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长期危机
——2022年年度词汇

长期危机（Permacrisis）： 名词，复数

英文音标： ˈpɜːmˌkraısıs

定义： 延续的不稳定和不安全时期，尤其是由一系列灾难性事件引发

2022年底，《柯林斯词典》宣布了他们推荐的年度英文词汇候选词条，其中包含“躺平”（quiet quitting）、“趴直”（splooting）和“聚会门”（partygate）等热点。但在当时，我们周围还发生着一个更大的地缘政治氛围变化，也是年度候选词之一，即“长期危机”。

俄罗斯与乌克兰爆发武装冲突，中美紧张关系加剧，欧洲和美国等地的通胀率飙升至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能源价格上涨，让一些家庭不得不在取暖和日用品之间做出取舍。新冠疫情肆虐，夺走人们的生命和生计。随着巴基斯坦的洪水与欧洲各地的热浪愈演愈烈，气候变化不断造成破坏。在捷克共和国的易北河畔，一块数百年前用于警示饥荒迫近的“饥饿石”由于水位下降而现身，暴露出长时间隐藏在水下的刻字：你们如果看到我，那就该哭泣了。 ^[1]

如今，上述以及其他众多挑战丝毫没有减退的迹象，反而在加剧。这正是长期危机出现时的情形。

你是否也感到世界进入了长期危机？请稍微思考接下来的几个场景：手机推送声响起，给你带来的是好消息，还是关于通胀或战争的让人沮丧的提示？在聚餐的场合，家人和朋友是对保住工作岗位充满信心，还是担心当击鼓传花音乐停下时，自己没有了位子？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角逐美国总统时提出了一个很有名的问题：“你今天的处境相比四年前有改善吗？”那么对你来说，今天相比一年前或六个月前如何呢？你是否感觉世界正在朝正确的方向行进？

很可能你也有某些焦虑。前方不是一路绿灯，而是闪烁着黄色甚至红色的信号灯。那么我们是如何来到这个危险的十字路口的？

这得归因于意外冲击、不当应对、欠缺合作与糟糕运气的组合。需要明确指出，当前所处情形不容易发生“均值回归”，即假以时日，事情会自动回归正常状态。恰恰相反，世界在悬崖边上摇晃不定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爆发更大的问题。好比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某些问题，久拖不决就有可能恶化。汽车快要磨光的轮胎不仅会导致刹车距离变长，还可能在你高速行驶的时候突然爆裂！

有一两代人曾认为，过去30年的相对稳定是正常状态，而目前新出现的不稳定时期是异常的。他们错了。实际情形是，过去30年才是近期历史中的异常部分，其标志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生产能力和劳动力被大量注入，全球局势相对平稳，美国充当着唯一超级大国的角色。因此，仅指出很多东西正在改变是不够的。我们的心态已经适应了原有环境，没有针对新的现实迅速做出调整。我们如今必须做出响应，全面看待周围的变化，包括导致长期危机的根本原因，并进一步提出如何在日益复杂的世界中穿行的指导思想。

响应行动如果失败，有可能导致正在破坏人们生命与生计的许多矛盾紧张关系跨越临界点，其后果将远远超出对当前这代人的危害。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是，许多挑战会持续，并相互作用，愈发严重。

如果我们不迅速行动、不作为，将导致一个低增长、低生产率与不平等恶化的未来。对包容性高增长的承诺，将让位于滞胀和金融动荡的可怕组合，并使由来已久的气候变化等长期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债务负担会加重，增加贫困和不稳定的压力。金融事故可能变得愈发普遍，如2023年3月在美国爆发的地方银行系列破产事件及其对海外的冲击。这将不可避免地使社会和政治的矛盾趋于恶化。不管在本国层面还是多边国际层面，对制度的信心将更难恢复。寻找最佳解决方案的希望会更加渺茫，附带损失和意外后果等风险将使我们寝食难安。

无论是作为家庭、企业、国家还是全球共同体，以上都不是我们希望经历的旅程，并且它还会削弱我们抵御日益频繁的冲击的能力。

在这些失败的核心，是我们处理经济增长、管理和治理的传统办法失效，由此导致了从能源价格过高到工资收入过低的各种问题。但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世界已经改变

