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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回到京城，朝廷已换了面貌。宋英宗在位仅四年便病逝，新即位的宋神宗年仅二十岁，却雄心万丈，他和王安石意欲变法图强、革除旧弊。
熙宁元年（1068）十二月，苏轼从眉州服丧期满回朝后，仍任直史馆。熙宁二年（1069）二月，神宗任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熙宁变法”正式开始。个性急躁、执拗的王安石推行的变法，有如疾风骤雨，遭到了一批大臣的强烈反对，朝廷自此分为新旧两党，党争之祸迁延不断。
苏轼站到了旧党之列，他认为变法太过急于求成，且有些方面不够合理，因此一遍遍上疏神宗表示反对，甚至当面向皇上提意见，但这丝毫未能动摇神宗变法的决心。
苏轼的言论在朝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让王安石非常恼火。这位头脑清醒、实干亲民的“拗相公”，成为改革家之后更加一意孤行，他两次阻止神宗复用苏轼。变法派中其他居心不良之人，趁机对苏轼实施排挤打压。熙宁三年（1070）五月，谢景温上奏神宗，诬告苏轼在送父亲归葬四川时用官船贩卖私货，朝廷派出六路兵马严查，闹得沸沸扬扬，结果查无实据，只好不了了之。
站在新政对立面的苏轼，在朝中的处境可想而知。幸而文同恰在此时回京，与苏轼同朝为官。分别七年的两位知己再度重逢，自然往来甚密。在文同面前，苏轼可以毫无顾忌地坦露最真实的自己，文同亦然。五十五岁的文同，在三十七岁的苏轼面前，却像一个狂态百出的少年。他们哄然大笑有之，寂寞对坐亦有之。文同理解苏轼偶尔的沉默，他劝苏轼像自己一样，不谈政治，不论时事，只醉心于诗画。但苏轼做不到。文同擅长画竹，也知道苏轼最爱竹。他觉得，自己这位年轻的朋友就是竹，刚直劲挺，不惧风欺雪压。
苏轼终于决定离开京城，请求外放，后被任命为杭州通判。京城逼仄，但天下辽远，何处不可安放身心？在此前后，欧阳修、司马光、张方平、范镇等人也纷纷离京，朝堂成了新党把持的天下。
熙宁四年（1071）七月，苏轼奔赴杭州。在距京城东南三百余里的陈州（今河南周口市淮阳区），苏轼停了下来，他在那里见到了前一年上任的陈州知州张方平，以及在张方平手下任陈州教授的弟弟苏辙。
彼时，苏迈已是十三岁的少年，闰之于前一年生下一子，取名苏迨，苏辙也有了好几个孩子。两家人在一起，孩子们打闹嬉戏，大人们闲坐倾谈，苏轼顿觉时光安暖、万物可亲。
在陈州度过的七十多天里，与苏辙、张方平的优游宴饮，令苏轼忘却了仕途纷扰。张方平酒量很大，号称百杯不倒，苏轼并不以此自惭，承认自己酒量不如人：“你们这种海量，喝百杯才醉，我喝一杯就醉，不是和你们享受到同样的快乐了吗？”这就是苏轼，他永远那么自信，他知道自己的好，也知道自己的不足，但他从不自我贬低、自我否定，他坦然接纳真实的自我，并总有自解之法。
在陈州，苏轼经由苏辙结识了一个叫张耒的青年，后来张耒经苏轼举荐考中举人、进士，成为“苏门四学士”之一。
转眼中秋已过，到了九月，苏轼必须得启程了。依依不舍的苏辙，一直将兄长送到了颍州（今安徽阜阳），他们一起去看望了退官闲居在此的欧阳修。
欧阳修带他们去游颍州西湖。彼时，湖面碧波粼粼，湖岸草木挂着新霜，秋花开得一片绚烂。年已六旬的欧阳修，须发似雪，气色光润，看向西湖的眼神充满了温柔——因为爱着西湖，曾经的一代文坛盟主、朝廷重臣欧阳修选择终老颍州。
在颍州逗留半个多月后，苏轼告别恩师和胞弟，到达杭州时已是十一月二十八日。北宋杭州州府的官邸在凤凰山上，旁有吴山，南有钱塘江，北有西湖，苏轼的住所靠北，抬眼便可览西湖胜景。
到杭州的第三天，苏轼来到了西湖孤山寻访惠勤。惠勤是当时著名的诗僧，早年游历京城时与欧阳修相识。前一阵在颍州相会时，欧阳修将惠勤介绍给苏轼，希望他们能成为好友。苏轼与惠勤一见如故，同时他还认识了惠思，这使初来乍到的他感到温暖和安慰。
其实，初到杭州的苏轼并不寂寞，因才高名盛，许多人怀着仰慕与好奇之心，不断邀他赴宴聚饮，加之宋代官场盛行饮酒之风，杭州又是著名的酒都，宴饮就来得更为频繁。苏轼本不喜虚应客套，为此更是疲于奔命、不胜其烦，他将这种终日为酒食应酬而奔忙的痛苦境地称为“酒食地狱”。
酒食应酬的烦恼其实也不算什么，工作中还有更痛苦的事。
作为通判，苏轼不仅要辅助、监察知州的工作，还要负责审讯案件，过年也不能休息。初到杭州的除夕之夜，苏轼照例往狱中提点犯人。这些人中很多都是种田和经商的良民，因为还不起青苗贷，稀里糊涂入了监狱，过年也不能回家。这正是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弊病之一。他们不过为了谋生，何罪之有？苏轼很痛心，新法被朝中一些利欲小人当成博取上位的武器，离神宗和王安石的初衷越来越远，然而皇帝和宰相听不得不同的意见，朝政的大力改革压覆住了多少底层民众悲怆的呐喊。苏轼感觉自己和这些老百姓一样可怜，不能为民造福，只能靠着这卑微的官职混口饭吃。他当即在监狱的墙壁上题诗：“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苏轼不顾同事反对，执意请求知州沈立放犯人回家过年。沈立也是个反对变法、体恤民情的好官，立即表示同意。苏轼很开心，他顾不上回家，便马不停蹄赶往各处牢狱，清点出三百七十多名轻犯，让他们立过字据之后回家过年，到元宵节过后再返回狱中。那些重罪囚犯，则供给酒食，让他们初一到初五都有肉吃，并严禁狱吏鞭打。
