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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应该立即从沉湎在回忆中站立起来。那是海的声音。在黑岛上写，在瓦尔帕莱索附近的海岸上写。抽打赤道线的暴雨刚刚平息。大洋的泡沫注视我，胜于我从窗户里注视它。在浪涛中它依然保持着坚忍不拔的精神。
多么遥远的年代啊！重见它们就好像我现在听到的浪涛声断断续续地进入我的身体，时而低声细语令我昏昏欲睡，时而则似利剑闪烁夺目。我将不按照年表的顺序选择一些印象，就像那些浪涛来来往往。
1929年夜晚。我看到大街上聚满了人群。那是穆斯林的一个节日。人们在街上准备了一条长长的深沟，又用木炭把它填满。我走过去。堆积的炭火照亮了我的脸，鲜红的火带上盖着薄薄一层灰烬。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人物，脸被涂得又白又红，由四个穿红衣服的人抬着。他们把那个人放下。那人在火炭中东摇西摆地走，边走边喊：
“阿拉，真主！”
巨大的人群正目瞪口呆地看得入神，魔术师已安然无恙地走过了火炭地带。于是从人群中又走出一个人来。他脱了鞋，赤脚在炭火上行走。结果越来越多的人走出来，有的人甚至停在中间，还随着“真主、真主”的声音在火中跺脚，脸上现出痛苦的表情，扭曲的眼神向天上望着。还有人抱着孩子在火上走。没有人被烫着。也可能被烫着了，自己却不知道。
在那条圣河旁建起了死亡女神哈利的庙。我们和那些远道而来的朝拜者们一起进了庙，去乞求她的慈悲。我们衣衫褴褛，战战兢兢地被每步都要贡献点什么的婆罗门们拥了进去。那些婆罗门每掀开七道帷幔中的一道时，都会有一声惊天动地的锣声。朝拜者们跪在地上，双手放在胸前，脑门儿碰在地上，又继续走向下一道帷幔。僧侣把他们召集到一个院子里，在那里一斧砍掉了山羊的脑袋，然后再收取新的贡品。受伤动物的咩咩叫声被一声锣声戛然止住。在肮脏的石灰墙上，连房顶都溅上了血。女神是个黑脸白眼睛的偶像。一条两米长的鲜红舌头从嘴里垂到地下。耳朵和脖子上都挂着头骨做的颈饰和死亡标志。朝圣者们被赶到大街上之前，破费了自己的最后几个钱。
几位诗人同那些恭顺的朝圣者们不同，他们围住我念他们的诗歌。在小鼓的伴奏下，穿着白袍、蹲在地上的诗人先发出一声干咳，而后是断断续续的喊声，从他们的嘴里冒出了按照他们自己的形式和诗律创作的有千年历史的古老诗歌。不过诗歌的内容已变了，已不是过去表现性感、表现快乐的诗歌，而是抗议的歌、反饥饿的歌、在监牢里写的歌。我在印度碰到的许多青年诗人眼里的阴暗目光让我永远不能忘怀。他们刚从监狱里出来，也许明天又要回到厚厚的大墙后面去。因为他们企图反饥饿、反上帝。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这就是全世界诗歌的黄金时代。在新的赞美诗被诋毁时，一百万人夜宿孟买郊外的路旁。他们睡眠，出生，死亡，没有家，没有面包，没有医药。这就是文明骄傲的英国给他们留下的条件。殖民主义者向他们的老臣民告别时并没有给他们留下学校、工业、住宅和医院，而是留下了监牢和堆成山的空威士忌瓶子。
对猩猩兰戈的回忆是整个浪涛中的另外一个印象。在棉兰，在苏门答腊，我曾敲过几次喧嚣的植物园的大门。每次都让我惊奇不已，竟然是它来开门。我们手拉手穿过一条小道，直到我在一个它用两手两脚敲打的桌子旁坐下。这时就会出现一个侍者，给我们送来一杯不大不小的啤酒，足够猩猩和诗人享用的了。
