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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夏天，我收到一位读者的电子邮件，她希望我帮助她决定是否辞职。
萨拉·奥尔斯汀·马丁内斯医生觉得她走到了职业生涯的十字路口。2005年，她从医学院毕业，随后到医院急诊室实习了一年，自此爱上急救医学，在急诊室一干就是16年。
马丁内斯在西奈山医院实习，这家医院是芝加哥首屈一指的创伤中心，它邻近北朗代尔社区，这个社区被认为是芝加哥最危险的地带之一。根据2019年一项基于急诊室数据的枪支暴力趋势研究，“可以准确地说，西奈山医院见证了大部分在芝加哥发生的枪支暴力事件”。
这是一次完美的历练，她爱上了在这家顶尖创伤中心工作的感觉。实习进行得异常顺利，她留在急诊室当了4年住院医生。
2009年，她搬到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市，进入现在这家医院当急诊室医生，干了12年。她也热爱这份工作。
在常人看来，急诊室医生就是跑来跑去地对病人进行胸外按压，不停地疯狂抢救。但这只是急诊室工作的一部分，正如马丁内斯所言，这份工作的本质更多在于每天面临的挑战，即如何应对因目睹病人的凄惨与无助而受到的折磨。
例如，在2021年的一次轮班中，她接收的第一位病人是一名从养老院送医的90岁老太太。她病得厉害，说不出话，马丁内斯医生也联系不上她的家属，根本搞不清她的身体是哪儿出了问题。
隔壁病房一名60多岁的妇女抱怨有人给她下毒，因为她每次摄入成瘾性药物都会感到心悸。
她坚决否认成瘾性药物是问题所在的可能性，因为她摄入这种药物已经有20年了。
这是一份需要投入感情和注意力的工作。但对急诊室医生来说，处理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才是使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正如马丁内斯所言：“急诊医学有一个潜在的主题，即如果你受不了折磨，没有上战场的决心，也不能看淡生死，那就是一个懦夫。”
起初，事业带给她的收益明显超过了损失。救死扶伤，服务社区，成为熟练高效的问题解决者，以及身为坚守一线、处理众多棘手情况的急诊室医生的一员，都让她倍感满足。
在急诊室工作的另一个好处是，马丁内斯可以将工作和生活分开。
急诊室采取轮班制。当轮班结束后，她就能料理个人事务。无论是去健身，还是带狗去看兽医，都可以在工作之外的时间进行。随着2014年、2017年两个女儿的出生，这一点变得尤为重要。
但到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除了在急诊室轮班之外，马丁内斯医生于2015年成为医院急诊和创伤服务主任，此后又于2020年担任病人护理质量高级主任，负责监管医院医疗保健系统内的12个急诊科室。这些年里，随着行政职责的增加，事情不利的一面也逐渐显现。
虽然马丁内斯在主任的职位上表现出色，但2020年进一步扩大的职责导致行政任务越来越多，她每月只能在急诊室完成6个轮班的工作。这意味着她没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最初所热爱的职业。
由于工作量的增加，特别是在医疗实践和行政管理遭遇资金短缺以及大流行病时期，超负荷运转给她带来了巨大压力，并产生严重后果。工作和生活之间的界限消失了。这不再是一份结束急诊室轮班后就可以拥有闲暇时间的工作。她的大脑不能停止运转。短信和电子邮件接连不断，一刻也耽误不得，没有休息的时间。
她越发感觉自己无法全身心投入私人生活。两个年幼的女儿受到的伤害最大。一天晚上8点，她意识到7岁的女儿一直在试图引起她的注意，不断地喊道：“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当她终于抬起头时，女儿说：“你没在听我说话，因为你在看手机。你老是在看手机。”
女儿说得对。
马丁内斯习惯了超负荷工作，但她知道这对她和家人产生了负面影响。她把一切都带回了家。她在生理上已经有所感觉，晚上睡不好，还开始脱发。
工作中好的一面与坏的一面的天平开始发生变化。
一年多来，马丁内斯一直在考虑辞职，但从未付诸行动。直到2021年，一位朋友推荐她去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她轻轻松松就通过了面试，随即意识到她必须做出决定，而且要快。
但她发现自己弄不清是否该接受新职位并辞掉旧工作。
就在那时，我收到了马丁内斯的信。我回了信，很快和她通上了电话。
听完她的故事，我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假设你在目前的工作岗位上再待一年，一年后你有多大的可能性会感觉不快乐？”
她说：“百分之百。”
我接着问：“假设你现在接受了这份新工作，一年后你有多大的可能性会感觉不快乐？”她说：“我不确定。”
“会是百分之百吗？”
她说：“绝对不会。”
就在那一刻，她恍然大悟：“噢，等一下。我留下来百分之百会不快乐。但如果我换工作，我可能会开心，也可能会不开心。有时候，我也会在新工作中找到真正的满足，这肯定更好。”
我所做的，只是把辞职决定转换为期望值问题。她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现在的工作，要么辞职去保险公司挑战新岗位。哪一个更有可能改善亲子关系，增加她的幸福感呢？
她意识到接受新工作能获得更高的期望值。
马丁内斯医生的故事提醒我们，期望值不止与金钱有关。健康、幸福、快乐、时间、自我实现、人际关系满意度等任何会对你产生影响的东西，都可以成为它的衡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