和士气，和他在京城所感受到的浮夸之风，大有区别。龙泉山清秀的环境，让王阳明度过了他人生中惬意悠闲的一段时光。

弘治七年（1494年），王阳明的龙泉诗社又吸收了很多当地的士子文人。然而，在诗社中高谈阔论，在山水间饮酒作乐，都不是王阳明的理想。他在《重游开元寺戏题壁》中写道： “君不见富贵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酲须五斗。未妨适意山水间，浮名于我亦何有！ ”这是他内心真实的感受，一片山坳怎么能够满足鸿鹄展翅高飞的渴望呢？

次年，二十四岁的王阳明来到越城（今浙江绍兴），有意远离诗社的雅聚。因为他发现诗词中的风花雪月、山水花草，和自己想要的生活越来越远，诗词写得再好，也不过是个诗人、是个名士，而自己想要做个圣人。

弘治九年（1496年）春，王阳明再次到北京参加会试。果不其然，被当初私下议论他的人打压，依旧名落孙山。看到同舍落榜的学子垂头丧气、精神不振，像霜打的茄子一样，甚至羞愤异常，王阳明好心地劝慰说：“你是以没有考中而觉得羞耻，而我觉得没有考中因此心灰意冷才羞耻。”这就是王阳明，能够正视生活中的挫折，不因为一时的得失而自暴自弃。

这一年，居住在王家余姚老宅瑞云楼的钱家，诞下了一个儿子，叫钱德洪，后来成为王阳明的弟子，并撰写了《瑞云楼记》和《王阳明年谱》。

弘治十年（1497年），关外蒙古族常常入侵山西大同一带，边关情况紧急。而当时的明朝，在“土木之变”后，国家基本太平，长期安定的局面加之没有居安思危的想法，导致文官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武将不敢主动要求出战迎敌。如此局面，朝廷四处寻求将才，一时街头巷尾议论纷纷。

曾经有志经略四方的王阳明，反思朝廷虽然按期开设武科，但中试的大多是些善于骑射、搏击的孔武之人，难得有雄韬伟略能统率千军万马指挥若定的将才。因此他开始学习诸家兵法，凡是收集到的各类兵家秘书，都认真阅读。对边关的战事信息，也广为收罗，仔细分析。若有朋友聚会，就用果核来排兵布阵，好像自己就是那个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三军大元帅。然而，他的做法却被朋友们嘲笑是和赵括一样的“纸上谈兵”。

没有施展自己方略的舞台，又不被朋友们认同，苦闷的王阳明又想到给兵部上书，但低头一琢磨，最终还是放弃了。

弘治十一年（1498年），两次落第，对于年少气盛的王阳明来说，内心还是焦虑的。既然举子学和辞章学不能够通达仕途，骑射之术又不能够策马沙场，于是他开始四处访求名师、益友，想要成就自己“圣人之学”的目标。然而，还是没有遇到让他心仪的师友，于是接受现实，决定继续探究宋儒理学。

一天，王阳明读到朱熹《上宋光宗疏》中“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几句，开始反思自己之前的作为。王阳明明白了所谓圣学，就是儒家之学，而自己之前虽然也算是博览群书，但都只是囫囵吞枣粗略一阅，并没有深入研究，看来还得精读才能提升自己。于是王阳明又开始苦读朱熹的《四书集注》，想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达到精益求精的效果。

在读《四书集注》的日子里，王阳明不断对比、思考，但是书中朱熹所说的物理和自己的内心，始终不能够融会贯通。比如朱熹说的“格物穷理”，“物”在“我”的身外，“理”在“我”的心中，如何能够穷尽世间万物的“理”呢？一草一木的“至理”，如何成为“我”心中的“至理”呢？“我心”穷尽不了的“物理”，那么是不是最终还是要判定在不同的两个地方呢？思而不得，王阳明竟然又大病一场。痛定思痛，王阳明越来越觉得，成为圣人，成为贤能之人，自有他的定分，没有必要去强求。

如此念头一生，病中的王阳明越发彷徨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当他听说修道可以养生时，还产生了遗世入山的想法。但想法终归只是想法，并没有付诸行动。

弘治十二年（1499年）春，王阳明第三次参加科考，在礼部会试中排名第二。随后的殿试，其以二甲第七（全国第十名）的排名进士及第，被安排在工部供职。同时进士及第的还有伍文定，排名第二百一十七位。

这一年的会试，风波迭起，弄得一众考生人人自危，都唯恐祸及自己。这就是著名的“会试泄题案”，而且连累到明代大才子唐寅。唐寅，字伯虎、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等，南直隶苏州府吴县人，“吴中四才子”之一。唐寅赴考途中认识了江阴的徐经，两人于是结伴而行。而作为会试主考官的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程敏政，都是饱学之士，一时名儒。

徐经到达京城后，曾给程敏政赠送金币，并拜师在他门下，又向李东阳求取给已故祖父徐颐撰写墓志铭。唐寅也曾在考前用金币向程敏政乞赐文章。由于这次会试的题目相当冷僻，很多考生都答不上来。唯有两份试卷，文辞优雅且贴切主题，程敏政阅卷的时候脱口而出：“此两张卷子一定是唐寅、徐经所做。”这话传了出来，到会试结束，已是满城风雨，说江阴富人徐经贿赂考官预先得到了试题。

户科给事华昶在没有了解事情来龙去脉的前提下，就急匆匆在朝堂之上弹劾主考官程敏政，并牵连到徐经、唐寅。孝宗下旨程敏政不再参与阅卷。李东阳会同其他考试官复审，经查徐经、唐寅两人都没在录取名单之中。卖题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只是民众仍然议论纷纷，整个会试差点因此而作废。朝廷为了平息舆论，经过审讯，依旧查无卖题的实据。最终程敏政罢官还家。华昶因所奏之事不实，降职处分。徐经、唐寅两人都被削除仕籍，发回各自所在县担任县衙小吏。程敏政归家后，愤郁发疽而死。唐寅从此耻不为官，归家后夫妻反目。此事在《明孝宗实录》中记录较为翔实。

很多年后，唐寅一度成为宁王朱宸濠的座上宾，幸好及时抽身，到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时，唐寅早已离开了那块是非之地。而徐经则远离仕途，他的曾孙，就是大名鼎鼎的徐霞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