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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次学生文学奖、我的新作受到的欢迎和我的名气给了我一些小小的桂冠，并且超出了艺术的界限。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我们国家的文化生活只能依附于欧洲，只有有限的英雄例外。在我们的每一个共和国时期，都有一些全球级的“精华”。至于那些寡头作家，大都居住在巴黎。我们的诗人比森特·维多夫罗不仅用法文写作，而且把他的名字变成了Vicent。
当我刚开始小有名气的时候，街上碰到的人都问我：“你还待在这里干什么？你应该到巴黎去。”
一位朋友把我推荐给外交部的一位司长。我立刻受到了接见。他知道我的诗。
“我了解您的创作激情。您坐在那张软椅上会更舒服些。那里可以看到广场，看到广场上的集市。您看那些汽车。简直跟做梦一样。很幸运您是位年轻的诗人。您看到那座宫殿了吗？那是我的家。而现在我却在这间充满了官僚主义的小黑屋里。现在唯一可贵的就是精神。您喜欢柴可夫斯基吗？”
谈了一小时的艺术后，他伸手同我告别，让我不必为这事操心，他是领事司长。
“您可以认为您已被委派到某个驻外机构了。”
以后两年间，我定期去看望这位热心的外交界官员，他也越来越殷勤。每次看见我就蹙着眉头对秘书说：
“我现在谁也不见。让我忘掉那些平庸琐事吧。在外交部唯一的快乐就是诗人的来访。但愿他永远不离开我们。”
他谈得很诚挚。这我肯定。然后他又不停地谈狗种。“不爱狗的人就不爱孩子。”接着是英国小说，后来又转到了人类学和招魂术，最后是纹章学和家谱学。同我告别时他总是再次强调，就像是讨论两人之间的一个可怕的秘密，我肯定会得到一个在国外的位置。虽然当时我身上连吃饭的钱都不够，那天晚上走在大街上时，我还是神气活现的，像个阔佬。我的朋友们问我在忙什么，我一本正经地回答：
“准备去欧洲。”
情况一直是这样。后来我碰到我的朋友边奇。边奇家族在智利是个华贵的家族。有几位画家、人民音乐家、法学家、作家、勘探队员和登山队员以不安的语调向边奇家族所有的人诉说了这件事情。我的朋友曾任过大使，他了解部里这方面的秘密，问我：
“任命书还没有发下来吗？”
“马上就会发的。部里的一位艺术保护者向我保证过。”
他笑了，说：
“咱们去找部长。”
他拉着我的胳膊，走上大理石的楼梯。所到之处，职员和公务员都慌忙避让。我也不知所措，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第一次见到一位外交部部长。他个头很矮，为了弥补这点，他一跃坐到了桌子上。我的朋友向他谈了我想出国的渴望。部长按了一下许多铃中的一个，我的精神保护人很快就出现了，这更加使我惊恐不安。
“哪些位子空着呢？”部长问。
这位衣冠楚楚的官员现在再也不谈柴可夫斯基了。他列举了几个城市的名字，不过我选择了一个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名字：仰光。
“你想到哪儿去，巴勃罗？”部长问。
“仰光。”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任命他！”部长命令我的保护人，这时他已经拿着命令来回奔忙了。
部长办公室有个地球仪。我和朋友边奇开始寻找那个不知名的城市。那张旧地图的亚洲地区有块凹皱的地方，在那儿找到了它。
“仰光。仰光在这儿。”
几个小时后我碰到几位诗人朋友，他们想庆祝我的任命，可我却完全忘记了那个城市的名字。结果只能兴高采烈地告诉他们，我被任命到神奇的东方当领事，那个地方在地图上的纸洞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