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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构建高水平开放新格局”的主题，我来谈一下怎么认识在新发展格局中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机制，从以下几个层次来展开。
第一个层次，简单勾画一下我理解的时代背景和现实要求。以高水平开放来匹配新发展格局是这方面内含的一个基本逻辑。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接近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景，正走在中央表述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时间表的“新的两步走”的征程上，迎接历史性考验，爬坡过坎。党中央明确勾画了必须优化打造的“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央对这个总体格局的表述，我理解它的“新”，就特别突出地落在了“以内循环为主体”上，这是在我们改革开放40多年之后有了一种客观的支撑力量，使我们凭借业已雄厚的国内大市场，更好地在种种不确定性问题的挑战面前，掌握我们可以掌握的确定性，从而更好把握影响我们主动权的内生因素。同时，双循环的相互促进，将使新发展格局对接和融入全球统一大市场，而我们在这样一个新发展格局里，力争把和平发展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对中国来说通过内外兼修寻求各方共荣共赢的现代化“和平崛起”。
第二个层次，是怎么认识双循环中外循环的基本要求和对标国际规则体系的路径。在这方面，前一段时间，国家发改委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开展了一项课题研究——“双循环背景下我国改革开放新路径研究”，我当时也有幸参加了这项课题研究，很多专家在一起做了探讨。在研究期间大家认识到，高水平的开放格局是双循环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内循环为主体绝对不是排斥或者轻视外循环，而且外循环在这方面有两个关键词，就是要以“制度型开放”作为基本的思路和架构，来“积极主动”地对标高水平的国际商业文明基本原则、市场经济经贸投资制度规则体系。在党的二十大之前，已经有中央的权威文件对制度型开放做出了表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里又重申了这个概念，而且非常明确地重申了“积极主动”这样的要求。在积极主动对标外部的商业文明原则体系、经贸投资制度规则体系方面，我们显然要迎接挑战，化解不利因素，守住“和而不同”的底线，从而争取有效地凭借双循环的相互促进，实现中国现代化发展之路上的高质量升级发展。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的转换，领导人早就表述为“引领新常态”，这个“新常态”直观地看，速度上有一些下调，这是合乎客观规律地告别经济起飞粗放发展阶段的高速特征，而要在中高速的特征之下寻求高质量升级发展，促进与外部世界的双循环，是新发展格局里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
在课题研究中我们侧重于研究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意义、原则体系，还在相关重点领域里非常务实地形成了路线图。在形成研究结果之后上报国家发改委，后来的信息反馈表明，该结果得到了高度的肯定。我们的研究从理论联系实际出发，在努力对标国际的路径上，考虑了在积极主动的取向之下的一系列操作的要领，并给出了建议，在一些必要的选择上我们作为研究者，在理论联系实际考虑以后给出了一些判断和决策的依据。
第三个层次，我想就认识领会重大国策和战略方针，积极主动追求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个实质性的诉求和其内在逻辑，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邓小平曾提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论断——“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我认为这是我们整个现代化战略性思维的切入点。大家已经熟知“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二者合在一起才能解放生产力，实现中国的追赶—赶超、后来者居上的现代化宏伟目标。我们现在“新的两步走”，是要通过追赶，使中国在2049年、2050年的时点上，人均国民收入指标达到发达经济体的中等水平或者再高一些，而实际上的综合国力，要随着我们创新能力、硬实力以及软实力等的提高而增强，使中国成为现代化强国。这个宏伟目标表明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必须顺应在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之后出现的世界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种只能顺应、不能违拗的世界潮流，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流。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坚定不移推进市场化、国际化，再加上对高科技化和法治民主化的认识和相应的追求，就是要大踏步地跟上时代潮流，将改革和开放紧密结合，坚定不移地来实现中国的追赶—赶超。这个切入点，在改革开放之初，我认为中央提出的最简洁的“改革开放”已经非常清晰地指出了它的基本逻辑，即改革和开放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对内的搞活和对外的开放相结合，才能解放生产力，这是从我们可观察的大量现实中总结出的经验，是不可违拗的世界潮流。