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帕纳斯

1927年6月的一天，我们出发去遥远的地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用一张一等舱船票换了两张三等舱船票，登上了“巴登”号，那是一艘唯一级别的德国船。说它唯一是因为它的五等舱，服务共分为二班：一班迅速地为葡萄牙人和加利西亚人服务；而另一班则是为其他各种旅客，特别是那些刚从拉丁美洲矿山和工厂回来的德国人服务。我的伙伴阿尔瓦罗马上把女旅客划分了等级。他是个色鬼，把女旅客分成两种，即向男人进攻的和服从于鞭子的。不过他的标准不一定都能达到。他能用各种诡计骗取女士们的爱情。如果船桥上出现了几位他感兴趣的女旅客，他就迅速拉着我的手，做出各种奇怪的手势，假装是在念诗。然后女旅客就会转过头来，请他念目的地的名字。这时他就会拉住她的手，使劲地抚摩，并且总是预示着她们到我们船舱的来访。

这时我旅行的内容也完全变了。我不再看旅客们吵吵嚷嚷地抗议乏味的“土豆排”，不再看世界，不再看单调的大西洋了，而是观赏一位巴西姑娘，简直太巴西了，她有一对又黑又宽的眼睛。她是在里约热内卢同父母兄弟一起登船的。

那时的里斯本很愉快，街上有渔民，没有皇座上的萨拉萨尔，这使我惊奇不已。小旅馆里的饭菜很可口。桌上摆满了大盘的水果。房间五颜六色；旧宫殿门的顶端还是拱形；高大的教堂就好像是些蛋壳，上帝在很多世纪以前就搬到别处去了；旧宫殿里还有游艺房，路旁有好奇心十分强的儿童。布拉甘萨公爵夫人已经疯了，她严肃地走在一条石头路上，后面跟着上百个惊讶的流浪儿童。这就是我刚到欧洲时的情景。

然后就是到处都有座无虚席的咖啡馆的马德里。善良的“里维拉奖”给这个国家上了暴政的第一课，而后她就要学到全部课程。我的初作《大地上的居所》起初并不为西班牙人所理解。后来出现了阿尔韦蒂、洛尔卡、亚历山大、迭戈等一代人时才理解了它。对于我来说，西班牙是一列无尽头的拖着世界上最硬的三等车厢的列车，把我们拉到了巴黎。

我们消失在蒙帕纳斯喧嚣的人群中，其中有阿根廷人、巴西人、智利人。当时从未想到有委内瑞拉人，他们已被埋葬在戈麦斯王国的统治下。还有穿着长衣服的印度人。我同桌坐着一位女士，脖子上绕着一条小蛇，忧郁地细细品味着牛奶咖啡。在南美殖民地，人们喝鸡尾酒，跳探戈，随时找机会制造一场大乱，同半个世界的人殴斗。

对于我们南美的波西米亚村民来说，巴黎、法国、欧洲只不过是两百米和两个角落：蒙帕纳斯、拉罗通德、勒多麦、拉科波莱和三四个咖啡店。舞厅里也开始时兴用黑人了。在南美人中，阿根廷人最多、最富又最爱管闲事。随时都发生骚乱，于是就会有个阿根廷人被几名年轻人抬起来，粗暴地扔到大街上。我们的这些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并不喜欢暴力，这会弄皱他们的裤子，甚至还会揪掉头发。在那个时代，发蜡是阿根廷文化的精华部分。

确实，在巴黎的最初几天时光飞逝。我不认识一个法国人，一个欧洲人，一个亚洲人，就更别提非洲人和大洋洲人了。而讲西班牙语的美洲人，从墨西哥人到巴塔哥尼亚人，说话都绕圈子，谈论着其他人的缺点，可又谁也离不开谁。一个危地马拉人宁愿和一个巴拉圭流浪汉在一起消磨时间，而不愿和巴斯德在一起。

就在那几天我认识了塞萨尔·巴列霍，一个伟大的混血儿，褶子诗人，接触他就像接触野兽皮一样困难。但他的诗是很伟大的，是超人类的。

可我们认识时还是遇到了一个小小的意外。那是在拉罗通德。经过介绍后，他以优雅的秘鲁调对我说：

“你是我们当中最伟大的诗人。只有鲁文·达里奥可以与您相提并论。”

“巴列霍，”我对他说，“如果你我想成为朋友的话，你就永远别说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像文学家那样讨论问题，我不知道我们何时才能休止。”

