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狂人

罗哈斯·希门尼斯的那种疯狂举动经常是和诗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很有理性的人很难成为诗人，也许诗人又很难是有理性的。但是，建立在正义基础上的理性，是应该统治世界的。米格尔·德乌纳穆诺热爱智利，有一次他说：

“我不喜欢那句话，什么‘要理还是要力’？当然要理，永远要理。”

关于我认识的其他几位疯诗人，我讲一下阿尔维托·巴尔迪维亚。他是世界上最瘦的人之一，面黄肌瘦就像副骨头架子。一缕散发和一副远视眼镜盖住了双眼。我们都叫他“行尸巴尔迪维亚”。

他无声息地出入酒吧或聚会；在咖啡店里或音乐会上，他又不作声响，腋下夹着一捆神秘的报纸。“可爱的行尸”，我们经常抱着他这样说，就像抱着一股风。

他的诗情意绵绵，如糖似蜜。有几句是这样写的：

一切都要离去，

午后、太阳和生命。

这是谬恶的胜利。

无可争议。

只有你，和我一起不分离——

我的命毕。

“行尸巴尔迪维亚是位真正的诗人。”我们这样称呼他十分亲切，我们经常对他说：“行尸，和我们一起吃饭吧。”他对这个绰号并不生气。有时他薄薄的嘴唇上还会露出一丝微笑。他言语不多，但很有分量。每年都要为他举行一次送葬活动。每年11月1日前一天晚上，我们这些穷学生文学家拿出所有的钱准备一顿丰富的晚餐。我们的“行尸”坐在荣誉座位上。12点整撤席。大家列队走向墓地。在寂静的夜色中宣读一份对“已故诗人”的悼词。然后大家严肃地和他告别，把他一个人留在墓地。“行尸巴尔迪维亚”已经接受了这个传统，每次都一本正经地坚持到最后。临走前我们还给他几个比索，让他买了三明治在坟墓里吃。

两三天之后，这位行尸诗人又悄悄走进咖啡馆，谁也不感到惊奇。他又静静地等待到下一个11月1日。

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认识了一位十分滑稽的阿根廷诗人，他过去叫，也许现在还叫奥马尔·比纽拉。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他是个大个子，手里拿着一支粗手杖。有一次，他邀请我到市中心的一家餐馆吃饭。他先在桌子旁坐下，又向我打个手势，用声音大得整个餐厅都可以听到的嗓门对我说：“请坐吧，奥马尔·比纽拉。”我有点不自在地坐下，马上问道：

“你明明知道你是奥马尔·比纽拉，我是巴勃罗·聂鲁达，为什么叫我奥马尔·比纽拉？”

“是的，”他回答说，“但是在这个餐厅里很多人只知道我的名字，不认识我这个人。其中有些人想揍我一棍子，所以我想让他们打你。”

这位比纽拉曾在阿根廷的一个省担任农学家，还从那儿带回一头牛来，并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上大街时就用一根绳牵着牛。那时他出了几本总是与牛有关的书：《牛想到的》《我和牛》，等等。当国际笔会俱乐部首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会时，以维多利亚·奥坎波为首的作家们一想到比纽拉会带着牛来参加会议，就发抖。他们向警方阐述他们可能遭受的危险。于是警方封锁了所有通向合特勒广场的街道，防止我们这位滑稽朋友把牛带到开会的那个神圣地点。但一切无济于事。当会议进行到高潮，作家们在探讨古希腊和现代历史之间关系的时候，大个子比纽拉带着那须臾不离身的牛闯了进来。更有甚者，牛还哞哞叫起来，好像要参加辩论。原来他用一辆大罐子车把牛运进去了，嘲弄了警察。

我讲讲比纽拉向一位职业角斗士挑战的事情。那位角斗士接受了挑战，来到公园。我的朋友带着他的牛准时出现在人群鼎沸的卢那体育场上，把牛拴在一边，脱去华丽的外衣，准备与“加尔各答扼杀者”对战。

但这回那头牛和那身漂亮的装束丝毫帮不了他的忙。“加尔各答扼杀者”扑向比纽拉，三下五除二，把比纽拉打得无处藏身，另外为了表示蔑视，还把脚踩在这位文学公牛身上。观众疯狂地吹着口哨，要求继续再战。