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来说，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抓好发展，改革和开放密不可分，实践中我们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打开国门，最具有影响力的政策是“三来一补”，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又概括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之后是中国的经济起飞，发展到现在成为“世界工厂”。这样一个从“站起来”，到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时间节点的“富起来”，再到现在我们面对的“强起来”的新时代，迫切需要继续以高水平的开放来催化和倒逼国内的改革。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间，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很多的催化和倒逼的效应，这是非常明显的。
“催化”“倒逼”实际上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有的时候必须变压力为动力，我们在深水区的攻坚克难，更要重视这一点。比如在发展过程中，在对外开放的一个关键性的节点上，是我们终于实现了代表性突破——“入世”，千年之交后“入世”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杜润生同志的一句话，他评价说，“入世”就是必须清理文件柜，那就是“变法”呀！中国的“变法”就是为了图强，没有这样由“入世”催化和倒逼而来的“变法”，我们的发展进程中可能还有更多的阻碍因素。由于有了这样一种对外开放，而且是走向全面开放、高水平开放的催化和倒逼，我们在把压力变为动力的发展路径上，就可能有更好的表现，而且实际上这也是在克服一些阻力，这是一个实践发展中合乎逻辑的变化。
“自贸区”是在上海开始试点的，当时国务院领导在综合部门的会议上力排众议，说不要再等待了，在一系列文件表述调整过来之前，先要把这个概念建立起来。紧跟着，中央明确地说，所有综合部门已有的跟上海自贸区确立的原则相矛盾的规则，统统都要改过来以适应自贸区的原则，那就是现在大家已熟知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以及政府自己的“正面清单+责任清单”。这些措施如果没有开放的催化，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可能会有更多的阻力和更迟缓的表现；而有了开放的催化、倒逼，我们的改革开放才取得了如今的成就。在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上，我们必须自觉地利用这样一种多方结合的动力机制。
在实际的表现上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对外对标，那时候就有意识地在引进外部资金的同时，引进外国的一些规则。之所以引进这样一些商业规则，是因为那时候在主观上有被动性和别无选择性——搞“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如果无法对接外国的规则，根本就做不成，无法操作。而现在，在“强起来”的新时代，在新路径上的积极主动开放和对标，则具有内生的主动性和积极进取性，这种内生的主动性是我们更有信心在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同时，有能力把握种种不确定性，并从中寻找确定性。我们可以更积极主动，依托于国内雄厚市场，积极对接国际大市场，更好地把握主动权。
接下来我觉得需要更直接地讨论一下在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进行利益博弈时怎么应对打压的问题。我们需要在“内外线并举”式拥抱全球化的高水平开放中，以多边关系来反制中美双边关系——2018年以后被称为“贸易摩擦”，加上“外交战”“科技战”“金融战”，甚至军事威胁等因素，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的企图是非常明显的，而我们自己有理有利有节的战略策略的组合，是力争和美国方面“斗而不破”，以多边关系制约中美双边关系。唯物史观所说的生产力，在基本层面根本性地决定了人和人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所形成的生产关系，这是相当清楚的。美国在俄乌冲突之后曾经很得意，似乎拉着它的盟友形成了更坚固的阵营，却发现欧洲方面虽然有一些表态，但是中欧之间签了超过300亿美元的进口260多架空客的干线大飞机的大订单，这样一来波音公司的高管马上就坐不住了，在美国政府很不愉快的情况下，不顾新冠疫情直飞中国，表示要跟中国更好地发展合作关系。这些以多边关系制约双边关系的可能性，是在中美和其他经济体共享全球一个产业链这个客观的生产力基本盘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互动。这种基本盘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少数极端政客以脱钩为意愿就能够破坏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也要准备好应对意料之外的惊涛骇浪，但主观上一定要有战略耐心。在千方百计“斗而不破”的路径选择上，我非常赞同孔丹董事长给出的“缠斗”的说法。拳击赛里哪怕是同样的重量级，也有强弱的明显区别，弱者未必就注定失败，弱的一方在博弈中往往可以选择紧贴上去，使对方的优势不能充分发挥，打也打不疼自己，从而寻找机会，争取找到突破点。这种“缠斗”用在中美之间也很形象，我们要有足够的战略耐心，保持战略理性，争取“斗而不破”的过程一直延续到美国朝野又走到一个新的临界点，直到无法以全面遏制，甚至极端的脱钩和种种恐吓、霸凌的手段来达到它们的目的，最后有可能达到一个临界点，彻底宣告“修昔底德陷阱”不适用，寻求跟中国共存共荣共同发展。这样一个临界点的到来，可能需要几十年，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这种战略耐心。所以，这就是在我们积极主动进一步对外开放这个大的取向之下要掌握的，我认为可以上升到战略层面来领会的，与积极主动追求对外高水平开放相结合的斗争的思维。
