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场悟道

在这清贫、忧患的日子里，王阳明专心致志于《大学》的“格物”一说，夜以继日，沉迷其中。四书五经、程朱理学、释家道家，一一在脑海中闪过，先代圣人孔子、孟子都是点到为止，而后来各家的理解又千差万别。

对于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王阳明有过格竹失败的经历，心中充满疑惑和不解。而程颢说，万物只有一个天理，“人欲”和“天理”二者不能相容，因此后来的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对此，王阳明有所质疑，人的正常欲望怎么能够都灭了呢？也许正是这远离中原尘世、远离朝廷争斗的清静环境，突然间，王阳明想通了。圣人的道，是在各自的心中去追求的，和外界的一切并无实质的关系，完全可以自己满足。身外枝节蔓延，想在这中间寻求事物的原理，是天大的错误。格物，是正物，正其不正，到最终就是正自己的心，而没有了物。心所发生的任何念头才是物。这就是王阳明认识到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简单地说，就是人如果能够做到为善去恶，就是格物的功夫，格物致知的知，是心的本体，看到父母就知道孝顺，看到兄长就知道敬爱，看到小孩子掉落井中就自然而然地心生恻隐，这就是人性本来就有的良知，不用假借身外之物来探求。有了恻隐之心，能够达到一个具有一定高度的层面，就是仁。如此一直往后推究，就到治国、平天下了。如果要归纳为一句话，那就是：“心即理！”而要做到心即理，前提就是“致良知”。

致良知，语出《孟子·尽心上》：“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而《大学》有“致知在格物”。王阳明认为，“致知”就是致自己心中内在的良知。这里所说的“良知”，是道德意识，是作为人所特有的最高本体。良知人人都具有，能够自给自足，是不需要借助外力的内在所有。“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世间万事万物。“致”本身就是知和行的过程，因而也就是知行合一。

大道自在人心啊。兴奋的王阳明，写下了《教条示龙场诸生》一文：

“诸生相从于此，甚盛。恐无能为助也，以四事相规，聊以答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学，三曰改过，四曰责善。其慎听毋忽！

“立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

“勤学：‘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从吾游者，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抑为上。……苟有谦默自持，无能自处，笃志力行，勤学好问；称人之善，而咎己之失；从人之长，而明己之短，忠信乐易，表里一致者，使其人资禀虽甚鲁钝，侪辈之中，有弗称慕之者乎？……’

“改过：‘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

“责善：‘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爱，致其婉曲，使彼闻之而可从，绎之而可改，有所感而无所怒，乃为善耳。……故凡讦人之短，攻发人之阴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责善。……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也，安可以不乐受而心感之乎？……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盖教学相长也。诸生责善，当自吾始。’”

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不但成就了王阳明，还开启了王阳明“心学”的全新篇章。

既然心中已经打开一扇大门，那么自己所参悟的正确与否，就需要用先代圣人的典籍来验证了。于是他在脑海中回放《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每段每句逐一来与自己的心得对照印证，原来大多数的观点都是吻合的，只是和朱熹的说法有很大的差异。朱熹详注四书五经，自宋至明，已经是学界公认的权威，这又让王阳明不得不更加深入地思考、对比、论证。最后，王阳明得出结论，朱熹的注释很多地方因为误读而强行注解，所以前后矛盾的地方比比皆是。于是，花了大概七个月的时间，王阳明写就了《五经臆说》。

可惜，王阳明后来把这些文字基本都付之一炬，这就是他和朱熹的不同。朱熹认为自己理解的是完全正确的，可以开一代风气，而王阳明觉得自己的解读，很有可能扰乱正宗的儒家学术，所以，就只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十三卷，估计还是在焚烧的时候一时疏忽而散落的手稿。

幸好，我们能够从保留下来的《五经臆说序》中，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大概旨意：

“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弃之。鱼醪之未得，而曰是筌与糟粕也，鱼与醪终不可得矣。《五经》，圣人之学具焉。然自其已闻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与糟粕耳。窃尝怪夫世之儒者求鱼于筌，而谓糟粕之为醪也。夫谓糟粕之为醪，犹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鱼于筌，则筌与鱼远矣。

“龙场居南夷万山中，书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记旧所读书而录之。意有所得，辄为之训释。期有七月而《五经》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说》。盖不必尽合于先贤，聊写其胸臆之见，而因以娱情养性焉耳。则吾之为是，固又忘鱼而钓，寄兴于曲糵，而非诚旨于味者矣。呜呼！观吾之说而不得其心，以为是亦筌与糟粕也，从而求鱼与醪焉，则失之矣。

“夫说凡四十六卷，《经》各十，而《礼》之说尚多缺，仅六卷云。”

翻译成现代文，说的就是：捕到鱼后要把捕鱼的工具忘掉，米酒榨尽后要把剩下的酒糟扔掉。但是如果还没有捕到鱼、还没有酿出米酒的时候，就认为那不过是渔具和酒糟的话，那就永远也抓不到鱼、酿不出酒。《五经》，圣人的学问全部都在里面。然而对于已经闻道的人来说，《五经》对于道，也不过是渔具和酒糟而已。我曾经私底下责怪这世上有些儒家学者对着渔具想要得到鱼，又把酒糟当成米酒。如果说把酒糟当作米酒，倒还是有些近似，毕竟酒糟中是有米酒存在的。但是面对渔具想要当作鱼，那渔具和鱼就相差太远了。

龙场地处南方蛮夷万山丛中，书籍没法携带很多过来，我每天只能静坐在石洞中，默默回忆以前读过的书并且抄录下来。心中如果有所体悟，就写下来作为注解。前后大概用了七个月时间，将《五经》的主旨略微重新思考了一遍，给它取名为《臆说》。大概也不必和先贤的本意完全一致，姑且抒发一下内心的感悟，用来陶冶心情修养心性而已。那么我做这件事，必定也变成不是为了钓鱼而钓鱼，把兴趣寄托在酒糟，就不是诚心在《五经》的旨意和体会了。唉！如果看到我写的《臆说》而不能在内心有所体悟，认为也就是渔具和酒糟而已，而又想因此得到鱼和米酒，那就偏离我本意了。

《臆说》一共四十六卷，《五经》各十卷，而《礼记》因为缺失的部分比较多，就只有六卷了。

所以，《五经臆说》虽然没有完整地保留下来，但绝对是王阳明构建自己心学体系的最初理论，虽然这时期并没有明确提出“致良知”的观点，但完全具备了“良知”的内涵。这大概也是王阳明焚烧手稿的原因，因为后来他有了完整的“致良知”体系，所以，《五经臆说》对于他的心学来说，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所保留下来的十三卷手稿，是钱德洪为王阳明治丧时发现的，也就成了王阳明心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见证。

这一年秋天，首席弟子徐爱进士及第，此后历任祁州知州、南京兵部员外郎、南京工部郎中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