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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要说，关于我的孩提岁月，唯一不能让我忘却的就是雨。南部的大雨如同波洛的瀑布，从合恩角的天空降到了边界地区。在这边界地区，我的祖国的法尔维斯特，我来到生活中，来到大地上，来到诗间，也来到雨间。
我走过很多地方，我觉得任何地方的雨都不如故乡阿拉乌加地区下得那样粗犷而又那样细腻。雨整月地下，整年地下。雨柱好像刺破天空的玻璃针，掉到屋顶上摔成碎块或撞击到窗户上化为浪涛。雨中的每一间房子犹如一只小舟，在雨洋中艰难地驶向港口。
美洲南部的寒雨不像暖雨那样似挥鞭齐下，随后是蓝天晴空。相反，它具有持久性和耐性，从灰色的天空中无休止地降临。
家门前的街道变成了巨大的泥海。透过窗户，我看到雨中一辆大车陷入泥潭。一个披着黑长绒大衣的农民抽打着在雨中和泥中已经动弹不得的驾牛。
我们沿着人行道，踏着一块又一块的石头，冒着寒冷和雨水上学去。雨伞被风刮走了。雨衣又很贵。手套不愿戴，鞋也弄湿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穿着湿袜子围在火盆边，许多鞋还冒着蒸汽，犹如一个个小火车头。后来发大水，带走了河边那些最穷苦的百姓。还有地震，大地剧烈地抖动。有时山上还发出可怕的光：亚伊玛火山爆发了。
在那几个历史不长的城市里，特墨科算是开化的，有铁匠铺。印第安人不识字，铁匠铺就把大招牌放到街上：超级手锯、巨大的铁锅、高大的门锁、特号饭勺。再往前有个鞋铺，摆着一只庞然大皮靴。
如果特墨科是智利南部生活史起点的话，这里也包含着长长的血泪经历。
经过三百多年的争斗，西班牙征服者们把阿拉乌加人驱赶到了寒冷地区。继而是智利人所谓“绥靖阿拉乌加”行动，就是说，继续血与火的战争，以把我们的同胞从地面上铲除。对这些印第安人他们不吝惜各种武器，用卡宾枪扫射、焚烧茅屋。后来采用了更仁慈的办法，用法律和酒精。律师变成了掠夺土地的专家。如果阿拉乌加人抗议，法官就指控他们，牧师也用火刑威胁他们。最后酒精完成了消灭这个伟大民族的使命。他们壮丽的英勇业绩被唐·阿隆索·埃尔西利亚刻在铁与玉般的《阿拉乌加》史诗中。
我的父母来自智利中部的帕拉尔。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那里盛产葡萄和葡萄酒。在我还不记事的时候，我的母亲唐娜·罗莎·巴索阿尔托就去世了。我出生于1904年7月12日。一个月后，被结核病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母亲长逝了。
智利中部小农生活是艰苦的。我的祖父唐·何塞·安赫尔·雷耶斯土地少，孩子多。叔伯的名字在我看来就像远古时代王子的名字，叫阿莫斯、奥塞亚斯、霍埃尔、阿瓦迪亚。我的父亲只叫何塞·德尔卡门。他很小就离开了土地，在塔尔卡瓦诺港口的船坞上当工人，最后在特墨科当铁路工人。
他是铺碎石火车的司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什么叫铺碎石火车。在南部地区，如果不在轨枕之间填满碎石的话，大风、大水会把铁轨卷走。为此需要用草筐把碎石从采石场运来，倒在平车上。四十年前，这样的一列火车需要有一大群车组人员。他们来自农村，来自郊区，来自监狱。都是些个头高大、肌肉发达的壮工。对于愿意在铺碎石火车上工作的人是不问前科的。公司付出的工资很少。我的父亲是火车司机，他已经习惯于指挥和服从了。有时他也带我去。我们在博罗亚采石头。那是边界地区的野生中心地带，也是西班牙人和阿拉乌加人进行激烈战争的战场。
那里的自然景色真让我陶醉。鸟、甲虫，还有鹧鸪蛋吸引了我。这些又黑又亮的颜色像猎枪筒似的东西，很难在山里找到。我对这些昆虫的精美惊奇不已。我还经常采集“蛇母”，我们用这个古怪的名字称呼那种在智利虫类中个儿最大、又黑又亮又壮的鞘翅目动物。如果猛然在酒果树、野草果树或山毛榉上看到这家伙，真会把人吓一跳。我知道这东西很硬，我双脚站在上面也踩不坏。它有如此坚硬的保护壳，就不需要什么进攻武器了。