第四个层次，我想探讨一下对于前一段时间“自主限关”概念和相关争论的认识。中国舆论场上这一轮关于如何认识明清时期闭关锁国的热议，双方的思想交锋虽主要在网上展开，但是它的起源是以学术上的长篇论文形式公开发表的信息。对于这样的一个长篇论文，确实我们可以按党的二十大重申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来做一些探讨。
首先，我们得承认，关于历史科学的认识都是有强烈现实意义的。所以，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相关的讨论，必然是对应现实的。以学术论文形式否定明清两朝“闭关锁国”的这一原有共识，主张去除这样的标签，代之以“自主限关”概念。我认为，比较直率地说，在主导倾向上，它具有不容忽视的误导性。这样一个长篇论文如果和《落日的辉煌——17、18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那篇论文（也是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以中央党校为主要创作团队的作品）放在一起，可以做一个比较。后者是把明清时期的一段盛世，作为代表来讨论问题。这两篇都是很有体量的论文，两相比较，我认为高下立见——虽然持有“自主限关”认识的作者在这一概念上，讲的既有合理性，又有负面影响，用的是“两分法”，但是对于历史大背景的把握、人类文明发展主潮流的领悟确实有明显的倒退，它很容易引致大是大非战略问题上的模糊、可能的认识误区和人们的担忧。因为在这样一个主导性的认识方面，看起来是“两分法”的认识，但最后还是否定原来大家已经有的基本共识，明清时期的问题和“闭关锁国”密不可分，现在提出“闭关锁国”这个概念不应该再用，当然就引起了大家很多的关注与担心。
我的看法是，任何概念都可能发生“抽象”时的“舍象”，明清两朝当然不是百分之百的“闭关锁国”，但当时的当权者“昧于世界大势”的这种所谓自主的倾向，却蕴含着现代人应该明确予以批判的根本性谬误。从这个用语来看，讲“闭关锁国”是强调了最主要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抽象为一个概念，舍象了非主要的、非代表性的方面。这在表述上，类似于我们说到的过去的传统体制，不能说都是错误的，它也有一些历史上的必然性和成绩，但是我们说到传统体制“高度集中”的时候，总体的意思还是认为它存在弊病，对于弊病是有批评之意的，所讲的就是主导的、具有代表性的方面。其实我们都知道，传统体制下并不是只讲高度集中，从财政体制的探索来看，曾经有几轮由财政引领全局的或大或小规模的放权和分权，只是都不成功，都没有走出“放乱收死”的不良循环。所以，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简洁地概括表述，当然还是讲传统体制是高度集中这样一个特征，它更为适合我们对于传统体制的简洁表达，并不意味着传统体制下就只有集中。这种用语和现在讨论的“闭关锁国”和“自主限关”，我觉得有可类比之处，一个关键性的用语，就体现了最为重要的对于不当倾向的这样一种判断，我们说明清之际“闭关锁国”，当然就是对它不当倾向的不认可，但如果代之以“自主限关”，那问题就多了，可能是徒增思想混乱。对此我也比较直率地举个例子：迎接党的二十大的时候，有学者、作者从若干个渠道提出“人民经济”的概念，最极端的说法是应该以人民经济救赎和取代市场经济，当然这就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在这方面对“人民经济”做出正面表述的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学者，他说“人民经济”有四大特征：一是自主性，二是在地性，三是综合性，四是全民所有制。前三个在直观的表现上，都不能否定，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现在其实应该说也就是党的二十大再次充分肯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要有它的自主性，但只讲这一方面，就不提它的开放性了吗？当然有它的在地性，以内循环为主体，但是就不讲双循环的相互促进和双循环的不可分割了吗？只讲综合性，那就是全国一盘棋的意思，当然有它的必要性，但是你还要讲在现代国家治理中，要在统筹的同时充分地优化自组织、自调节，使微观主体在分散情况下，要有试错的一个充分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空间，等等，这样说才全面。所以这四大特征引起了许多人的警觉，很多人不认可他只讲了一边。至于其最后所说的“全民所有制”这一条，那就是在传统体制下听起来有逻辑，实际上却会使全民意义上的资产出现产权悬空、产权虚置弊病问题。所以，当时批评这种观点的一方，甚至直接说他讲的这个“人民经济”是开倒车。显然这样一些讨论，关系到的是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
对于明清之际的问题，可以用马克思和邓小平的两段读来非常言简意赅的话进行点评。
马克思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马克思在这里，一点也没有回避西方列强在中国要寻求贱买贵卖的特权，但是他非常清晰地表明，明清之际，我们从内部来看“激于道义”的这种闭关，我们说的“闭关锁国”四个字表现的这种主导倾向，它是一种注定不符合发展潮流的幻想与自欺欺人，这个批评之意也是非常明显的，实际上包含着对这种悲歌里关于中国受到欺凌的同情，同时也非常明确地批评中国当时的当权者昧于世界大势的谬误。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后，非常明确地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我觉得邓小平同志这段话非常有分量，且是非常中肯的。作为研究者，我建议大家在这方面继续关注我们如何针对现实问题，讨论更好地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这方面明显还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