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作

我极端怯懦地躲藏在诗里。在圣地亚哥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学流派。我在马鲁里大街513号完成了我的第一部著作。我每天写两首、三首、四首、五首诗。下午太阳落山的时候，在阳台对面会出现一幅奇景，不管有什么事，我每天都看它。那是太阳的巨大余晖，呈橘黄和鲜红的大扇形出现。我那部著作的中心篇叫《马鲁里的黄昏》。从来没有人问过我马鲁里是什么。大概很少有人知道，那是美丽黄昏降临的一条普通的街。

1923年，我的第一部著作《黄昏》问世了。为了出版这本书，我每天都遇到困难和取得胜利。可怜的家具被卖掉了。很快怀表也进了当铺，那是我父亲庄重地送给我的，他还在上面画了两面十字军旗。继怀表之后便是诗人的黑衣服。最后，书完全印好了，封面也贴好了，铁面印刷老板拉着脸说：“不，不交钱一本书也别想拿走。”批评家阿洛内慷慨地拿出了最后几个比索，结果钱全被印刷老板喝掉了。我肩扛我的第一部著作，脚蹬破鞋，欣喜若狂地走上大街。

这是我的第一部著作。我一直认为作家的任务并不神秘，而应当——至少诗人应当如此——是一项为公众利益服务的个人任务。最好把诗比喻成一块面包，一个瓷盘或一件精心制作的木器，尽管手工技术并不高。然而我认为，任何手工业者都不可能像诗人那样，有那种在自己仍然迷惘于幻想时拿到自己亲手做的第一件成品的陶醉感觉。这种感觉不会再有了。将来会出版更多精美的版本，你的语言也会像葡萄酒一样流进其他语言的酒杯里，在其他土地上歌唱，发出芳香。但是第一部著作刚刚印出、柔软的纸张仍油墨未干的那一分钟，带有在已被征服的天空中翅膀扇动的声音和第一朵花绽开的声音的令人陶醉的那一分钟，在诗人的一生中只能出现一次。

我有一首诗《别了》，好像脱离了那本孩提作品，开创了自己的路。这首诗至今还被很多人背诵。我一出现在某个集会上，就会有某个姑娘高声朗诵那些痴情的诗，或是某个国家的部长军人般立正站在我面前吟咏诗的第一节，尽管我对此很厌烦。

几年以后，弗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在西班牙告诉我说他的诗《不忠的已婚女子》如何受到了同样的待遇。弗德里科表达友谊的最高方式莫过于为某人重复他那优美的大众诗歌。对于我们这种人的静态成绩，有一种特殊反应。这是种纯洁的以至于是生物的感情。读者们只是想让诗人停留一下，哪怕是一分钟，然而实际上创作是一个要不断主动进取的不断转动的车轮，尽管有时转得并不那么及时自如。

我慢慢忘却了《黄昏》。激荡的情绪推动着我的诗。在对南方的闪电访问中，我的力量得到了恢复。1923年，我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那时我已回到特墨科。午夜以后，临睡前我打开了窗户。月光洒在我身上。整个天空群星密布。清夜如洗，星星就在我头上。

我突然被星星，被天空，被宇宙所陶醉，赶紧跑到桌旁，胡言乱语地写了起来，好像在做听写。第一首诗起了很多名字，最后就叫作《热情的投石手》。我仿佛是在真正的水里遨游。

第二天，我心满意足地读着我的夜作。后来，我到了圣地亚哥，魔术师阿利里奥·奥亚尔顺欣赏了我的诗，然后嗓音深沉地问我：

“你敢肯定你的诗没有受萨瓦特·埃尔卡斯特的影响吗？”

“我敢肯定。我是在一种激情冲动下写出来的。”

于是我决定把我的作品寄给萨瓦特·埃尔卡斯特，这位不公正地被遗忘了的伟大的乌拉圭诗人本人。在这位诗人身上，我看到了我梦寐以求的在诗歌中将大自然和内在力量融于一起的愿望，一种敢于探讨宇宙之谜和人类各种可能性诗歌的愿望。我开始和他通信。同时我继续完善我的著作。我非常认真地读萨瓦特·埃尔卡斯特给我这个陌生年轻诗人的信。