我的这些发现也引起了那些工人的好奇。他们很快也迷上了这些新发现。我父亲稍不留意，他们就溜进原始森林，他们更灵巧、更聪明，也比我更有劲，马上就找到了在我看来是难以置信的宝贝。有个人叫蒙赫。听父亲说，他是个爱打架的危险人物。他褐色的脸上有两条明显的线条。一条是纵向的刀痕，另一条是横向的微笑，充满了善意和狡黠。这个蒙赫总给我带些什么白喇叭藤、毛蜘蛛、雏野鸽。还有一次他给我找到了一个最漂亮的甲虫。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见过这种东西，我反正只见过那一次。它就像一条披着彩虹的闪电，壳上发出红光、紫光、绿光、黄光。它又像一条闪电一样从我手里飞走，回到森林里去了。蒙赫不在，无法抓住它。那种东西再也没有出现。我也从未忘记我这位朋友。父亲后来告诉我，他死了。有一次他从火车上摔下来，滚到悬崖下面了。火车停了下来，但是父亲对我说，已经只剩一堆骨头了。
很难介绍我的家。它是六十年前边境地区的典型之家。
首先，各家来往很多。院里雷耶斯家和奥尔特加家，坎迪亚家和梅森家互送工具或书，送生日蛋糕、香脂、雨伞、桌子和椅子。
在这几家里就包含了镇上的全部生活。
唐·卡洛斯·梅森，一位白发美国人，有点像埃默森，是这个家庭的家长。他的孩子们已经深深地混血化了。唐·卡洛斯·梅森有法典和《圣经》。他不是帝国主义分子，而是一位创始人。在这个家庭里，谁也不是有钱人，而印刷厂、旅馆、肉店却不断增加。他的一些孩子是报纸的负责人，而另一些孩子就在同一个印刷厂里当工人。一切都随着时间流逝，大家仍然一贫如洗。只有那些德国人依然保持着他们的财产，在边境地区显得引人注目。
我们的房子有些像钟楼，或者说像瞭望台。一进去就可以看到木桶、农具、马具和其他难以描述的东西。
总是有未竣工的房间，总是有未完成的楼梯。大家一直在说要继续盖房子。父亲们开始考虑孩子们上大学的问题了。
大型庆祝活动总是在唐·卡洛斯·梅森的家里举行。
所有的生日聚餐都有芹菜火鸡、烤羊肉和奶霜。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吃到奶霜了。白发家长和他的夫人唐娜·米凯拉·坎迪亚坐在长长桌子的尽头。后面有面大大的智利国旗，上面别着一面小美国国旗，代表了这个占有一定比例的血统。智利的独星占统治地位。
在这个梅森家族中，有一间从来不让我们小孩进的大厅。我从来不知道里面是什么颜色的。那些家具都用白布罩着，直到被一场大火烧毁。厅里面还有一部藏有家庭合影的相册，上面的照片要比后来当地的那些大照片精细得多。
相册里面还有一幅我母亲的照片，她身着黑服，体态苗条，默默沉思。据说她还写过诗，可我从来未见过，只见过这幅照片。
我的父亲又同唐娜·特里尼达·坎迪亚结了婚。她成了我的继母。我很难相信要把这样一个名称授予我童年的监护人。她聪明、和蔼，有股农民的幽默感，而且总是显得那么善良。
我父亲一回来，她立刻变得十分温顺，就像那时当地所有的妇女一样。
我看到人们在那间大厅里跳玛祖卡和四步舞。
我家也有一个藏着许多好东西的箱子。箱底有个闪闪发光的精制日历鹦鹉。一天母亲在这个宝贝箱子里找东西的时候，我就一头扎进去找这个鹦鹉。我大了以后还悄悄打开过那箱子，里面还有几把极薄的宝扇。
我还留着那箱子的另外一个纪念品：第一部深深感动了我的爱情小说。那是几百张由某个叫恩里克或阿尔维托的人签名寄给玛丽亚·蒂尔曼的明信片。明信片很漂亮，都是些镶在镜框里的当时有名气的女演员画像，有的留着披肩发。还有的是城堡、市镇及其他远方的景物。很多年来，我只对人像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开始阅读那些字迹隽永的情书。我一直猜想那一定是位头戴礼帽、手持文明杖，系时髦领带的美男子。字里行间洋溢着动人的热情。信都是旅游者从世界各地寄来的，充满了华丽的句子和大胆的求爱。于是我也爱上了玛丽亚·蒂尔曼。我想象她是位高傲的女演员，头冠上嵌满了明珠。但是这些信怎么会到了我母亲的箱子里，我从来没有搞清楚。
1910年来到了特墨科城。这一年我进了学校。校舍是由乱七八糟的房间和阴暗的地下室组成的。春天在房子上面可以看到波涛起伏、欢乐的考廷河，河边长满了野果树。一放学我们就赶紧去蹚那从白石上流过的冰冷的河水。
