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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世界上是否存在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答案就是教育投资。
乔治敦大学的萨卡罗普洛斯（Psacharopoulos）和世界银行的帕特里诺斯（Patrinos）研究了过去60多年全球的教育投资发现，平均多上一年学，未来工作时每年收入会提高8.8%。这是相当高的投资回报率。相比之下，美国1966—2015年股票和债券的年平均收益率仅为2.4%。
本节会引用大量经济学文献表明，女性教育投资的益处多多：
提升女性自己的收入；
提高丈夫的收入和寿命；
增强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学习成绩；
促进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
在投资教育的收益率高于股票债券的前提下，萨卡罗普洛斯和帕特里诺斯发现，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女性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都普遍高于男性，平均高出两个百分点，并且二者的差距仍在不断扩大（见图1.1）。
图1.1 按性别分的教育投资收益率
这个结论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女性的教育投资回报率接近10%。所以，如果你正在选择是要继续读书还是投入工作，是用积蓄来接受职业培训还是投资买基金，请记得，多读一年书，未来每年收入会增加很多。
第二，我们应该继续增加对女性的教育投资。提高对女性的教育支出，对整个国家的投资收益和经济发展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更有意思的是，女性受教育程度增加不仅能提高自身的收入，对丈夫的收入也有促进作用（见图1.2）。这不全是因为高学历女性更有可能结识优秀的男性。勒夫格伦和麦金太尔（Lefgren and McIntyre，2006）研究了美国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发现在男性条件相近的情况下，妻子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丈夫的年收入对应增加4 129美元，约等于样本平均年收入的18%。
图1.2 女性受教育水平和丈夫收入的关系
从图1.2中可以明显看出有大学及研究生学历的女性对应的丈夫年收入增长幅度最高。
勒夫格伦和麦金太尔提出，教育水平较高的妻子可以减少丈夫的后顾之忧，也会激励丈夫的自我提升。
妻子学历越高，对丈夫的收入提高就越大（见图1.3），高中学历及以上尤为明显。例如，与本科学历女性相比，研究生学历女性的丈夫收入最高10%群体的平均年收入水平比前者丈夫相应组别高出113 000美元，年均约74万元人民币。
图1.3 妻子学历与丈夫收入的关系
对于收入最高10%的丈夫群体，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妻子和这组高收入丈夫群体有最高的相关性。对于收入最低10%的丈夫群体，高学历、取得博士学位的妻子都和这个丈夫群体相关性最低。高学历和博士学位，会让女性和最低收入男性结婚的可能性最大程度地降低。换句话说，高学历极大地避免了女性进入最差婚姻的可能性。
当然，这是纯收入角度的探讨，并不代表婚姻的质量。例如，拥有博士学位的妻子自身的收入水平也是最高的，可以减少家庭的财务负担，可以使丈夫减少工作的时间或从事更愉快但收入较低的职业。
以上讨论的是教育和收入之间的关系，也是传统经济学讨论教育投资回报率的研究方法。近年来，更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广义的教育收益，包括健康、寿命、下一代的学习成绩，等等。
女性接受教育会从多个方面影响自己、丈夫和孩子，如健康与寿命，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类：获取信息能力增强、处理和理解信息能力提升、拥有更高的收入水平，以及拥有更健康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方式。
普林斯顿大学列拉斯-穆尼（Lleras-Muney，2005）教授利用美国义务教育法改革，研究了受教育年限对成年后死亡率的影响。她发现平均每多上一年学，十年内的死亡率会下降至少3.6个百分点。
接受更多教育可以让人获得更多健康知识，尤其在理解和应用新式或复杂的医疗技术、治疗方案等方面具有优势。此外，更高收入也意味着有机会接受更好的医疗服务。健康的生活方式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桑德尔（Sander，1995）发现接受教育极大提升了戒烟的概率。
托桑德尔和艾瑞克森（Torssander and Erikson，2009）教授从死亡原因记录中收集了瑞典1991—2003年间因癌症和循环系统疾病死亡的样本数据，估算不同人群的相对死亡风险。剔除其他可控的因素后，他们发现女性受教育水平每提高一个等级（例如高中比初中高一级），死亡风险就会降低5%，并且伴侣的死亡风险会降低3%。也就是说，学历越高的女性，自己和伴侣（因癌症和循环系统疾病）的死亡可能性都会降低。
相比之下，男性死亡风险受自身教育水平的影响程度要低于受妻子教育水平的影响。同时，男性的教育水平与他们伴侣的死亡风险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研究者们提出，除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可能会掌握更多健康和急救知识，传统家庭中女性比男性承担了更多家庭责任，对家庭生活方式和丈夫的职业选择都有更重要的积极影响。
母亲教育水平对孩子出生时的身体状况以及幼儿时期的身高等健康指标也有积极影响。柯里和莫雷蒂（Currie and Moretti，2003）的研究发现，女性额外接受一年教育，她们生产时出现低出生体重儿（出生时体重小于2.5千克的婴儿）的概率平均降低约10%，早产的发生率平均降低约6%。
柯里和莫雷蒂认为，这是因为高学历女性掌握更多与产前保健有关的知识，例如科学备孕、减少吸烟、定期产检等，她们有条件也更重视产前保健，更容易生出聪明又健康的宝宝。