我们正在经历有生以来最重大的地缘政治变动，即新型大国竞争、保护主义以及民粹式民族主义。

不断拉长的全球危机清单，加上我们对改变走向的无能为力，揭示了数十年来关于世界运行方式的传统思维存在致命缺陷。为了克服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探讨各国实现增长的具体模式，到管理经济生活与一体化世界的办法，都需要新的理念。

原有的前提假设必须放弃，这方面的证据并不少。经济实力一直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工作岗位则从制造业向服务业流动。世界正在从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对立的时代转向以教育不足与教育充裕为分野的时代。部分因为流动性增强，过去同质性较强的国家变得更具有异质性。我们每天都接到提醒：环境永远具有可持续性的传统观点错得多离谱。领导人对不公平问题漠不关心的日子已经终结，人们对社会不公正的担忧强烈要求把平等、可及和参与的话题列入议程。我们看到随着纳斯达克市场给上市公司制定新的股票挂牌标准，各家公司的董事会正在发生类似的事情，投资者也高度重视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方面的表现。

我们还不能忘记变化的最重大驱动力之一：科技进步。研究和技术的突破在以惊人的速度涌现，并等待应用机会。我们如今未能充分实现创新带来的巨大收益，由此拖累了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改善。从量子计算到人工智能，创新天才们有能力深刻改变我们的生产成果和生产方式。然而，我们当前似乎陷入了低增长、低生产率和低投资的状态，而不是高投资、高生产率和高增长，广泛利用创新来改进所有人福利的状态。

当然，希望同样存在。美国近期通过的三部法案就是普遍趋势中的例外，一部针对基础设施，另一部针对半导体和科学研究投资，第三部针对气候变化、通胀及税收。这些法案可以理解为支持更长期的环境和政治可持续增长的投资计划的首付款。不过，首付款还需要后续定期供款的支持，当世界针对新的权力动态做出调整时，这些项目在未来数年能否坚持下去尚不明朗。

在上述变化的背后，我们还看到一个简单而明显的趋势：经济事务在过去数十年里支配了政治决策，如今却由政治考虑支配经济决策。在后冷战时期的多数时候，经济是国际政策中最大的影响因素。随着柏林墙倒塌，各国面临如何扩大经济蛋糕份额的问题：如何在快速全球化世界的新市场中兑现收益。目前这一切已经改变，民族主义和国家安全成为最主要的关切。各国越来越关心如何才能保证军事、经济、食品和能源的安全：我们对军事和技术的开支是否足够领先对手一步？我们的食品进口是否来自盟友国家？锂材料和半导体等关键投入品的供应链在贸易战中是否容易遭受打击？

尽管有挫折，世界在过去30年里仍变得更加相互依存，更加彼此联结，经济上更加一体化。按理说，这种相互依存的加剧应该会带来更多合作。然而我们看到的趋势却不是合作，而是对抗，包括社会、经济乃至军事的对抗。民族主义则是它们背后的共同推手。

民族主义可以作为俄乌冲突的理由，也是中美之间贸易冲突加剧的背景噪声。民族主义可以用来解释贸易战如何演变为技术战，其标志是供应链的重新调整，把业务回迁，或者只在信得过的伙伴国和盟国之间建立连接，即所谓的友岸外包。

在撰写本书的时候，我们很清楚民族主义的逆风正在吹向世界。这种“我们对抗他们”的思维方式只会加剧不稳定和不安全。要想克服此类障碍，摆脱目前的长期危机，我们必须做出改变，也有可能实现改变。

所有成功的增长模式都依赖国际合作，但主张以损害他国来促进本国利益的重商主义正甚嚣尘上。所有成功的经济管理方式都要求承认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但应对从通胀到可持续投资等一系列问题的合作行动尚未出现。另外根据定义，所有成功创造更具合作性的全球秩序的努力都必须依赖协同，但在各国的独立性都被相互依存制约的这个世界中，治理模式却在朝着彻底非合作的方向漂移。

总而言之，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增长模式，一种新的国民经济管理模式，以及一个新的全球化和全球秩序管理框架。

