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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中国波澜壮阔又艰难曲折的改革大潮，在推进改革开放40多年之后，面对“改革思维和改革方法”这个题目，仍能深深感受到其沉重的分量和丰富的内涵。在取得一系列的进展和带来生产力解放而造就“中国奇迹”的同时，改革的攻坚克难仍任重道远。“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但骨头再硬也必须啃下来，改革能否取得决定性成果，将决定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命运。围绕这个题目，笔者从如下七个概念谈谈自己的认识框架。
第一个概念是“改革意识”。为什么要改革？对改革必要性的认同度在实际生活中是很不同的。对改革意识最为典型、最简洁精当的表述，就是邓小平同志基于实践而提出的“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这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取得政权的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长期实践，形成非常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以后，引出的一个基本的战略性判断。党的十八大形成了新的领导集体，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
。对于改革，这两句话已经总结得非常准确了。在实际生活中，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这个“从未如此接近”的民族伟大复兴愿景，现在是“行百里者半九十”，剩下的几十年是关键的冲关期。党的十八大以后，在中央以强烈改革意识做出的关于全面改革的指导中，应特别提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60条”。这个好评如潮的文件在对于全局指导意义之下关于时间表的要求，就是2020年改革要取得决定性成果。现在已经过了2020年，但还很难说决定性成果就在眼前，显然还得继续努力，时间上可以晚一些，但是绝对无法回避取得改革决定性成果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任务。
第二个概念是“改革性质”。改革是什么？邓小平同志另外一句简洁的话对此阐述得非常清晰，“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改革是“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我们所认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深刻揭示了生产力从根本上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由此我们认识到，中国在继续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要使先进生产力充分发挥它的作用，要继续大踏步地追上人类文明进步的时代步伐，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内含的“硬道理”发展方向，就必须自觉地革除不适应解放生产力的制度安排方面的弊端。总体上按照“社会主义”概念讲的这个制度优越性，一定要落实到列宁同志所说的，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上，即应体现为这个优越性是在历史唯物论的根本逻辑上表现的解放生产力。这就是改革，虽然它本身不是目的，但必须紧紧抓住它，才能实现我们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以解放生产力达到造福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本主义发展归宿。
第三个概念是“改革难度”。既然改革是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那就不是外力推动的革命，而是自己做革命的事情，给自己动手术。而自我革命、自己动手术，成功率是极低的，但我们别无选择。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有那么多次为人称道的改革，但似乎相对成功的也只有商鞅变法，人亡而政存，可以说它形成了中国古代改革唯一成功的先例。从国际上看，似乎最值得推崇的，也就是付出社会代价相对较小的英国光荣革命，流血比较少，社会进步在之后的实践中得到了肯定。现在中国别无选择的是，要继续坚持在自我革命的道路上，直面改革的难度，敢于“啃硬骨头”。
第四个概念是“改革路径”。这个话题已经讨论了几十年，总结起来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可行性设计，首先要提到的一个表述就是“渐进式”，更全面地说应该是以渐进式为主，通过试点，通过渐变，再主动地有意识地加上一些局部的、阶段性的突变，来寻求实现改革目标。中国改革走到现在已有40多年，最简要的划分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大阶段是认为“大爆炸式”不可行，必须“摸着石头过河”。这个阶段实际展开的改革的重点，一是在农村先容忍，之后支持了包产到户，几年之内整个农村生产力的解放使中国前所未有地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二是在企业方面试行企业基金、利润留成、试点扩权，一直到两步利改税，然后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税利分流试点，为分税制的通盘配套改革做了铺垫。三是局部区域的撞击反射式实验，其中非常重要的是建立特区以及一批沿海开放城市等。最典型的代表是深圳，而在深圳范围内最典型的代表是蛇口，以此“杀出一条血路”。四是在宏观层面不能使整个国民经济、社会再生产“停车检修”，必须先找渐进改革的“突破口”，于是找到了财政。先以财政改革松动分配方面的控制，以财政分灶吃饭来打开其他方面后续改革的弹性空间，诸如计划、劳动、物资、金融、投资等，有了弹性空间，然后渐进展开更全面的改革。第二大阶段的标志是什么呢？经过前面种种探索和历史性考验，具有决定性的事件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南方谈话”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其后中国顺应全球化趋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即坚定不移地以改革开放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如果说在以“摸石头”为主的第一阶段，更多地鼓励基层实验，那么“南方谈话”以后，第二阶段则更突出地体现了上下结合。在全局依据中央权威性的文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以后，由原来以自下而上为主，又转为更多的自上而下，确立目标模式以后做出全面配套。按照最粗线条进行划分的话，中国的改革路径即可以分为上述两大阶段。我们现在的选择，就是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更要强调顶层规划和基层试错试点的上下结合。