邓肯等人（Duncan et al.，1991）利用巴西的人口与健康调查数据，研究了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如何影响幼儿（5岁以下）的身高。研究发现，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主要通过提升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来影响孩子身高，而父亲主要是通过增加收入影响孩子身高。特别是在农村，母亲平均多上一年学，孩子在幼儿时期的身高相应增加0.5%；而父亲多上一年学，孩子的身高仅增加0.14%。
母亲学历对孩子的认知能力和学习成绩也有重要影响（见表1.1）。莱博维茨（Leibowitz，1997）研究发现，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学历高的母亲不仅会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她们也更有可能通过给孩子讲故事等活动提高陪伴的质量，这些都有助于提升孩子的认知能力。
表1.1 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成绩的影响
*代表在统计意义上显著。
我和斯坎斯（Liu and Skans，2010）研究了瑞典产假制度改革（从15个月延长到18个月）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影响。我们分析了1987—1989年（产假制度改革前后）出生的孩子在16岁时的学习成绩，发现只有高学历（大学及以上）的母亲多休产假对孩子长期学习成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父亲多休产假，或低学历母亲多休产假，都没有明显影响。
我们当时对此结论的措辞十分谨慎。仅从孩子16岁时的成绩这个角度出发，政策可以额外鼓励支持高学历女性享受更长的产假。但从下一代的综合发展，包括心理因素、性别意识以及社会公平角度来看，我们还需更多的考量。无论是不同学历女性之间对孩子陪伴的公平性，还是男性休产假的权利和义务的重要性，都需要进行全面的平衡考量。
这就引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高学历女性在职场和家庭的投资回报率都更高的情况下，应该把更多时间投入工作及经济发展，还是用于家庭和孩子的陪伴？
对女性自己来讲，无论如何选择，重要的是有了选择的能力和权利。知识就是力量，提高自身的教育投资，不断进行自我提升，女性就可以拥有更广阔的选择权和灵活度。届时，无论是选择工作还是回归家庭，甚至是离婚，都更有底气，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女性能够更自主地决定时间和精力的分配，这本身就是生活质量的重大提高，是独立人格和生命自尊的重要保障。
对男性来说，女性拥有了更大选择权，也会让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拥有更多的选择。如果妻子选择把重心放在工作上，她可以和丈夫分担经济压力；如果妻子选择把重心放在家庭上，她可以成为丈夫坚强的后盾。因此，男性鼓励和支持女性接受教育，也会提升自身和家庭的幸福感。“男才女貌”这个传统说法，可以换成“男才女才”了。
从宏观角度看，无论女性最终选择工作还是回归家庭，都是对社会的重大贡献。例如在疫情中，保护我们的女医生、女护士对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家里相夫教子的妈妈也同样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因此，政府更多地投资女性教育会促进社会整体收益的提高（无论是对工作还是家庭）。
2022年我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4.04%，与2000年的2.56%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还有相当大的提高空间，还未达到OECD经济体2017年5%的平均水平（见图1.4）。
图1.4 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2017）
1999年，李实和丁赛教授的研究证实中国高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明显高于初等教育，且高等教育平均年收益率的增长幅度要大于初等教育。
在中国经济达到新发展高度的今天，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今天，在经济发展从量变转为质变的今天，投资教育、提高教育红利更需要尽快提高优先级。如今，我们的政府也在致力于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
总之，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教育永远是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最好投资。特别是对女性来讲，教育投资回报率更高。
女性的教育投资收益率高于男性，并不等于女性工资高于男性。
邓峰和丁小浩教授分析了我国的相关研究，“对于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的原因，仅有少数几篇文献讨论了这一问题。赖德胜（1998）认为，女性职工上学的机会成本比男性职工低，使用明塞尔收入方程估计的教育收益率只考虑机会成本而不考虑直接成本，因而会出现女性比男性高的现象。张俊森等（2005）则认为，教育收益率的估算只考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而忽略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女性能力较高带来的样本选择偏差，这会使女性教育收益率的数值偏高。还有研究者认为，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中受到的歧视程度，从而表现为女性的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刘泽云，2008；姚先国、黄志岭，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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