新的增长模式

首先来看看增长，这是当今世界一个无所不在的抽象概念。影响增长的各种因素占据着新闻头条：创新、投资乃至各种错误。但决定增长图景和经济财富水平的其实是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全部行动，以及当地的现有条件。人们很容易忽略增长包含的各种具体指标，从生产率水平到收入不平等及受教育程度等。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各国采用的增长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种。自由化、私有化和去监管的模式代表着新自由主义时代提倡的“动物本能”。另外就是出口驱动、制造业牵引和低成本劳动力的工业化模式，这种模式让亚洲广大地区创造了经济奇迹，其中不仅有中国，还包括韩国、日本、新加坡和其他新兴势力。

这些模式都有重大缺陷，且如今已变得显而易见。过去的模式没有考虑或者强调环境可持续性、社会平等及国家安全。经济增长中没有纳入对环境破坏的核算。没有关注平等问题，批评者经常指责全球化未能兑现改善所有地方生活与生计的承诺，事实上还带来了更加不均等的影响。供应链的建设没有充分考虑地理位置以及漫长的运输距离，很容易使它们发生断裂。

如今，我们必须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增长问题。我们对国民收入的理解必须加入反映关键福利维度的其他指标。对于可持续增长或可接受投资包含的内容，股东和利益相关方会要求给出新的定义。价值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去测算，在反映盈亏的传统财务报表之外，加上包含社会效应权重的核算，或许还应通过立法作为强制要求。这一转变的潜在作用是改变我们对何为“价值”的理念，并让我们首次有机会测算和评估风险与回报之外的结果，尤其是社会效应。

用去增长运动（degrowth movement）来应对可持续性问题的办法就是强调资源的有限性。然而该运动的结论是，应该为拯救地球而收缩经济规模，这等于宣告我们需要为前进而后退。这一主张在哲学上具有启发性，但从操作上来讲是个坏主意。我们应该鼓励企业的行为更具有可持续性吗？毫无疑问这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无论对可再生资源还是不可再生资源，我们都应该鼓励更负责任的消费吗？绝对如此。可是，如果说增长让地球患上了“癌症”，那么去增长的主张就等于让人类摊手不管、拒绝治疗。

经济增长与保护地球并不一定要迎头相撞。

我们知道，增长是一种进步。增长给世界带来了各种成果，包括你阅读本书所用的电子阅读器、放置在床头的常备药品，以及让亿万民众摆脱贫困的经济腾飞。问题只在于实现增长的方式，过去那种不可持续的一切向钱看的办法已变得不受欢迎，不仅有负于个人和环境，也对各国经济无益。

福兮祸所伏。在太多人看来，“增长”已成为虚伪的词语和落空的承诺。人们听说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可是当通胀率达到5%时，自己的薪水只加了3%。人们听说增长代表进步，却看到绿色荒野变成了水泥停车场。人们听说增长会降低消费成本，却发现人工智能软件正威胁着自己的工作岗位。

解决低速度、非包容、不可持续的增长的办法，不是放弃追求增长，而是改变现有的增长路径。如果把增长目标从不惜代价的扩张转向强调速度、包容与可持续的三位一体理念，对个人和经济体都有好处。

在19世纪和20世纪，化学和物理学居于创新的中心。前三次工业革命是以内燃机、电力和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依靠化学和物理学的进步。而今天，从生物技术到信息技术，各种学科门类正准备给人类解锁一个全新的未来。虽然它们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满足全部需要，却有巨大潜力帮助我们应对中长期增长面临的诸多挑战。

如今正在发生的由科学（包括生命科学、能源技术和数字技术等）引领的转型将深刻改变我们的生产成果与生产方式，传统增长模式必将因此被取代。之前过于狭隘地关注私有化和去监管的增长模式也已经超出了有效期，因为它们现在无法保证提高生活水平和支撑公共服务所需的可持续增长速度。

人类基因测序的成本已经从2006年的1 400万美元下降至今天的大约250美元，其进步速度远超半导体行业的摩尔定律。它给未来带来的希望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得到廉价而迅速的揭示基本健康状况的诊断。电池技术的进步在电动车上表现得最明显，续航里程不断刷新，充电时间不断缩短，许多新上市车型的续航里程已超过300英里（1英里约为1.61公里）。

