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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在我的第一时期以及第二、第三时期，我更像个聋哑人。
从很小时起我就经常穿着黑衣服，就像十九世纪那些真正的诗人一样。在我模糊的记忆里，好像还不难看。但是在姑娘面前，我不仅不故作言语吞吐，面红耳赤，而且还闪身而过，表现出丝毫不在意的样子。这些对我是个大谜。我情愿在神秘的烈火上烤死，情愿在深不可测的井里淹死，但却不敢投向火里和水里。没人推我一下，所以我只从这种诱惑旁边经过，竟不屑一顾，更别提微笑了。
对其他成年人，如铁路职工、邮局职工和他们的“妻子”“夫人”们（这样称呼是因为小资产阶级一提到女人一词就羞愧得无地自容），我亦如此。我曾在桌子旁边听父亲和其他人聊天，可第二天碰到前天晚上曾在我家做客的那些人，我竟不敢和他们打招呼，只好绕道而行，以避免那个难堪时刻。
胆怯是灵魂的一种奇怪特性，是导致孤僻的范畴和领域。这也是无法摆脱的痛苦，就像人有两层表皮，只有里面那层随着生活而兴奋、收缩。在人体结构中，这种品质或疾病经过长时间以后，就会根深蒂固，成为永久性的东西。
我这种过分蠢笨和长期孤僻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正常范围。到了首都以后，用了很长时间才交了些男女朋友。他们对我可能不太在意，我却很容易报之以友谊。当时我对人类还没有太大兴趣。我经常想，我不可能了解世界上所有的人。于是一切都未引起这位刚过十六岁的新诗人的过分好奇。我经常言不尽意，独来独往，来去既不问好也不告别。另外我还穿着一件长长的西班牙斗篷，活像个在地里吓鸟用的稻草人。任何人都不怀疑这件引人注目的衣服是我这个穷小子自己做的。
在同我来往的人中有两位很时髦的人，就是皮罗·亚涅斯和他的夫人米娜。他们的日子远远超过了我梦寐以求的那种安逸的生活。我第一次走进带有暖气、柔和的灯光和舒适座椅的房间。壁橱上五颜六色的书籍展现了一幅理想中春天的景色。文雅谨慎的亚涅斯夫妇并不理会我少言寡语的孤僻性，经常邀请我到他们家去。我每次离开那里时都高高兴兴，他们也看出来了，又继续请我去。
在那个家里，我第一次看到了立体派绘画，其中有一幅是胡安·格里斯的。他们说格里斯是他们在巴黎时的好朋友。但是最让我注意的是我朋友的那件睡衣。一有机会就偷瞟几眼，心里羡慕不已。那时是冬天，睡衣是粗呢的，像是台球台布，不过是海蓝色的。在那以前我见的睡衣都是像囚衣那样带条纹的。皮罗·亚涅斯的这件别具一格。闪着蓝光的粗呢睡衣直让我这位住在圣地亚哥郊区的破落诗人妒忌。说实在的，以后五十年中我也未见过一件那样漂亮的睡衣。
我已经很多年未见到亚涅斯了。米娜抛弃了丈夫，也抛弃了那些柔和的灯和漂亮的安乐椅，跟着俄国马戏团的一位演员跑到圣地亚哥去了，而后又在澳大利亚和英国售票，为那位让她出人头地的演员的演出服务。
她的丈夫皮罗·亚涅斯改名为胡安·埃玛尔，慢慢地变成了一位沉默寡言的作家。我们平生一直是朋友。他沉默、优雅而贫穷，也就是这样去世了。许多著作还未出版，但肯定传播开了。
关于皮罗·亚涅斯或者胡安·埃玛尔，我就讲到这儿。再回到胆怯这个话题上。记得在学生时代，我的朋友皮罗自告奋勇要把我介绍给他父亲。“他肯定会让你到欧洲旅行一趟。”他对我说。那时的诗人和画家对欧洲简直是望眼欲穿。皮罗的父亲是个重要人物，是位议员，住在阿尔马斯广场和总统府附近一所又大又难看的房子里，无疑那个地方是他自己挑的。
朋友们都留在前厅。我把外套脱掉，这样才显得像个正常人。有人为我打开议员所在的大厅的门，又在我身后把门关上了。那个厅很大，大概以前作过接见大厅。厅里是空的，只是最里面，落地灯下的安乐椅上坐着议员。一份报纸像屏风一样把他挡在后面。
我在涂着该死的蜡的锃亮地板上刚一迈步，就像滑雪似的滑起来，而且速度越来越快。我极力想站住，结果只是晃来晃去，还摔倒了好几次。最后一次正好摔在议员脚旁，这时他才冷冷地看着我，手里的报纸仍未放下。
我终于在他身旁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他像一位疲惫的昆虫学家打量一只给他送来的他已了如指掌的毫无进攻力的蜘蛛那样打量着我。随便问着我的计划。我刚摔了一下，变得更胆小，比平时更不敢讲话了。
我也不知道我都说了些什么。过了二十分钟，他伸过一只小手算是告别了。我听到他很温和地对我说，他将给我个消息。然后他又重新拿起报纸，我则小心翼翼地——我进来时本应如此——穿过危险的打蜡地板退出来。自然，朋友的议员父亲从未给我带来任何消息。后来一次愚蠢反动的军事暴乱使他和他读不完的报纸从他的座位上腾空而起。我承认我对此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