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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基于三个视角：首先看中国的“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其次谈怎么看待中国经济的“双循环”（特别是从外资的视角）；最后讲怎么认识中美贸易的前景和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
第一个视角，是中国面对“十四五”，最高决策层做出的规划实际上不限于未来五年的视野，权威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是把“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结合在一起的，这个文件引出了2021年两会上已经正式审批通过的整个“十四五”规划。“十四五”规划其实是着眼于未来15年的，其中前5年的内容更具体一些，从5年到15年，整个规划的思路和要领，在中国决策系统里已经有了明确的设计和指导。这里面特别实质性的问题是什么呢？15年后要使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在此之前还有个节点目标没有直接写进文件里，而是由领导人在关于《建议》的说明里点出的，已经把“十四五”末期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个实际上必须完成的任务勾画清楚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建议》说明里指出，“文件起草组经过认真研究和测算，认为从经济发展能力和条件看，我国经济有希望、有潜力保持长期平稳发展，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
。现在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是1万美元出头，这也就意味五年间，人均国民收入要达到13 000美元左右，如果比13 000美元再高一点儿则更好，就可以稳稳坐在高收入经济体这个阵营里——当然还只是坐稳在它的门槛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意义，其实早已经由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专家团队在十多年前就勾画出来了，就是对六七十年的全球实践做了一个统计，有113个在这个时间段里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案例，而在这113个案例中，真正的成功者是极少数的：能够如愿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只有12个。而且，在最近的20多年里，再没有一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者出现。中国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5年里，以不低于5%的年均增长速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现在看起来是很有希望的，但是我们应该在战略高度上“居安思危，防患未然”，要把困难想得更充分一些，要更好地估量现在的不确定性对我们形成的挑战，以追求“稳”字当头而行稳致远、高质量发展，在升级版的新发展格局里实现可持续成长。
“十四五”相关的内容非常丰富，但我认为如果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结构优化支撑下，继续推进现代化的进程，那么到2035年建成初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就意味着做好了进一步的准备，实现中国决策层在原来邓小平说的“三步走”框架下又进一步谋划的2049年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我想特别强调，这个中国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现代化过程，已经被领导人强调了多次，是要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实现的。作为研究者我也非常认同：中国只有和平发展，才可能完成这个“新的两步走”的现代化。而且这个和平发展是有客观的和学理的依据支撑的，就是我们通过努力，完全可以在生产力发展、创新发展所正面形成的共享经济的潮流中——由信息革命支撑着它日新月异地发展，寻求共存和共赢。但也要认识到，我们还受到创新形成的不必讳言的核战略平衡的制约——最严重的情况是之前美苏曾落入了“冷战”，而因核威慑没有进入热战，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又完全不同于美苏“冷战”局面里各引领一个产业链的格局，而是共享一个全球产业链，因而更有可能把共享经济和核威慑合成这样一个由创新成果决定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推进中美之间形成“斗而不破”、维持和平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进一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过程。
第二个视角，怎么看待中国的经济双循环——这是在最新的官方表述中特别强调的，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实际情况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一直是双循环，那么现在为什么说要有新发展格局，这个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在哪里？我觉得这个“新”就是在强调“以内循环为主体”，意味着中国的资本形成、资本原始积累已经可以支撑我们靠内循环来对冲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在推进自己现代化的过程中，内循环可以更多提供我们在实际通盘掌握中的主导权，在整个发展局面里对冲不确定性而把握自己的确定性。这种内循环的国内统一市场，已经有了前所未有的客观发展基础：中国14亿多人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的上半区，投资和消费潜力的释放程度今非昔比，只要中国不犯低级错误，这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就能更有力地支撑与维持基本稳定的局面。同时，这个“以内循环为主体”更好掌握主导权的内在逻辑，绝对不是忽视外循环的重要性：与“改革”相伴的就是“开放”，中国还要推进更全面的、更高水平的开放，但客观来讲，外循环的不确定性的确更明显，领导人称其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现在很多地方还说不清楚，出现了逆全球化的不良情况——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极端主义、民粹主义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巨大挑战，但中国有“从容应对惊涛骇浪的深厚底气”，所以，在继续争取对外循环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以内循环为主体更好地维持基本面。但是外循环的意义丝毫没有降低：根据研究者的表述来说，开放对于中国是进一步催化和倒逼自己必须完成的改革。中国的改革到了深水区，困难重重，习近平总书记把它形容为要“啃硬骨头”