举出这些积极案例并不意味着忽略糟糕的方面。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加上松弛的监管体系可能带来灾难。前些年推出的波音737-Max系列机型就是这样的例子，一个没有妥善处理的设计缺陷导致了两次坠机，346人丧生。新机型采用了更大的发动机，使飞行模式不同于之前的机型。为了赢得订单，让航空公司省下重新参加培训项目的费用，波音公司用驾驶舱的一部电脑在若干情况下负责提供控制输入信号，以模仿较早的737机型的飞行模式。可问题在于，监管机构和飞行员都不完全清楚这个系统的存在。当它在“印尼狮航610航班”和“埃航302航班”上面启动后，飞行员失去了对飞机的掌控，灾难降临了。

新冠疫苗的成功研发是近期的又一个例子，它说明了我们为何需要新的增长模式。我们的确需要发明家，也需要私人企业，但我们同时还需要政府的支持和激励，需要政府作为创始合伙人与采购方来提供资助和分摊风险，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把新的疫苗分发给全球范围的用户。由恰当的财务风险分摊和激励机制支持的公共投资，以及更灵活妥善的监管体系，它们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任何新自由主义增长模式的认知。

“公地悲剧”很好地描述了我们何以走上错误的增长路径。 ^[2] 该理论由演化生物学家加雷特·哈丁（Garrett Hardin）于1968年提出，以分析资源消耗和自利行为的糟糕结果。哈丁在回顾历史时发现，人们会把自家的羊群赶到公共土地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出意料：牲畜的过度啃食将土地上的植被消耗殆尽。从渔场到森林，这样的故事在不断上演。在缺乏合作、个人行为完全追求自身利益的场合，资源枯竭和破坏会如影随形。

增长必须考虑到我们的世界受到资源数量有限的约束，从自然界的天然资源到货币之类的人造资源。新增长模式特别关注利用技术来改善世界，提高生产率。新增长模式在人工智能中考虑人的因素，强调技术的增强作用，而非用自动化挤掉人的工作岗位。新增长模式关注以供给约束为特征的新世界。对新增长模式的世界而言，发展理念不再是不计代价地追求增长，而是要关注增长的代价，包括人类和地球各自承担的代价。

不过，仅靠新增长模式并不能让我们摆脱长期危机。我们还需要更好的经济管理政策，以释放新增长模式的潜力。如果说现有的增长模式令人失望，传统的经济管理模式同样表现不佳，不只因为它们无力防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紧随而来的低速和不平等增长，还因为在缺乏充分改革的情况下，它们面对21世纪20年代早期的复杂危机显得不知所措。

新的国民经济管理模式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目前的经济管理方式如何迫切需要寻找新思路，另外我们将做一个大致的评估：国内和多边国际组织的经济管理失败如何损害了增长与繁荣的前景，以及为什么需要超越“华盛顿共识”。

人们普遍把“华盛顿共识”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管理方式联系在一起：政府的角色越来越淡化，增长完全依靠私人部门。事实上，当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在1989年撰写创立“华盛顿共识”一词的那篇论文时，他有着更宽泛而合理的想法，从来不是指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增长策略或者追求最小政府的药方，并且威廉姆森在选择这个词时“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在采用一种矛盾修辞法，或者发出下一轮意识形态之争的战斗口号”。 ^[3] 新的经济管理模式要求我们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加以反思。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价格稳定、就业稳定、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某种组合而采取的措施。财政政策则是指政府的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也具有重要的再分配作用。这些术语在近来广受关注，因为各国的政府与中央银行正竭力缓和汹涌的通胀，以追求“软着陆”，意思是在压低价格涨幅的同时不会带来高失业和低增长。

在美联储，我们看到的表现是分析不够充分、预测不够准确、沟通交流不够连贯、监督规范存在过失，政策响应也滞后。 ^[4] 这在现实中意味着真实的人们要承受真实的痛苦，他们不关心美联储的那一大堆通胀追踪指标：从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Core CPI）到超级核心通胀率（Supercore），从截尾平均个人消费支出指数（Trimmed Mean PCE）到就业成本指数（ECI）等等，只知道各种东西都在涨价，从日用品到汽油。他们盼望得到救助，却没有很快如愿。这同时意味着居民家庭担忧存在银行的毕生积蓄的安全，以及企业担忧运营资金的安全。

