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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破败的冬天使大街上充满了寒冷、雨水和烂泥，随后焦黄炽热的夏天又到来了。我们周围群山环抱，我却想看看海。好在我热心的父亲从他的一位铁路工友那里借到了一间房。夜里四点（我从来不明白为什么人们都说凌晨四点）到处还是一片漆黑的时候，父亲就吹起司机哨，把大家叫起来。于是就开始混乱，没有灯，微弱的蜡烛光不时被小风吹折了腰。母亲、两个兄弟劳拉和鲁道福，还有一个厨娘奔来跑去，把被褥卷成一个大球，再用黄麻片包起来，赶紧滚走，床也得装上火车。火车从附近的车站开出时褥子还是热乎乎的。我体质孱弱，又被半夜弄起来，感到恶心，直打寒噤。其他人还在没完没了地忙碌。就为了穷人的这一个月的假期，没有不带上的东西，甚至连由于长期气候潮湿，用来烤床单和衣服的柳条筐也都贴上条儿装到平车上。
火车穿过特墨科和卡拉韦之间的寒带地区，穿过广阔无垠的不毛之地，穿过原始森林，穿过隧道和桥梁时还汽笛长鸣，惊天动地。车站孤零零地设在田野里，旁边是金合欢和野果树。阿拉乌加人穿着便服，带着他们祖先的那种尊严，等在车站上，兜售羊羔、母鸡、鸡蛋、织品等。父亲每次都要讨价还价买点东西。可以看见他翘动着黄胡须，手里举着一只母鸡。对面一个阿拉乌加女人不动声色，只是半分钱也不肯降价。
每个车站都有个动听的名字，都是从阿拉乌加人那里传下来的，这个地区曾是西班牙侵略者同这块土地的子孙——第一代智利人的血腥战场。
第一个车站叫拉布兰萨站，后面两个是博罗阿站和朗基尔科站。这些名字总是带有野草的芳香，它的音节让我着迷。阿拉乌加的名字总含有某种有趣的意思，什么贮藏的蜂蜜、森林边的湖或河、以鸟的名字命名的山等等。我们还经过英皮里尔小村，诗人唐·阿隆索·埃尔西利亚差点在那里被西班牙总督杀害。十五、十六世纪时，这里曾是征服者的首都。在保卫国土的战争中，阿拉乌加人发明了“平地战术”，在埃尔西利亚形容为美丽雄伟的城市里片石不留。
火车然后又到了河边的一个城市，欢快地鸣着汽笛。火车站里冒出滚滚煤烟，染黑了田野和车站，钟声叮当，还可以嗅到宽阔、宁静、蓝色的英皮里尔河正从旁边流向大海。我们把大包小包卸下来，收拾一下，又坐上牛车去赶乘沿英皮里尔河而下的汽船，这些全凭父亲的一双蓝眼睛和一个铁路哨导引。我们连人带包袱都上了小船，驶向大海。船上没有卧舱，我就坐在船头上。轮桨拨动着河流，汽船喘着粗气，这些沉默不语的南方人就像不能动的家具一样散布在甲板上。
一只手风琴发出它的浪漫咏叹与爱之激情。没有任何东西能比航行在群山之间，航行在宽阔、陌生的通往神秘大海的河流上更能沁入我这颗十五岁的童心了。
巴若英皮里尔不过是一排屋顶五颜六色的房子，就在河的对面。就在我们要住的那间房子前，在汽船停靠的那个支离破碎的码头，就可以听到海涛声从远方滚滚而来。我平生第一次听到了海的声音。
房子是农民唐·奥拉西奥·帕切科的。他又高又大。我们住在他家的那段时间里，他驾着牵引车和收割机，在山坡和难以通行的道路上为岸边那几户孤零零的印第安人和农民收割小麦。他经常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浑身是土和麦粒，大声说着话，不一会儿又大吵大嚷地去干活了。对于我来说，他是南部地区艰苦生活的代表。
那间房子，那满目疮痍的街道，那陌生的环境，那远处沉闷的海涛声，那一切都是神秘的。房子有个院子，像个凌乱的花园。中间有个常年受到雨水侵蚀的白木凉亭，上面爬满了藤蔓。除了我这个小人物外，没有任何人到那个阴暗寂寞的地方去。那里长着常春藤，长着忍冬草，长着我的诗。院子里还有个迷人的东西，一只大船，一次海难留下的孤儿，它不再经受风浪，停放在虞美人丛中。