在当下考虑改革可划分的阶段特征方面，似乎可以强调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在基层局部放开试点以后，要更多转向深水区攻坚克难需要的顶层规划，这个顶层规划又不能否定基层局部试错和它的结合。那么中央整个部署就是要回到党的十八大以后已经明确形成的“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在这样的推进过程中，要有一个“一揽子”为主导的配套特征。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仍有先行、重点和以某一个点上试验带出全局的复制等方面的必要性。但是总体来说，现在这个阶段，无论是从最广义的全局还是从一些特定领域、方向上来看，“最小一揽子”配套是改革大阶段划分中的后一个阶段上更具有针对性的一个表述。在具体进行改革的时候，总得寻求某种配套，配套至少要达到及格标准，即“最小一揽子”。其中当然也有挑战性和难度。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对于“最小一揽子”的讨论还不够，比如住房公积金如何改革，见仁见智，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但是实际上要想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就必须将其和整个企业、社会成员的负担体系放在一起，一定是要把税、费、五险一金，还有其他实际的隐性负担合在一起，再加上住房信贷、商业金融、政策金融等的发展与可能的呼应，掌握全景图以后，再去寻求“最小一揽子”的尽可能高水平的解决方案。
第五个概念是“改革方法”。从哲理上来讲，这个改革的方法可以分为两方面，即“在创新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创新发展”。两方面均不可偏废，不能拿一边否定另一边，但是它们的顺序不能摆错。改革就一定要冲破原来的一些已经形成的规则，哪怕是讲法治、讲纪律，但是改革如果只是按照这些规范来做，说是于规范中去创新发展，实际上意味着没有给出试错的弹性空间。其实改革的哲理，第一条是要在创新发展中去寻求规范：原来不予承认的事情，实践证明它能解放生产力，需要把它变成合理的；要把得到确认的、实践证明合理的潜规则，变成法律规范上确认的、可执行的、稳定的明规则。当然，在试错的过程中，一旦风险“八九不离十”地可以认定，就一定要强调在规范中才能延续原来所说的创新发展。要掌握好这样的一对关系，权衡上不仅具有艺术性，而且非常有挑战性。一直到新经济下的互联网金融，大家都感受到了这个挑战，因为一开始不清楚应该怎么规范，只好让基层企业去试，在实践中出了问题以后，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规范。比如，对于P2P（点对点网络借款）平台，曾经不得不从全国6 000多家收缩到已“清零”。对上述这两方面的权衡，实际上深刻地反映着改革创新中的难度和内在的“悖论”，我们必须处理好这个关系。需强调的是，从大局、从长远、从战略上考虑，绝对不能摆错顺序，如果说什么事情都是先讲规范然后才能发展，那就等于否定了改革。我们还得继续努力，处理好这一复杂的具有挑战性的排序与权衡关系。
第六个概念是“改革当下存在的问题”。改革在当前阶段上有一些突出的问题。笔者强调以下几点。一是存在“不够全面”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曾提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国家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是从不回避的，但是实际上在文件里没有再往下去对接怎么推进和操作。就是因为它有难度，正面设计的方案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很难编制出来，但到了某部门或者某领域如果讲政治体制改革，就需要提出具体做什么，如果望而生畏，到了部门这个层级便没人提它。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现在不够全面、有待解决的问题。二是“说得多，做得少”。关于改革的文件如果放在一起，阅读量是非常大的，做研究的人都感觉读不过来了，实际工作在一线的很多人可能也感觉在消化文件方面已经跟不上了。但是在实施层面，我们无法否认，很多事情就是如履薄冰，打滑空转，对于实质性的推进评价不高。“说得多，做得少”与2019年、2020年中办、国办联合发文所指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关，就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中央所说的“允许改革有失误，但不允许不改革”，在文件里明确表述了，但在实际生活中执行不到位。从实践层面来看，只要做事就可能有“小辫子”，被抓住了“小辫子”以后，如果不说是由于改革，就会被指责为心术不正，被指责为必须深究、必须抓住不放来解决的问题，于是很多人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说得多，做得少”看起来是工作作风问题，实际还是制度安排层面的在“治本”上必须破解的问题，即这套制度安排如何能够鼓励人们敢担当、有作为、办实事。这不是只讲思想和觉悟就能解决的，必须排除这些改革实干家所受到的一系列制约，其中很多制约与风险是要通过制度安排的深层改革去破解和排除的。三是“说一套做一套”。最直接的例子就是事业单位改革。关于事业单位改革的大思路早就有中央文件，当时明确地说以三年为期，取消行政级别，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应该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导意见。但是一二十年过去了，如石沉大海。现在事业单位几乎都在比照公务员队伍“加强管理”，这符合改革的内在要求吗？这些事情是很尖锐的，是现实生活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七个概念是“改革前瞻”。既然我们认识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就是中央强调的义无反顾地使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那么我们就必须坚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战略性、前瞻性的思维和辩证法的实践观，一定要抓住改革不放并做成实事，以推进改革深水区的攻坚克难，取得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最大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