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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明》杂志中，我是搞政治和文学的成员之一。几乎全部工作都由阿尔维托·罗哈斯·希门尼斯负责。他是我最亲密的同辈伙伴之一。他戴着科尔多瓦帽，留着长长的胡须，优雅潇洒。尽管一贫如洗，他也如同一只镀金鸟一样，追求各种时髦，举止矜持。他能迅速理解各种问题，并热烈追求各种必需的东西：书和姑娘，酒和船，旅行和岛屿。对这一切都了如指掌，运用自如。而在文学世界里他则一直垂头丧气，放荡自流。对自己的才能和魅力毫不吝惜。在全身穷酸打扮中，唯有华丽的领带可以作为富有的标志。他不时更换住房和城市，以无羁的快乐和天生固有的、不时展现心血来潮的吉卜赛风格让兰卡瓜、库里科、瓦尔迪维亚、孔塞普西翁、瓦尔帕莱索的居民高兴几星期。他来去匆匆，所到之处总是留下诗歌、图画、领带、风流韵事及各种友谊。他俨然是个故事中的王子，慷慨得令人难以置信，从帽子、衬衣、外套到鞋，什么东西都送人。如果东西都送完了，就找张纸写几个字，或是一首诗，或是随便想到的什么东西，临走前非常宽宏大量地送给人，就好像留下了一颗无价珍珠。
他按照阿波里奈和西班牙极端派的教导写最新的诗。他创办了一所诗歌学校，校名为“阿咕”。据他讲，这是人的第一声叫声，是刚出生者的第一首诗。
罗哈斯·希门尼斯向我们推行在服饰、吸烟的姿势和书法等方面的小时髦。他一边嘲笑我，一边小心翼翼地帮我去掉这身打扮。他的怀疑主义作风和酗酒的毛病从未影响过我，不过他那超群的使一切都黯然失色的飒爽英姿却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跟唐·米格尔·德乌纳穆诺学会了叠纸鸟。鸟有长长的脖子和宽宽的翅膀。翅膀可以吹，他把这个动作叫“吹动生命力”。他发现了法国诗和藏在酒窖里的陈酒，还向弗朗西斯·詹姆斯的女英雄们写情书。
他漂亮的诗写完后总是攒在兜里，至今未发表。
他的人品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有一天咖啡馆里有个陌生人走过来说：
“先生，我一直在听您的谈话。我很喜欢您。我可以提点要求吗？”
“什么要求？”罗哈斯·希门尼斯不快地问。
“请允许我从您身上跳过去。”那个陌生人说。
“什么？”诗人说，“我坐在桌子旁，您能跳这么高？”
“不，先生，”陌生人谦恭地答道，“我想以后跳，待您在棺材里安息的时候。这是我悼念我感兴趣的人的方法。如果他们允许，就在他们死后从身上跳过去。我是个孤僻的人，这是我唯一的嗜好。”说着掏出一个本来，“这儿有我跳过的那些人的名字。”罗哈斯·希门尼斯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他的请求。
几年以后，在我记得是智利下雨最多的那个冬天，罗哈斯·希门尼斯死去了。像过去的习惯一样，他把外套留在圣地亚哥市中心的一间酒吧里，在那寒冷的冬天，只穿着衬衣穿过城市来到住在金塔诺马尔的妹妹罗西塔家。两天之后，一场支气管肺炎夺走了我认识的这位世界少有的具有魅力的人的生命。他是在雨中和他那在天空中飞行的纸鸟一起走的。
那天晚上几位朋友正在守灵，突然来了位不速之客。那时暴雨倾盆而下，闪电和风照亮并晃动着金塔诺马尔的房子。门开了，走进一个穿黑服的人，谁也不认识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一跃跳过棺材。然后一言未发，以来时那种突然速度消失在雨夜中。这样，阿尔维托·罗哈斯·希门尼斯古怪的生活又涂上了一层无法解释的神秘色彩。
我刚刚到西班牙，就接到了他的死讯。我感到一种少有的悲痛。在巴塞罗那，我开始写我的挽歌《阿尔维托·罗哈斯·希门尼斯飞来了》，发表在《西方杂志》上。
但是我还应该举行点仪式为他送行。他死在遥远的智利，死在大雨淹没了坟地的冬天。我不能为他守灵，不能陪伴他去进行最后一次旅行。这使我想到我应该举行点仪式。我找到当画家的朋友伊萨亚斯·卡维松，两人来到圣母玛利亚海的漂亮教堂。我们买了两支和人一样高的大蜡烛，走进那半明半暗的教堂。圣母玛利亚教堂是航海人修起来的。很多世纪以前，渔民和海员们用一块块石头建起了这座教堂，又用贡品和各种大大小小的船把教堂的墙和房顶装饰满了。我忽然想到那是安放我们已故诗人最好的地方，如果他能看到的话，也会愿意的。我们两人点起大蜡烛，坐在空荡荡的教堂中间，每人身旁摆着一瓶白葡萄酒，静静地举行我们的仪式。尽管我们知道并非如此，不过总觉得这样离我们的朋友更近了。在教堂高处燃烧的两支大蜡烛也飘飘欲动，似黑影和供品之中诗人的两只眼睛注视着我们。然而他的心脏已经永远地停止了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