我把那天晚上写的诗寄给蒙得维的亚的萨瓦特·埃尔卡斯特，并问他里面是否有他的诗歌的影响。他很快就回了一封信：“这是少见的成功杰作。但我必须告诉您，诗里有点萨瓦特·埃尔卡斯特的东西。”

这是黑夜中一次明亮的打击，我至今仍感激不尽。很多天我一直揣着这封信，直到把信都揣烂了。很多东西如同游戏。那天晚上的无名痛苦，让我刻骨铭心。我无益地坠入星群，无益地直觉接受了那种南方激情。我错了。我不应该相信那种冲动。理智应该指引我沿着小路步步向前。我撕毁了许多诗稿，还丢了一些诗稿。十年之后，这些诗才重新出现，并被出版。

萨瓦特·埃尔卡斯特的信结束了我企图写广泛题材诗歌的野心。我对我已经不能再继续进行的方向关上了大门，并有意控制我的风格和表达方式。在韵律世界里，我开始寻找更简单的自己的表达方式。我开始写另一本爱情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

这本悲哀田园体诗集包含了与祖国南部大自然交织在一起的我个人的痛苦情绪。我喜欢这本书，因为尽管它是高度悲调的，却表现了生存和快乐。一条河——英皮里尔河——和它的河口启发了我的写作：《二十首情诗》是圣地亚哥的学生街、大学、藤忍冬共同的浪漫曲。

有关圣地亚哥的那些段落写的是艾乔伦大街、西班牙大街和教育学院古老的教学楼。但是总起来说，面上总是南方的水和树。《绝望的歌》中的码头就是卡拉韦和巴若英皮里尔的破旧码头。破旧的木板像残肢一样受到河水的冲击。河口上仍然可以感到银鸥在飞翔。

在那条被遗弃的细长小船上，我读了胡安·克里斯托瓦尔的著作，并写了《绝望的歌》。头上是少见的湛蓝碧空。我在船上写，藏在地里写。我想我再也不会像那几天那样站得那么高又钻得那么深了。头上蓝天压顶，手里是胡安·克里斯托瓦尔的著作或我的新作。已经存在和继续存在于我身边的东西永远存在于我的诗里：远处传来的海涛声、野鸟的叫声，还有像一棵永生的黑莓一样不衰的爱情火焰。

人们总是问我《二十首情诗》中的女人是谁。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这些忧郁而又热情的诗中可以涉及马里索尔和马里松布拉。马里索尔是那个有很多巨大夜星和像特墨科天空一样的黑眼睛的省里的漂亮姑娘。她美丽活泼的形象几乎出现在每一页上，周围有港口的水和山上的半月环绕。马里松布拉是首都的学生。头戴灰色贝雷帽，有极其温柔的眼睛，身上经常带着藤忍冬的味道。

与此同时，智利的生活在发生着变化。

人民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并在学生和作家中间寻求支持。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活跃的鼓动家阿图罗·亚历山德里·帕尔马登上了共和国总统的宝座，其火焰般的激烈演说曾轰动全国。尽管他人品出众，不久又成为我们美洲的统治者，他曾与之战斗的寡头政治阶层却吞食了他的革命演说。国家继续处于最可怕的争斗之中。

与此同时另外一位工人领袖路易斯·埃米利奥·雷卡瓦伦广泛活动，组织起无产阶级，建立了工会组织，并在全国办了九到十份工人报纸。一场失业雪崩冲垮了这些组织。我每星期在《光明》杂志上写文章。我们学生支持人民的利益。我们在圣地亚哥的大街上遭到了警察的殴打。数千名失业的硝石矿工和铜矿工来到首都。游行和镇压给智利的生活染上悲惨的色彩。

从那时开始，在我的诗和生活里也不时和政治发生了联系。我的诗不可能对大街上的那些事关上大门，就如同不能对爱情、对生活、对这个青年诗人心里的欢乐和痛苦关上大门一样。 NLK1aSt4mIiCqPcD/nQO8F/a9xUE2Q7rPPJECb8cKDLXkNHyW4QuyycfZ5mdZ29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