显而易见，要避免目前这样的危机情形一再出现，各国的政策制定机构与中央银行之间，乃至各个国家之间必须建立新型合作与问责关系。中央银行保持独立性的好处人所共知，其中包括在逐月的利率水平设定中保持长远眼光的专业性和技术能力，以及帮助这些人摆脱党派政治的日常压力。但如果不对中央银行的职责范围做现代化更新，并改进这些机构内部的问责与意见多样化，各国政府恐怕不敢把国家经济政策中如此关键的部分委托给一小群银行家。

我们倡导的改革不会终结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或贬低专业人士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在确立货币与财政政策目标的时候需要国家更强大的领导与监督。采用这样的办法，有助于结束把货币政策当作唯一经济政策选项的时代。

货币政策固然有很大用处，但中央银行不是也不应该是唯一的政策实施者。在近期的危机中，显然缺乏积极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人们对供给侧的关注度也不够。

人们对供给侧的关注度的提高，应归因于新冠疫情和生活成本上涨的危机，其内容覆盖了产品、劳动力、自然资源以及能源的整个生产和分配结构。多年来的讨论集中在供给与需求的相对重要性上，而今天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供给侧经济学和需求侧经济学的平衡，并认识到除了追求低通胀和开放竞争，高水平的投资和创新应该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增长必须结合环境和社会目标的背景去解读，经济管理政策同样如此。我们还必须大大强化对人才培养和利用的重视，以及职业再培训等，并更好地发挥创新的威力。

人们对于扩大政府的经济参与——作为投资者、协调者、激励创造者等角色——普遍避而不谈。但如果不加约束，政府其实很容易犯错或者被特殊利益集团俘获，波音737-Max的悲剧就是明证。因此，当政府对经济管理漠不关心时，结果可能会更糟。这个两难境地证实了改进公共部门管理的意义，其中一个关键部分是招募和留住顶尖人才。

过去人们习惯于从经济增长和社会团结（少于前者）的狭隘视角去看待经济政策，而忽略环境等其他因素。如今我们必须依据三位一体的目标，即经济增长、社会正义加上可持续性，来评估经济政策。这样的稳定增长还必须具有包容性，而且不能只在口头上讲社会正义，还要在预算里将其体现出来。经济政策必须聚焦于可持续性。假如在未来某一天，由于气候变化灾难，不再有正常的经济生活，维持强健而包容的增长又有什么意义呢？

本书第二篇将谈到，这里的关键之一是反思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为了理解2008年发生的信贷危机，我们需要质疑传统观点，尤其是实体经济总是优先于全球金融体系的假设，即前者的变化导致了后者的结果。尽管人们深知金融机构的庞大规模和高度重要性，却依然天真地把金融业当作附属物，而非既能创造转型机会又能带来灾难破坏的强大力量。

在2008—2009年，我们看到曾被贬斥为次要角色、次要业务和次要机制的部分其实构成了全球危机的根源。许多银行瞒天过海，从事不负责任的风险业务，非银行影子部门大肆扩张，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监管的金融机构。换句话说，把去监管、自由化和私有化作为最重要改革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已不再能充分指引经济繁荣的出路。

合理的国家经济政策要求对中央银行加以改造，明确它们的职责，找到在国家层面协调实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监管政策的新办法，并将环境和社会正义的优先事项整合到经济决策之中。总的来说，这些转变是恢复繁荣的更广泛努力的组成部分。我们还需要更多积极的供给侧政策，而且必须重新找到让金融产业切实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办法。

新的全球秩序

新的经济和增长模式对我们的帮助依然有限。全球秩序及其改革方向将是本书第三篇及结论部分的主要内容。解决我们面临的挑战不能只依靠经济学家，还需要国内和全球的合作行动。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本来有机会重启并转向一条更具可持续性的新增长路径，却没有成功。反过来，在新冠疫情于2020年暴发后，包括疫苗民族主义在内的医药保护主义浪潮压倒了开展国际合作的各种坚持和努力。全球秩序在2021年进一步受挫，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的许多成员没有接受零净排放的未来愿景。在本书写作期间，正值我们忙于应对新冠疫情、气候变化、通货膨胀、欧洲冲突，以及西方与中国在贸易、金融、技术等领域的紧张关系加剧之际，全球合作的行动甚至连意愿都显得极为有限。