令人奇怪的是，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院里只长着虞美人（其他植物都在院外），有的又大又白如鸽子，有的鲜红似血滴，还有的又紫又黑像是被人忘记的遗孀。我从未见过，也再未见过那样大的虞美人。尽管我对它们怀有一种特殊的尊敬和无名的恐惧，还是不时掐一两枝茎，立刻手里就会溅上一种奶状物，还闻到一股植物的芳香。然后再把几片如华丽绸缎般的叶子藏在书里，它们就好像不会飞的蝴蝶翅膀一样。
我第一次见到大海时简直被吓坏了。大海在乌伊尔基和马乌莱山之间咆哮。巨大的白浪高高地掀过我们的头顶，犹如宇宙的巨大心脏在跳动。
大家就在海边摆上台布和茶壶。食品进嘴时已糊了一层沙子。我倒不在乎。把我吓坏了的是父亲让我们每天到海里游泳。巨浪离我们还很远的时候，刺骨的凉水已经溅到我和劳拉身上。我们一边颤抖一边想，恐怕大浪的一个指头就可以把我们卷到海峰里去。两人手拉手，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连脊背也吓得青紫，准备决一死战。这时哨声响了，父亲准我们免受折磨了。
我再讲点别的事。一件是法国种高头大马，另外就是三个迷人女人的家。
在村子的尽头，有几间大房子，大概是鞣革厂，是几个法国巴斯克人开的。在智利南部差不多总是这些巴斯克人搞皮革业。我确实不知道皮革业是干什么的。唯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傍晚某个时候，看几匹高头大马从一个门洞里走出，穿过村镇。
那几匹佩尔切隆种马如大型雕塑一般，长长的鬃毛像披发从高高的背脊垂下，巨蹄周围布满了长毛，一跑起来就像冠羽似的抖动。马有红的，有白的，还有花的，都很健壮。火山如果能跑的话，大概跑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它们走在尘土弥漫、碎石遍地的街道上时，大地就像发生地震一样颤动。它们发出地声般的嘶鸣打破了周围的寂静。这些趾高气扬、高大无比、如雕塑般的大马我以后再也未见过，除了在中国看到的明代石刻墓雕马。但即使那里面最威严的雕像也不能和这些庞然大物相比。在我
的童眼看来，它们就像从漆黑的梦境出来走向另一个巨人世界。
实际上在那个野生世界里，到处都可以看到马。街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穿着黑衣骑着马的智利人、德国人和马普切人。瘦弱的马和受到良好照顾的马，肮脏的马和健壮的马，被主人随便丢在路旁，啃着路边的草，鼻子里喷着气。它们已经习惯于服从主人，习惯镇上的孤独生活，而后又驮着吃的和用的东西，沿着糟糕的道路爬到灌木茂密的山上，或在海边的沙滩上无休止地奔跑。不时还会有阿拉乌加人从当铺或酒店出来，吃力地爬上那一动不动的马，晃来晃去，醉醺醺地踏上回家的路途。眼看那个醉鬼就要摔下马来，但是我错了，他马上又直起来，然后又倒向另一边。反正总不会离开马鞍。就这样走了一里又一里，直到像一只晃动着的动物安然无恙地融化在大自然的原野中。
以后很多个夏天，我们家都如此这般到那个令人神往的地方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特墨科的寒冬与海边神秘的交错之中，我在长大，我在读书，我在爱，我在写。
我已经习惯骑马。行走在土路上，走在崎岖小道上，我的视野更加高远开阔了。迎面而来的是交织的野草、野鸟的静与鸣、某棵花树突然的繁花怒放——有的身披红装、犹如群山之上的一位大主教，有的则盖满了不知名的白色花朵。有时，还会意外地碰到倔强不屈的野喇叭藤垂吊在灌木中，似鲜血欲滴。我已经习惯于坐在坚硬的马鞍上，习惯于脚后跟来回摆动的马刺。从那无垠的海滩和杂草丛生的荒野开始，在我的灵魂里，就是说在诗和这个世界上最寂寞的地方之间，已经发生了某种关系。从那以后，这种关系，这种启示，这种同空间的联系，就一直存在于我的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