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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们邀请我去打谷。那个地方很高，在山上，离镇上很远。我喜欢只身冒险，摸索着山上那些道路。我想万一迷了路，总会有人来救的，于是骑着我的马离开了巴若英皮里尔，一直沿着河边走。太平洋在那个地区咆哮，不停地冲击着高高的马乌莱山上的岩石和荆棘。后来又转到布迪湖边。湖里的波涛凶猛地冲击着山脚。我们必须利用波涛掀起后又收缩、准备东山再起的一分钟时间匆忙穿过山与水之间的地段，以免被下一个浪涛拍中，撞到尖硬的岩石上。
危险过去以后，再往西就是波平如镜的蓝色湖。湖边的沙地无穷无尽地延伸到远远的托尔腾湖口。智利沿岸很多地方都是多岩石的，然后又突然转换成无尽头的沙带，可以在海浪的伴随下，走几天几夜。
无边无际的海滩像枚环绕着智利的银戒指，不断遭到隆隆海浪的侵袭，又类似一条圆形跑道通往远方的南极。
在森林的另一侧迎接我的是枝叶又绿又黑且闪闪发亮的欧洲榛树林，当时树就像涂了一层朱砂一样红。智利南部的蕨树非常高大，我骑着马从树下过根本碰不到树叶。如果头稍稍碰到树叶，露水就会洒满全身。旁边是布迪湖，它永远那么平静，那么蓝，同远处的树林交织在
一起。
走到头我才看到几个人，几个陌生的渔民。他们生活在那间房子里，从那里下海或下湖。在海湖之间的地带上有被猛烈的海水冲上岸的海鱼。最让人垂涎的是正在挣扎的又宽又大又平的银白色鱼。渔民有一个、两个、四个、五个，站在那里，静静地搜寻，猛然把三齿鱼叉抛到水里，然后又高高提起。在阳光照射下那些肥肥的银白色鱼闪闪发光，在渔民的筐里垂死地抖动。时间已经晚了。我离开湖边，在山峰上寻找道路。天逐渐黑下来。突然传来某种野鸟低哑的哀鸣。还有只鹰在暮色的空中屏住翅膀，注视着我的存在。不时还有红尾狐狸或其他野兽发出各种叫声，或突然从路上窜过。
我知道迷路了。曾让我兴奋不已的夜色和森林现在却威胁着我，让我恐怖万分。在这又黑又偏僻的路上，我的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位孤独的旅行者。走近时我发现他是当地一位衣着不整的农民，身披一件破蓬乔，骑匹瘦马，在夜晚的寂静中时隐时现。
我告诉他我的情况。
他说当天晚上无论如何是赶不到了。他了解那个地方的每一个角落，知道到打谷那儿去的确切道路。我说我不愿在这种恶劣气候下过夜，希望他给我指个藏身的地方。他告诉我，沿着路旁的一条小道走两西班牙里，远远就可发现一座两层的木头房子的灯光。
“是旅店吗？”我问道。
“不是，年轻人。但你会得到很好的接待。那里有三位从事木材业的法国女人。三十年前就住在那里了。她们待人很好，会很好地接待你的。”
我对农夫的简短忠告表示感谢。他骑着那匹老马走了。我像个幽灵，沿着狭窄的小道继续赶路。弯弯的明月像块刚刚剪掉的指甲，缓缓升上天空。
约9点钟的时候，我看到了房屋的灯光。我赶紧催马向前，免得围栅关闭，拦住我去神堂的道路。我走进栅栏，绕过圆木和锯末堆，来到这幢奇怪地埋没在寂寞世界里的房子的白门前。先是轻轻地敲，然后又用力敲。几分钟后，正当我担心没人的时候，一位白头发、细高个、穿黑服的夫人出现在我面前。她用严厉的眼光上下打量着我，半开着门
问道：
“你是谁？要找谁？”
“我是个学生，本来要到埃尔南德斯家去，在森林里迷了路。”
“请进吧，别客气。”她说。
她把我带到一间黑屋子里，点燃两三支蜡烛，我发现蜡台是乳白色的或是镀铜的。屋里散发着一种潮湿气味。红窗帘挂在高高的窗户上，椅子上都罩着层白布，不知防什么。