我们面临的诸多挑战绝非单独冲击各国的彼此无关的小范围国内问题，而是全球性问题，它们需要全球性解决方案，但这样的方案尚未出现。

多年以来，有一个议题总是以二选一的方式呈现：要么支持全球化，要么反对全球化。但这种思考框架忽略了真正的议题，那就是我们对全球化的管理是否得当，以及我们为支持全球化的顺利运转在多大程度上开展了合作。今天的现实情况是，尽管生活在一个经济融合、社会互联的彼此高度依存的世界，我们对合作的管理却非常缺乏合作精神。

情形并不总是如此。当全世界在2008年处于银行危机崩溃边缘时，二十国集团在财政部长会议的基础上发起了一个新的全球经济论坛。接下来，二十国集团的领导人参与的峰会对防止毁灭性的全球经济衰退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面临石油冲击时，由西方国家与日本组成的七国集团（G7）诞生了，随即制订循环利用石油盈余和稳定货币汇率的计划。1945年，在二战的废墟上组建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等全新的国际组织，加上“马歇尔计划”，以推动重建，消除贫困、饥饿、绝望和混乱。但在大约80年之后，面临同样可能带来死亡和破坏的多重危机，我们却没有当代的马歇尔及相应的计划。

今天出现的从饥荒到通胀的种种危机不能归类为一次性事件，因为它们的成因无法被简单归结为外国侵略、疾病蔓延或能源运输障碍。前文已经谈到，多重紧急状况爆发的背景是长期的经济、社会与技术变化正在让全球脱离过去30年锚定的熟悉港湾：美国充当唯一超级大国的单极世界，国际交流把人类联系得越来越紧密的超级全球化世界，以去监管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世界。

如今的危险在于，面对这些挑战，全球经济可能分裂为若干独立板块，催生以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为基础的多个经济集团。接下来，这一分裂将导致“技术标准、跨境支付、贸易体系和储备货币”等领域的对立局面，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奥利维尔·古林查斯已发出了明确的警告。

随着对现有规则坚守的退却，竞争与合作之间所需的平衡也不复存在。要想阻止灾难性的分化破裂，避免生活水平因此降低、国际安全威胁加剧，弄清楚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面临的威胁，并参照新的国际现实对规则做出调整将是关键所在。

我们的宣言

不要让前缀“perma”（长期、永远）给骗了，长期危机绝不会永远持续。

让我们想象这样一个世界：高增长和繁荣不仅可以持久，还具有包容性，且对环境负责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领导人对经济发展方向有清醒的认识。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各国和全球的政策制定者彼此精诚合作。

这可以成为我们的世界。

我们相信有可能重置现有的许多不利条件，把各国和全球经济转向实现高增长、包容性与可持续繁荣的路径。重振活力的增长模式、适应现实的经济管理方式以及改善的治理将为此贡献力量。

这三方面的变革结合起来，将使我们摆脱新自由主义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支配，并创建可以容纳合作、增长、管理、平等及自身利益的共同基础。

后续的各章将详细探讨这三类结构性改革。我们的第一个关注点是关于理想愿景。我们将展示每个领域的行动如何能给包容性福利带来实质改变，三个领域的同时行动如何能够产生快速叠加的乘数效应。在关键变量设置好之后，我们将探讨如何使理想愿景变得可以实现。我们认识到，现实因素与政治因素支持渐进式办法，而非大爆炸式的激进策略。我们将展示，渐进主义路线如何能够快速叠加并形成势头，变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并支持各国内部与国际的合作。

当下的世界正在改变，我们必须领悟到当前发生的变革的重大意义：首先是由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转变；其次是从超级全球化世界向有管理的轻度全球化世界转变；再次是从经济因素决定政治决策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向新民族主义时代转变，政治和国家安全成为经济决策的支配因素。

世界正在改变，但如何改变仍取决于我们的选择。

[1] Jon Henley,“Hunger stones, wrecks and bones: Europe’s drought brings past to surface”, Guardian , 19 August 2022. https://bit.ly/3EE2Gws.

[2] Garrett Hardin,“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 162:3859 (13 December 1968), 1243–1248. http://www.jstor.org/stable/1724745.

[3] Michael Spence,“Some Thoughts on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and Subsequent Global Development Experi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 35:3 (2021), 6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