几个月之后，他又出了一本新书《同牛的对话》。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印在扉页上的献词：“谨将此哲学著作献给2月24日在卢那体育场对我吹口哨，要把我置于死地的四万个婊子养的。”

在二次大战前夕，我在巴黎认识了画家阿尔瓦罗·格瓦拉。在欧洲人们都叫他切莱·格瓦拉。一天他给我打来个紧急电话，“是件最重要的事”，他说。

我从西班牙来。我们当时的斗争是反对那个时代的尼克松，他叫希特勒。我在马德里的家被炸毁，我亲眼看到男女老幼被炸得血肉横飞。世界战争临近了。我和其他作家们准备用我们的武器参战：用我们的书使人们认识危险的严重性。

我的这位伙伴却置身于这场斗争之外。他少言寡语，有很多作品，是个很勤奋的画家。不过当时的形势充满了火药味。大国对西班牙人民用以自卫的武器实行禁运，慕尼黑向希特勒的军队敞开了大门。战争来临了。

我找到切莱·格瓦拉。他要告诉我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是什么事？”我问他。

“刻不容缓，”他回答说，“你无须去当反法西斯分子了。什么也不用反了。咱们言归正传，而这个正传是我找到的。我这么急着告诉你是想让你抛弃你的反纳粹活动，赶紧投身到这项事业中，刻不容缓。”

“好吧，你告诉我是什么事。真的，阿尔瓦罗，现在我的时间很紧。”

“巴勃罗，我的想法都写在这个三幕剧本里了。我把它带来了，你看看。”这位眉毛浓密的老拳击手盯着我，一边打开一部厚厚的手稿。

我吓了一跳，借口时间不够，说服他口头讲一下他借以拯救人类的具体办法是什么。

“是哥伦布的鸡蛋，”他说，“我来解释一下。我问你，一株土豆可以长出多少土豆？”

“大概有四五个吧。”我应付着。

“还多呢。”他回答说，“有的能长四十，有的能超过一百个。你想想，如果每个人都在花园里，在阳台上，在任何地方种上土豆，智利有多少人？八百万。如果种八百万株土豆，巴勃罗，你算算，乘以四或乘以十。这样饥饿就消灭了，战争就消灭了。中国有多少人？五亿，对吧？每人种一株土豆，每株土豆可以长出四十个土豆。五亿乘以四十个土豆。人类得救了。”

纳粹进入巴黎后，并没有考虑这个哥伦布的鸡蛋，或是哥伦布的土豆的救世思想。他们在一个寒冷的雾夜在阿尔瓦罗·格瓦拉在巴黎的家里逮捕了他。把他关进了集中营，还在胳膊上刻了字。一直关到战争结束。他出来时已经形销骨立，身体再也恢复不过来了。他最后一次回到智利，好像是为了向故土告别，最后吻了它一下，然后回到法国，死在那里了。

切莱·格瓦拉，伟大的画家，我的朋友，我想告诉你：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了，你那超脱政治的土豆并未能挽救你。我知道是纳粹分子杀害了你。然而，去年6月，我走进英国国家美术馆，只不过是想看看特纳的作品。但还未进大厅，就看到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画。这幅画对我来说就像特纳的作品一样美，是幅光彩夺目的画。画面上是著名夫人伊迪丝·西特韦尔。这是你的作品。你是第一位享受如此荣誉而跻身于伦敦那个美术馆的拉美画家。

位置、荣誉，实际上还有那幅美丽的画，对我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没能够充分地互相了解和互相理解，其责任就在一个土豆。

我是个普通人。这是我的骄傲，也使我惭愧。我曾和我的伙伴一起夸夸其谈，我曾羡慕他们的绚丽文笔、放荡不羁的态度，羡慕他们的纸鸟和牛，这些也许同文学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总之，我生来就不会批，只会爱。甚至爱那些攻击我的分裂主义分子，他们聚集在一起，要挖出我的眼睛。就是他们曾从我的诗里吸取养分，对此我保持沉默。我从来不怕和敌人坐在一个桌子旁，因为我唯一所有的，就是人民的敌人。

阿波里奈说过：“可怜可怜我们这些开拓非现实边缘的人吧！”我念着这句话，回想着我刚刚讲的故事，那些并不因为古怪而不被人们爱和并不因为怪癖而失去其价值的诗人的故事。 dIIruUrakHW6Zysmdzdw0kRfly4+VewRndiQCQuAmcIz5WXFw/pMxNfqhlSnJeq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