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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12月都要考数学的中学毕业后，我表面上已准备好考智利圣地亚哥的大学了。说表面上是因为实际上我脑袋里装的都是书、幻想和诗，像蜜蜂一样在我头脑里嗡嗡作响。
我收拾好铁皮箱子，里边装着诗人必不可少的又瘦又尖像匕首似的黑衣服，走进了需要一天一夜才能到达圣地亚哥的夜班火车的三等车厢。
这列长长的火车要经过不同气候的不同地带。我坐过很多次，可它对我仍然有股奇怪的吸引力。三等车厢里有穿着湿蓬乔、携带装着老母鸡篮子的农民，有寡言少语的马普切人及其他各种人。有很多人坐车不买票，藏在座位底下。检票员一出现，车厢内就会发生突变。很多人都消失了，还有些人藏在蓬乔下，马上就会有两个旅客在那里佯装打牌，好在这个突然出现的桌子并没有引起检查员的注意。
列车在前进，从布满栎树、南美杉和湿木搭起的房子的乡村来到长着杨树的智利中部地区，来到蒙满尘土的砖坯建筑物前。首都和乡村之间的道路，我走过很多次，但每次火车开出大森林时，我都感到窒息。那砖坯建筑物，那有多年历史的城市在我眼里却是蜘蛛网密布，死气沉沉。至今我还是大自然和大森林的诗人。
我被介绍到马鲁里大街513号公寓。很多数字我都忘记了，可这个513号却刻在我的脑子里。因为那时我唯恐在偌大陌生的首都迷路，回不到这座公寓。我坐在阳台上看傍晚余晖耗尽，看天空红绿交错，看被天空红霞所笼罩的民房屋顶。
那几年住公寓学生的生活是饥饿的生活。我写的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可吃到的东西更少了。那时认识的诗人中有几位就是因为过于少食而死亡的。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诗人，他比我高，比我有风度。他的诗抒情细腻，很有内容，总是受到欢迎。他叫罗米欧·穆尔加。
我和罗米欧·穆尔加一起到首都附近圣贝尔纳多城朗诵我们的诗。城里洋溢着节日气氛，有白发金发的花会女王，有当地名人演说，有巡回乐团演出。但是我一进去，用世界上最丧气的嗓子念我的诗时，情况就完全变了，观众咳嗽，甩闲话，拿我的悲诗开心。看到这种反应，我加快了朗读速度，然后把地方让给我的伙伴罗米欧·穆尔加。他的情况令人难忘。当这位衣服又黑又旧、身高两米的堂吉诃德以比我还丧气的嗓子念诗时，观众抑制不住愤怒，开始喊起来：“饿疯了的诗人，快滚，别把我们的节日搅了！”
我像蜗牛出壳似的搬出马鲁里大街的公寓。钻出壳是为了了解海，就是说，了解世界。陌生的海就是圣地亚哥的大街，过去来往于大学和空荡荡公寓之间的时候几乎没来得及看看它。
我知道搬出去后挨饿的时候会更多。原来在公寓时有几个女人，虽然根本不是什么同乡，还不时给我个可怜的土豆或葱头。但是没办法，生活、爱情、荣誉、解放在召唤着我。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找到的第一个单人房间是在阿尔古埃列斯大街。在师范学院附近。从那条灰色大街的一个窗户里露出块牌子，“出租房间”。房主住在对面的房子里。他白发苍苍，仪表堂堂，眼睛总闪出奇怪的目光，能言善辩，总是滔滔不绝。他的职业是为女顾客理发，但这个职业对他来说无关紧要。据他讲，他最关心的是那无形的世界。
我把书和从特墨科带来的可怜的几件衣服拿出来，躺在床上读书，准备睡觉，也为自己的独立和懒惰而得意扬扬。
那幢房子没有院子，只有一条走廊，连接着无数紧锁着的房间。第二天早晨我察看这所孤独宅第时，发现所有的墙上，包括那块牌子上都写着一些字，大意都是：“你忍一下吧。你已经不能和我们讲话了。你已经死了。”这些警告在房间里、餐厅里、走廊里，甚至会客厅里到处可见。
那是圣地亚哥一个寒冷的冬天。西班牙殖民者给我的祖国留下的遗物就是对严酷的大自然的厌烦和蔑视。
那年冬天窗户的玻璃都冻上了冰。树冻得直发抖。拉着破车的老马从鼻子里喷着白气。再加上当时前途不明，那是那幢房子里最难受的时刻。
房子的主人——彬彬有礼的理发师一边用疯人般的眼睛盯着我，一边不慌不忙地说：
“我的女人查里托四个月前死了。这个时候死是很糟糕的。这些死人经常出入他们生前住的地方。我们看不见他们，但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看不见他们。应该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有意冷淡他们，他们也不必为此难过。所以我们才写了那些字让查里托知道她现在作为死人的处境。”
不过，我觉得这位老人未免太活跃了，他开始监视我的出入情况，限制女客来访，偷翻我的书和信件。有一次我突然回到我的房间，他正在翻检我可怜的那点财产。
我只好在严寒的冬天，在充满敌意的大街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寻找新的落脚点，维护我已受到威胁的独立自由。最后找到了一个离公寓不远的洗衣店。一看上去就觉得和那座公寓不一样。一潭清水周围盖满了苔藓，像铺上了一块绿地毯。无人照管的花园蜿蜒在清冷的院子里。院子最里面有间平顶高房，在门的过梁上还安有窗户，好像加大了房顶与地面的距离。我就在这间房子里住了下来。
我们学生诗人过着一种古怪的生活。我保持着乡村生活习惯，在房间里工作，写诗，一杯又一杯地喝着自己泡的茶。但是，窗外街上那个时代作家的沸腾生活更具有特殊的魅力。他们不是去咖啡馆，而是去酒馆，在那里聊天、饮酒、作诗到天明。我开始对学习感到厌倦了。
铁路公司发给父亲一件厚呢灰斗篷，供他露天作业时穿。不过他从未穿过。我就穿着它作诗。于是有三四个诗人也学着我的样子，穿上件类似的斗篷。斗篷激起了一些好人和一些不那么好的人的愤怒。那时探戈刚刚传到智利。不仅探戈的旋律，手风琴及其节奏，而且二流子的求爱方式也闯进了夜生活和我们聚会的地方。这些人狂欢乱闹，寻衅打架，与我们的斗篷和生活经常发生冲突。我们诗人则坚决斗争。
那几天，我还意外地得到了一位寡妇的友谊。她大大的蓝眼睛柔情地怀念着新亡的丈夫。他是位年轻的小说家，以其温文尔雅而出众。她头发金黄，身材婀娜；他则高大健壮。两人结成一对难得的夫妻。小说家死于肺结核，那时这种病叫奔马病。后来我想，当时还没有盘尼西林，再加上有这位热烈的金发女郎，所以没过几个月，这位伟大的丈夫就离开了人世。
美丽的遗孀还未脱掉黑紫色绸丧服，就像一颗白白的果实上包了一层悲怆的外壳。一天下午，这层外壳在洗衣店里面我的房间里滑掉了，我得以抚摸那撩人的白色果实。在自然冲动就要完成的一刻，我看见她闭着双眼，一边叫着“罗伯托，罗伯托”，一边大声地喘气、呜咽。（我想这是礼拜仪式性的行动。在进行另一个新的仪式前祈求已故神主的宽恕。）
尽管我正值青春年华，她的要求也未免过甚。她的需要越来越频繁，其如火的感情驱使我未老先衰。这样大量的性生活与我的营养不足是不相称的。我的营养不良越来越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