大概我的话刺痛了他。我受到的反文学教育使我变得没有教养。而他属于一个更老的种族，很有礼貌。一看到他生气了，我觉得我是个难以接受的粗人。

但这些都像几片云似的飘过去了。从那时起，我们成了真正的朋友。几年后，我在巴黎停留了一段较长的时间，我们天天见面。我才更了解了他。

巴列霍比我矮，比我更瘦骨嶙峋。他还比我更具有印第安人的气息，眼睛很黑，前额很高，也很突出。他的印加脸庞上无可置疑的威严总罩着一层忧郁的阴影。他像其他诗人一样自负，他喜欢人们谈论他的土著特征。他总是昂着头，让我敬仰他，并对我说：

“我有点儿那个，对吧？”然后又自己悄悄笑起来。

他的热情很不同于比森特·维多夫罗，后者与他在很多方面完全相反。维多夫罗总是前额留着一缕头发，手指头插在坎肩里，挺着身子问道：

“你们看我是不是像拿破仑·波拿巴？”

巴列霍外表看起来总是那么阴沉，就像个长时间缩在一个角落阴影中的人。他秉性十分庄严，脸庞也像个不可改变的面具。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多次看到他（特别是当终于把他从他的老婆——一个专横、自负的法国看门人手里抢出来时）像学生一样高兴地跳起来。然后又重新回复到庄严和卑下之间。

我们一直期待却始终未到达的那位文艺家保护者突然来到了巴黎的阴影中间。他是智利人、作家、拉斐尔·阿尔韦蒂、法国人和半个世界的朋友。更为重要的是，他是智利最大航运公司的老板的公子，以富裕知名。

这位刚刚从天而降的救世主想对我表示祝贺，邀请我们到白俄罗斯人开的“高加索酒店”去参加舞会。酒店的墙上挂满了高加索的衣服和风景画。我们马上就发现我们被穿着山民装的俄罗斯人或假俄罗斯人包围了。

我们的东道主孔东好像是最后一个没落的俄罗斯人，又瘦又黄，总是没完没了地要香槟酒，疯狂地上蹿下跳，据说是模仿我从未见过的哥萨克舞。

“香槟，再来香槟。”想不到我们的腰缠万贯的瘦黄东道主竟会东倒西歪。他躺在桌子下面，死死地睡着了，就像一具被熊扼死的毫无血色的高加索尸体一样。

我们打了个冷战。无论是用冰压布敷还是用氨气瓶子放在桌子上熏，他都没有醒过来。看到我们惊慌失措，所有舞女都溜了，只有一位例外。在东道主的衣袋里，我们只找到了一本精致的支票簿，然而当他处于尸体状态时已经不能签字了。

舞厅里年纪最大的哥萨克人要求我们立刻付钱，并把门也关上以防我们跑了。为了摆脱那个畜栏，我们把我那崭新的外交护照抵押在那里。

我们把奄奄一息的百万富翁扛出来，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他塞进出租汽车，又把他卸在他下榻的豪华旅馆。我们把他抱给两个穿红包制服的看门人，他们又像运送一位倒在船桥上的海军上将一样把他送了进去。

在出租汽车里，舞厅的那位姑娘仍在等我们，就是那位在我们遇难时没有离开我们的姑娘。我和阿尔瓦罗邀请她到勒哈雷斯去品尝早晨的葱头汤。我们在市场上买了花，还吻吻她，以承认她的撒马利亚行为。这时我们发现她有诱人之处。她不漂亮也不难看，巴黎人上翘的鼻子又重新崛起。我们请她到我们寒酸的旅馆去做客。她爽快地跟我们去了。

她同阿尔瓦罗进了房间，我筋疲力尽，倒在床上睡着了。很快我感到有人推我。原来是阿尔瓦罗。他平静的脸让我感到奇怪。

“有点事，”他说，“这个女人有点特别，不一般。我也说不清。你赶紧试试。”

几分钟后那个陌生女人睡眼蒙眬并宽宏地上了我的床。我同她行房时，体会到其秘密所在。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发自深处的东西，可以追溯到快感的源头，追溯到浪涛的发源地，追溯到维纳斯的生殖秘点。阿尔瓦罗，没错。

第二天早饭后，阿尔瓦罗用西班牙语提醒我：

“如果我们不马上离开这个女人，我们就走不成了。我们没有在大海里遇难，却会落进无底的性渊里。”

我们决定先送给她一大堆礼物，有花、巧克力和我们身上法郎的一半。她告诉我们她并不在那个高加索酒吧间工作，那天晚上只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然后我们一同乘出租汽车。汽车随便穿过某个区时，我们让司机停下来。我们好好地吻了她，把她留在那里，留下了茫然却微笑的她。

我们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她。 AasfQWdrAwZG4XsFln8vUjizUEQmxei9+AGk7Pzchgj0cEbKygJv8Dkz4qLKX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