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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特墨科学生会机关刊物《光明》杂志的负责人。杂志在学生中间可以售出二三十份。1920年的消息给特墨科青年留下了血痕。寡头政治的子孙“黄金青年”组织袭击并捣毁了学生会址。从殖民时期到现在，正义只是为有钱人服务的。被关进监狱的不是袭击者，而是被袭击者。智利诗歌的希望多明戈·戈麦斯·罗哈斯在监狱里被拷打成疯至死。这一暴行在小国智利各界引起的反响之大之广，就像弗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在格拉纳达被暗杀那次事件一样。
1921年3月我到圣地亚哥上大学时，首都不过有五十多万人口。到处散发着瓦斯和咖啡的味道。成千上万的房子里挤满了人和臭虫。又小又破的有轨电车吃力地爬行着，铁轨声、铃声叮当不断。独立大街与首都另一端中央车站附近的大学相距很远。
受当时强大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学生运动的著名人物在学生会出出进进。阿尔弗雷多·德马里亚、丹尼尔·施弗第、圣地亚哥·拉巴尔卡、胡安·坎杜夫都是有资历的领导人了，而其中胡安·坎杜夫无疑是独占鳌头，而且他还以其大胆的政治观点和不畏一切的勇敢精神让人敬畏。他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我。实际上我也是个孩子。一次我去他的诊室看病迟到了。他皱着眉头看着我，说：
“为什么不按时来？有很多病人在等着呢。”
“我不知道几点了。”我答道。
“你拿着，下次就知道时间了。”说着就从背心里掏出他的怀表来送给我。
他个儿不高，圆脸，头顶早谢，但外表总是威严的。一次一个以好斗出名的军人提出与他决斗。他答应了。只练了十五天剑，就使挑战者满身是伤，魂不附体。也就是在那几天，他木刻了我第一部诗集《黄昏》扉页和书中的全部插图。这是一个与艺术创作毫无关系的人的木刻作品。
在革命文学生涯中，对我有重大影响的另外一位人物就是《青年》杂志社社长罗伯托·梅萨·富恩特斯。《青年》杂志也属于学生会，更富有文采，更成熟。最突出的要数冈萨雷斯·贝拉和曼努埃尔·罗哈斯了。比起我来他们要算老一辈了。曼努埃尔是个铸排工人，在阿根廷度过很多年后刚刚回到智利。他身材高大，话语里总带有一种蔑视、骄傲或庄重的味道，使我们感到惊奇。冈萨雷斯我早在特墨科就认识。警察袭击了学生会后他跑了出去。他径直从车站到我家去。我家就在车站附近。十六岁的诗人好不容易才想起他来。我从未见过一个像他那样惨白的人，长长的脸好像是用骨头或象牙做的。他穿着一身黑衣服，袖口和裤脚都开线了。尽管如此，仍不失翩翩风度。从一开始就谈吐滑稽、尖锐。在那个雨夜，他的出现让我大吃一惊，我原来不知道他还活着。就像革命虚无主义者来到拉美反叛青年的崇拜对象安德烈耶夫著作中的人物萨查·耶古莱夫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