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行

我永远忘不了把我们拉到马赛的火车。就像一个筐子装着舶来的水果，各种各样的人，有农民、海员，还有手风琴和充满整个车厢的歌声。我们驶向地中海，驶向光明的大门……那是1927年。马赛的商业浪漫主义和塞满了其特有的阴暗混乱的维厄港吸引着我们。我们去新加坡的“海上信使”号是法国在海中的一个小组成部分，船上有到远方殖民地去任职的“小资产阶级”。在航行中，船上的驾驶人员一看到我们的打字机，就请求我们用打字机打他们的信。我们搜集了一大堆船员们写给在马赛、布德奥斯或乡村的未婚妻的情信。信的内容对他们无关紧要，要紧的是用打字机打的。那些信都像特里斯坦·科比雷的诗一样。地中海的港口、地毯、商人、市场向我们的船头敞开着。红海的吉布提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炽热的沙地被阿瑟·林包特来往的脚印划出了一道道沟。那些面如雕塑、挎着果篮的黑人，那些居住着原始人群的茅屋，被一束五颜六色的灯光上下直射照亮的咖啡馆里的污浊空气……在那儿人们喝加柠檬的冷咖啡。

最重要的还看看在上海的夜晚发生的事情吧。上海向我们，两个只带有很少钱和忧郁好奇的坐三等舱的乡下人张开了它的夜口。

我们走进一个个大夜总会。那是一周当中的一天，到处都是空的。看到那些大得足以让上百只大象跳舞的舞池都空着，真让人憋气。在不那么光亮的角落里，沙皇的那些身材修长的俄国女人，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向我们要香槟。我们走了六七个堕落的地方，丢掉的只是时间。

要想回到很远以外、躲在交错的大街后面的港口的船上去已经太晚了。我们每人要了一辆黄包车。我们并不习惯那种交通工具。1928年的中国人可以不休息地拉着车跑上很长一段路。

开始下雨了，而且越下越大。我们的车夫小心地停下车来。他细心地用雨布盖住车的前面，不让一滴水珠溅到我们这些外国鼻子上。

“多么细心认真的民族！没有枉度两千年的文化。”我和阿尔瓦罗坐在各自的转椅上想。

可是，我们开始不安了。周围什么也看不见。尽管有雨布和拉车者喘着粗气的声音，我们还是被一种复杂的戒备心包围着。但是可以听到，在有节奏的赤脚声中又加上了另外一种赤脚在水泥地上的有节奏的声音。最后声音慢慢减弱了，这意味着水泥地已经走完了。我们肯定是在城外的荒地上。

突然，我的黄包车停了。车夫利索地掀开了给我挡雨的帘布。在荒无人烟的郊外连船的影子也没有。另一辆黄包车在我的车旁停下，阿尔瓦罗神情紧张地从车上下来。

“钱！钱！”七八个人语调平静地重复着。我的朋友装出在裤兜儿里摸武器的样子，这就足以使我们两人的脖子上挨了一棍。他们很快地翻我的衣兜、衬衣、帽子、鞋、袜子和领带，大大施展了一番杂耍演员的技巧。

当我们只身走到远处依稀可见的灯光下时，马上碰到了上百名夜客，不过他们都是正直的。没有一个人会法语、英语或西班牙语，但都想帮助我们摆脱困境，想尽各种方法把我们带回令人向往的、天堂般的三等舱。

日本到了。我们等待的从智利来的钱，应该已在领事馆了。我们在横滨海员俱乐部住了下来，睡在破草垫上。玻璃碎了，外面还下着雨，寒冷彻骨。没人理我们。大约凌晨时分，一只油轮在日本海岸附近断为两截，俱乐部里立刻塞满了遇难者。遇难者当中有个巴斯克海员，他除了西班牙语和自己的母语外，什么话也不会讲。他向我们讲述了遇险经过。他靠一只碎船片在水上漂了四天四夜，周围都是石油燃烧的火焰。遇难者们得到了床单和给养，那个慷慨的小伙子也成了我们的保护者。

与此相反，智利总领事，大概是叫德拉玛里娜或德拉里维拉，却居高临下地接待了我们，让我们懂得了我们的困难是很小的。她没有时间。她那天晚上得陪优福桑夫人吃饭。皇宫还邀请她去品茗，也许她正在潜心研究统治朝代吧。

“皇帝多秀气呵！”

不，她没有电话。在横滨何必要电话呢？用日本人叫就行了。至于我们的经费，她的亲密朋友银行行长还没有通知她任何消息。告别时她深表歉意。华丽的会见厅里有人等她。明天见。

天天如此。离开领事馆时我们直打寒战，因为身上的衣服已在劫难中减去不少，只有海难者给我们的几件棉毛衫。有一天我们得知钱已经比我们先到了横滨，银行已经向领事发了三次通知，而那位高级官员，自负的傀儡，对这种大大低于她的级别的小事竟全然不知。（每当我从报纸上看到某位领事被疯狂的同胞杀害时，总想起那位受过勋的贵人。）

那天晚上我们来到东京最好的咖啡馆。那时东京吃的不错。在可爱的日本姑娘陪伴下，我们不断为流散在世界各地而得不到混蛋领事们照顾的不幸旅客们干杯。

新加坡。我们以为它在仰光旁边。希望痛苦地破灭了。地图上的几毫米竟变成了可怕的深渊。等待我们的是几天的海上航行，最糟糕的是唯一去仰光的航轮前一天已经开出。我们没钱住旅馆也没钱买船票。我们的钱在仰光等待我们。

啊，有主意了，我的同事、智利驻新加坡领事在这里。曼西利亚先生匆忙而至。他的微笑逐渐减弱，直至最后完全消失，只留下愤怒的苦笑。

“我什么也帮不了你们。你们到外交部去吧！”

我乞灵于领事之间的互助精神，可无济于事。领事的脸依然如冷酷的狱吏。当他拿起帽子走到门口时，我突然想起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主意：

“曼西利亚先生，我只好在这里开几个介绍我们祖国的讲座了，门票是要收费的，以筹集资金买船票。我请你帮我找个地方，还有翻译，并办理必要的手续。”

领事的脸变白了：

“在新加坡举行介绍智利的讲座？我不允许。这是我的领地。除我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在这里谈论智利。”

“安静一下，曼西利亚先生，”我回答说，“介绍我们遥远的祖国的人越多越好。我看不出您为什么生气。”

最后我们以同胞之间的讹诈表情结束了那场古怪的谈判。他气得发抖，让我们在收条上签了名，给了我们钱。查对钱时我们发现收条上的数字要更多些。

“那是利息。”他解释道。

（十天之后，我从仰光寄去了一张支票，自然，不包括利息。）

即将到达仰光时，我们站在甲板上遥望到高大的斯韦达贡塔的巨型金漏斗。码头上各种外国服装形成了强烈的色调。一条宽而脏的河流入马达班湾。这就是世界上名字最漂亮的河：伊洛瓦底江。

我的新生活就在江边开始了。 wQwPaK3tArOVpVrJCglberajytgO1BHAMWih9aDTZB/DgCLVMA9FMzD1tpUlspv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