对于我这个六岁的孩子，学校已经是个大开眼界的地方了。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奥秘。学校有个物理实验室，有很多好东西，有曲颈甑，有方盘。图书馆一直不开门。这些开拓者的孩子们不喜欢知识，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地下室。那里极安静又极黑，我们点着蜡烛玩打仗。战胜者把俘虏捆在柱子上。现在我的记忆里还留有从特墨科学校地下室阴暗角落里发出的那股坟墓的潮湿味。
我慢慢长大了。开始对书感兴趣了。在布法罗·比尔的业绩中，在萨尔加里的游记中，我的情感在意境中发展。我极其纯洁的初恋是在给布兰卡·威尔逊的信中发展起来的。这姑娘是个铁匠的女儿。有位醉心于她的小伙子请求我替他写情书。我记不清当时是怎样写的了，不过可能这就是我最初的文学作品。有一次那个女学生碰到我，问我她男朋友给她的那些信是不是我写的。我不敢否认自己的作品，惊慌失措地承认了。于是她给了我一个榅桲。我自然没吃，当宝贝留起来。这样我就顶替了我的那位伙伴。我继续写长长的情书，又不断地收到榅桲。
我们有时在大房子里用橡实玩打仗。没挨过橡实的人不知道橡实打一下有多重。我们到学校以前就在衣袋里装满武器。我能耐小，力气小，又不太机灵，经常处于劣势。正当我端详那又青又亮，还带个又硬又灰的尖的橡实的时候，正当我拙笨地企图把一个橡实加工成子弹的时候，一大堆橡实已经劈头盖脸地砸到我的脑袋上了。上二年级的时候，我突然心血来潮地想起要戴一个艳绿颜色的雨帽。这个雨帽是我父亲的，还有一块毯子和红绿信号灯，早让我垂涎已久了，我还没有把它拿到学校去炫耀一番呢。有一次雨下得特别大，用这个绿油布所制像个鹦鹉似的雨帽是再合适不过了。还未进学校，已有三百多人从里面像发疯似的跑出来，我的帽子又像鹦鹉一样飞走了。我赶紧去追，眼看就要抓到了，帽子又在我平生听到的最响的口哨声中飞走了。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那顶帽子。
这些往事发生的先后顺序我记得不很准确。我把它们同一些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小事混在一起了。下面大概是我的第一次艳事。它奇怪地同自然史联系在一起了。也许正是爱情和大自然从很早开始就成了我诗歌的源泉。
我家对门住着两位小姑娘。她们对我频送秋波，让我羞赧不已。我羞羞答答、难以启齿的事情，她们却早熟妄为。那次我站在家门口，根本不想看她们。可她们却用手里的一点东西勾引我。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原来是个野鸟窝，上面粘着苔藓和羽毛，里面有几枚靛青的鸟蛋。我正要去拿鸟窝的时候，其中一个女孩却说要摸摸我的裤子。我吓坏了，撒腿就跑。那两个女孩边追边举起那个诱饵。我拐进一条胡同，跑进我父亲的面包店的一间房子里。她们赶上了我，开始剥我的裤子。这时过道里传来了我父亲的脚步声，乱子才停下来。小鸟蛋也碎了。柜台下面，袭击者和被袭击者都屏住了呼吸。
还有一次，我正在家里寻找我的宝贝东西，发现栅栏上有个洞。透过洞我看到外面有块和我家一样大的荒野地。我向后退了几步，本能地感到要发生什么事。忽然出现了一只手，是只和我一样大的孩子的小手。我再过去时手已经不在了，却有一只白色的小玩具羊。
那小羊的毛都褪色了。下面的轮子也没有了。我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羊。我回到家，又拿着我的礼物——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半绽开的香脂芬芳的松球，放到那个地方。
我再也未见过那只小手，也未见过那样的小羊。一次大火把它烧了。以至于现在，每当我从玩具商店前经过时，总是偷偷地望一眼橱窗。我再也未见过那样的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