在新加坡的动物园里，我们看到了被关在笼子里的一种鸟，闪着磷光，怒气冲冲，在刚从伊甸园来的鸟类里可算佼佼者。再过去一点就是黑豹的笼子，它身上还带着荒野森林的气味。它就是黑夜里的一个奇怪部分，一个不断转动的磁带，一座跃跃欲试、企图荡平世界的黑火山，一股起伏的力量；它的两只黄眼睛，就像两把匕首，冒着火光在询问，而不理解监牢，不理解人类。
我们来到槟榔屿，以前叫印度支那的神秘的蛇庙。
很多旅游者和记者曾描写它。多少次战争，多少次破坏，多少风风雨雨降临到槟榔屿的街上，我不知道这个庙是否还存在。在砖瓦顶下有座又矮又黑的建筑，已经受到热带雨的侵蚀，周围都是厚厚的香蕉树叶，还散发着潮气和植物的香气。我们走进庙里，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只嗅到一股强烈的蜡味，并看到一个东西在移动。原来是条蛇在伸懒腰。慢慢我们发现还有几条。后来我们又看到了大概几十条。最后我们明白了大概有几百条、几千条蛇。有的小蛇缠在烛台上，有黑色的，有金属色的，也有细的，都好像吃饱了睡着的样子。到处都是精制的大瓷盘子，有的盛着牛奶，有的装满鸡蛋。蛇并不看我们。我们在庙中的小迷宫里走的时候碰到它们。它们就在我们头上，吊在金色建筑物上，睡在石头上，缠绕在祭坛上。在这儿我看到了可怕的拉塞尔蛇，它正在吞食一个蛋，房边有十几条毒蛇，那紫红色的小环里预示着喷射欲出的毒汁。我看清楚里面有枪头蛇、几条大蟒蛇、俄罗斯蛇、诺亚蛇等。
蛇有青色的、灰色的、蓝色的、黑色的，布满了整个庙。万籁俱寂。不时还有穿着橘黄色外衣的和尚在黑影中穿过，他那闪闪发光的衣服让人觉得是多了一条蛇，正在寻找鸡蛋或一个牛奶盘子。
它们是被带到这里来的吗？它们对这里的环境习惯吗？我们的问题被人家报以微笑，告知说它们是自己来的，而且什么时候想走就走了。的确，大门是敞开的，没有玻璃或铁栏，没有任何东西迫使它们留在庙里。
汽车驶过槟榔屿，大概是要通过森林和印度支那的村庄抵达西贡。别人不懂我的语言，我也不懂别人的语言。我们在原始森林里漫漫道路的一个拐弯处停下来，一些旅客从车上下来，是些穿着奇装异服，斜着眼睛，还带有一种寡言的高傲的农民。炎热的夜晚，那吱吱作响、随时都可能散架的大篷车上只剩下了三四个人。
突然我感到恐怖异常。这里是哪儿？要到哪儿去？为什么要在这么多陌生人中间度过这漫长的黑夜呢？我们还要穿过老挝和柬埔寨。我观察了一下旅伴们的面孔。他们都不动声色，在我看来面目也很狰狞。没错，我落进了东方故事里那样的匪徒手里。
他们狡黠地交换目光，侧着眼睛看我。我不能让他们把我带到那些用黑影遮住了天穹的无名大树下面去，变成祭品。我要死在那儿，破汽车里的一个座位上。周围是在那个小恐怖世界中唯一可亲的菜篮和鸡笼。我环顾四周，准备面对那些刽子手的暴虐。这时我发现他们已经无影无踪了。
我只身一人等了很长时间，心里很为这个漆黑的外国夜晚忧虑。我注定要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死去了。远离我可爱的小小国家！远离我所有的亲人和书籍！
猛然出现了一束又一束的亮光，路上全是光，还爆发出一阵鼓声和刺耳的柬埔寨音乐声。路上充满了笛声、小鼓声和火把的光亮。这时过来一个人用英语对我说：
“车出了毛病，得等很长时间，也许要等到天明。这儿没地方睡觉，于是旅客们就找了个歌舞班，让大家消遣。”
就在那些已经不再威胁我的大树下面，我欣赏了几个小时高贵而古老文化的舞蹈和音乐，直到太阳照进了道路。
诗人不应该怕人民。我认为生活已经告诫教育了我，永远地给我上了一课，一节潜在荣誉感尚未认识的手足情和在黑暗中开放的善美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