那间屋子属于十九世纪了，像梦一样令人捉摸不定。面带思乡神色的黑服女士手里总拿着点东西——或是一本簿册，或是一把扇子——不露脚面地来回走动，屋里却一直寂静无声。
我好像掉到了湖底，疲惫地打着瞌睡。这时进来两位和刚才引我进来的那位完全一样的夫人。天色已晚，也很冷。她们在我旁边坐下，用同刚才那位夫人一样的忧郁目光注视着我。
话题立刻远远离开了那偏远的乡村，离开了那充满了虫咬、蛙鸣和鸟叫的夜晚。她们问我学什么。我突然提到波德莱尔，说我已开始翻译他的诗。
这话如同一束电火花，把三位夫人已经熄灭的热情又点燃起来。阴郁的眼睛和死板的面孔立刻发生了变化，就像从她们原来的脸上摘下了一副面具似的。
“波德莱尔！”她们喊道，“自从世界存在以来，还是第一次在这偏僻的地方听人提到他的名字。我们有他的《恶之花》。在方圆五百公里的地方里，只有我们能读这些美妙的诗句。其他人都不会法语。”
两位年纪较大的夫人出生在阿维尼翁。最小的是法国血统，出生在智利。她们的祖父母、父母和其他亲属很早以前就死了。三人已经习惯于这里的雨和风，习惯于锯木厂的锯末，习惯于和数量极少的未开化农民和粗野佣人接触，决定在这荒山野岭中唯一的建筑物里定居下来。
这时进来一个印第安佣人，在年纪最大的夫人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于是我们站起来，穿过毫无生气的走廊到餐厅去。我惊住了，在屋子的中央，摆着一张盖着白桌布的圆桌子，两个银烛台上插满了蜡烛。屋里的其他银器和毛玻璃器皿也都是锃亮的。
我胆怯无比，就像是被邀请到维多利亚王宫一样。自己蓬头垢面、疲惫不堪，满身是土，而那个桌子好像是为了迎接一位王子布置的。我远远不像王子，而像个汗水淋淋的赶车夫。
我很少吃得像那次那么好。女主人们从擅长法国甜食的先辈那里继承了技术，成为烹调大师。每道菜都出人意料地喷香可口。她们还从酒窖里拿来按照法国方式存放多年的陈葡萄酒。
倦意合上了我的眼睛，不过我还是听她们谈论新鲜事情。三姐妹感到最骄傲的就是精湛的烹调技术。那张桌子就是她们的神圣观念和永远不能重新得到的文化的产物。由于时间和无边海洋的间隔，她们已远远离开了祖国。三人又像是在嘲弄自己，拿出一个奇怪的长片盒让我看。
“我们是老怪人。”年纪最小的对我说。
三十年间一共有二十七个人来过这幢房子。有的是来做生意，有的出于好奇，还有的纯属偶然。我第一次知道她们为每个客人做了张卡片，上面记录着来访日期和当时的菜谱。
“我们记菜谱就是想万一某位客人再来时菜不重复。”
我起身去睡觉。来到房间就像市场上的一袋葱头似的扎到床上。天刚蒙蒙亮，我点上蜡烛，洗漱完毕，穿好衣服。天亮时，一个伙计已在备马。我不敢去向那几位穿黑服的美貌夫人们告别。心底里某种东西告诉我，这是一个奇怪而又美好的梦，我不应该打破这个梦境。
这是发生在四十五年前我刚刚开始进入成年时的事情。后来那几位远离祖国、在原始森林里还保存着《恶之花》的夫人们又怎样了呢？那陈葡萄酒和布满蜡烛的光亮桌子又怎样了呢？那个锯木厂和埋没在树林间的白房子的命运又怎样了呢？
可能一切都很简单：死了，被忘却了。也许森林吞噬了那些生命和她们在那个难忘的夜晚用来接待我的餐厅。她们就像存在于清澈的梦湖湖底一样永存在我的记忆中。光荣属于这三位在偏僻森林中无私地维护她们古老尊严的可怜妇女。在世界上最偏远、最孤独的山边保护了从先辈手里学到优美文化的点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