在目前的职位上，苏轼尽最大努力也只能做到这些。想到自己曾经“致君尧舜”的宏伟理想，苏轼不禁心情黯然，他写诗给苏辙说：“眼看时事力难胜，贪恋君恩退未能。迟钝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聋丞。”新法事繁，处境艰难，苏轼之所以没有弃官退隐，是因为还念着回报君恩，不肯轻易放弃济世的理想。
终日苦恼郁闷毕竟不是苏轼的风格，他开始向大自然敞开身心，寻求疗愈。
“昨日出东城，试探春情。墙头红杏暗如倾。槛内群芳芽未吐，早已回春。 绮陌敛香尘，雪霁前村。东君用意不辞辛。料想春光先到处，吹绽梅英。”这首《浪淘沙》，写于熙宁五年（1072）初春，是苏轼踏青游春之后所作。
杭州城太美，以至于词人到东城外的探春变得小心翼翼。墙上红杏悄悄探头，园内花木新芽待萌，春的讯息早已来临。春雪初晴，踏春女子所经之处，残存着带香气的足迹。春神真是用心良苦，她将最早的春光，暗藏在绽放的梅花里。
词本是歌宴酒席上供歌女演唱的歌词，后脱离音乐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自晚唐五代起，文人开始写词，但多为抒写相思与爱情的绮艳之词。南唐后主李煜亡国后在词中书写了沉痛的人生体悟，之后，很多人的词作开始有了风格变化，欧阳修即是其中之一。政治上失意后，欧阳修借游赏山水美景来排遣心中的不平，并将这种郁郁之气消融于词作中。
此前，苏轼对政治怀着热望，所思所感都习惯用诗文表达。到杭州后，他开始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内心，加之杭州美丽风雅，歌宴酒席频频，文人诗词酬唱不断，苏轼与词及词人的接触多了起来，他对词的喜爱更甚，创造力也得到激发。他发现，相比诗，词显得更为私密、体贴、灵活，更适于表达人内心深处幽微复杂的情感与心绪，于是开始大量填词。
这首《浪淘沙》是苏轼的早期作品，从中可以看出他受欧阳修影响，开始在词中表现出一种遣玩山水的意趣，借此来消解郁闷的心情。只是那时的他还不习惯写词，写得最多的还是诗。
六月二十七日，苏轼来到西湖畔昭庆寺前的望湖楼饮酒观景，却不想天气骤变，一场急雨突如其来，片刻又雨霁天晴。借着酒意，苏轼写下了这一场豪雨奇观：“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读之，仿佛眼前正在展开一幅动态画面：黑云翻滚如墨，青山隐现，白雨如珠，倾泻跳动，忽而一阵风过，雨停风住，湖面平静如天空。色彩的对比、光线的变化、动静的交错，一切统一于自然大开大合的手笔之下，也体现了诗人开阔豪迈的胸襟，气势雄壮不凡，历来为人称道。
趁着酒意，苏轼又一口气写下了四首绝句，与前一首诗合称为《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将杭州西湖之美景、美物、美食一网打尽。
黑云翻墨未遮山，
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
望湖楼下水如天。
放生鱼鳖逐人来，
无主荷花到处开。
水枕能令山俯仰，
风船解与月徘徊。
乌菱白芡不论钱，
乱系青菰裹绿盘。
忽忆尝新会灵观，
滞留江海得加餐。
献花游女木兰桡，
细雨斜风湿翠翘。
无限芳洲生杜若，
吴儿不识楚辞招。
未成小隐聊中隐，
可得长闲胜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往，
故乡无此好湖山。
身处其中，苏轼才明白杭州为何会被称为“人间天堂”“东南第一州”——此处湖山绝美，移步是景，古迹遍布，触目成诗，物产丰饶又人情和美。杭州的独特气质，正与自己内心契合，似乎自己前世就生在杭州，一切都似曾相识。在他心里，杭州是第二故乡，既然归隐林泉的愿望不能实现，就在“天堂”的山水间修行吧——大自然就是最好的庙宇。
诗里杭州，总是惊眸，无数风景进入了苏轼的文字中，成为主角，就连常常能够见到的西湖，苏轼也总是看不够。西湖的四季晴雨、晨昏明暗，各有其美。美是催生诗歌的沃壤，苏轼的艺术创造力被空前激发，写给杭州和西湖的诗便也源源不断，状如井喷。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首《饮湖上初晴后雨》在史上无数吟咏西湖的诗作中，独得西湖神韵，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西湖好似西施的独创性比喻，也让西湖从此有了“西子湖”的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