。那么到了深水区，“啃硬骨头”更需要得到全面开放的催化和倒逼作用，使中国现代化的经济社会转轨，能够如愿地去克服深水区里既得利益的阻碍。
在实际的生活中，从外资的视角来看，我觉得大量的外国投资者还是高度重视中国市场潜力的，认为其存在着可观的投资机会。在中美贸易摩擦剑拔弩张之际，我们看到美国的成功企业家、特斯拉的掌门人马斯克突然到访中国，和上海市政府达成协议，在上海建设全球最大规模的外商投资单体工厂，这说明，真正有胆识的投资家、企业家认为，别人感觉恐慌的时候正是他们的机会，可以在这时候谈一个好的对价，筹谋已久的事情可以马上落地做成。结果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生产线就开始源源不断地生产出高水平的新能源汽车，供应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这样的机会会继续存在，这个内外循环的互动，一定是符合前文我说到的中国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框架的。在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过程中，中国追求的一定是和其他经济体的共存、共赢、共荣，一起来推动形成全球化共享经济、全球共享一个产业链，从而推动共同利益的实现。其中的种种正面效应，既有基于经济层面需要，与外部世界进一步加强联系的必要性，也有由经济层面对接到社会生活交流、人文交流等更丰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值得肯定的内容。这是我对于双循环的一个最简要的勾画。
说到外资的视角，我认为外资还是首先从“在商言商”的立场上，去高水平判断自己怎样以相对的“比较优势”抓住中国市场潜力。从外部介入中国的内循环而形成内循环和双循环相互促进和相得益彰的结果来看，这样的机遇我认为不是夸大宣传，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当然，我们也不否定会存在一些局部的脱钩，种种因素造成真正的高端产业链过去从来没挂上过钩，现在更没有挂钩的希望了——比如高端的芯片产业，华为这样本来发展得很好的企业现在已经到了“至暗”时刻。但是，中国在努力的过程中又要进行相关分析，内循环被“卡脖子”的这个瓶颈，既然没有任何希望再去求助外力破解，那么只有横下一条心，走通这个“华山一条路”，就是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关，三五年不成，七八年也要把它攻下来，这是中国人必然的选择。但这只是个别领域，在少数的高端领域是如此。这种内循环问题如果被突破，它一定还会继续促进内循环和双循环，因为新型举国体制的成功，绝对不会像过去的“两弹一星”，必须把这样的高端产品，比如高端芯片，成批量、稳定高质量、高性价比地源源不断地对接世界市场，只有这样才算这个攻关成功了，否则免提。这个“华山一条路”，仍然只有跟世界市场连通了，才能证明它是成功的。
第三个视角，中美关系和中国未来发展这方面，我想强调，我们还是要看到在中美关系剑拔弩张之后，毕竟还有一个2019年12月14日阶段性贸易协定的达成，中美双方都在非常谨慎地维持这个阶段性成果，从来没有挑战这个已经形成的协议。现在中美之间，应该还是维持着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享一个产业链的基本盘。特斯拉在中国的投资，以及有消息说埃克森美孚也在考虑进行类似更大手笔的投资等，其实都是基于这个背景的。投资界已经意识到中美共享一个产业链，是有利于双方共赢的，而不是简单地像“冷战”思维那样各起一摊。特别是经济界、投资界人士，令他们感同身受的是，中国确实存在这样的机会。所以，类似于芯片产业那样局部脱钩，现在也完全没有希望再挂上钩的情况，是另外一回事儿，是少数的领域。完全脱钩，我认为绝不可能。
于是，处理中美关系的大思路，就是要认清中美也是被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覆盖着的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两国间的关系被称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双方必然都非常重视。中国在外交方面的战略思维，邓小平过去有过表述。那时候中美关系时好时坏，1989年以后出现过非常严峻的美国带头的西方全面制裁的局面，但邓小平说，“中美关系要搞好”
。这首先是从经济角度认识到，其实双方不可能完全脱开。他还提出了对外关系指导方针
，首先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中国自己要“韬光养晦，善于守拙”。“韬光养晦”的关键还是“善于守拙”，就是知道自己是发展中经济体，知道有种种不如人之处。所以，还有“决不当头”，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要想当这个头，很多相对优势反而就会丧失。最后是“有所作为”，中国毕竟要努力争取一步一步发展成为发达经济体，有所作为地实现自己的现代化。那么中国与美国之间，以及与西方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按邓小平所说的这样一套基本原则去掌握，必然是要争取“斗而不破”。这个“斗而不破”我觉得是有客观可能性的，我们不敢说没有擦枪走火的极端情况出现的可能，但是如果处理得好，这种大的局面上的“斗而不破”是很有可能的，是符合双方根本利益的，也是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中国继续和平崛起如果能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就是一个共赢的局面。那么在具体的个别技术领域，如高端芯片等方面，则可强调，在高端产业的脱钩已经无法挽回的情况之下，无非以新型举国体制来攻关，实现凤凰涅槃——这个事情有不确定性，但是别无选择。
到了2019年底，贸易摩擦差不多两年了，在中美之间主要的贸易品门类里，量化的数据表明各自的贸易额分别降低了多少，从下降情况来看：化工产品和金属产品的下降非常有限，虽然大家都感觉贸易摩擦剑拔弩张，但这个门类的贸易额只下降了1%；下降得比较严重的一项是玩具和家具，下降了不到11%，大数虽下降得严重，但在这两年内也只退了1/10强。降得比较少的，是一个百分点，两个百分点，三个百分点，如此而已。到了2020年，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并没有萎缩，总量上还有相当可观的表现。这是为什么呢？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国首先复工复产，美国的市场有这些紧急的需要，自然就刺激了中美之间贸易方面的潜力，形成了中美之间的贸易还继续发展这个基本态势。中国和美国之间如此，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其实也大同小异，我们和其他经济体，包括发达经济体，欧洲和日本，不能说没有摩擦，但是更多的还是有互利互惠空间的。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又由于有“世界工厂”这种特征，所以从出口贸易份额的变化来看，2000年中国是在第十位，到了2017年，中国已经确信无疑地超出美国接近2/5的规模，成为世界贸易出口额第一的经济体。出口额已明显地超过了美国，这个态势可能还会延续若干年。这是一个基本的情况。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要看看中国和美国今后的发展，双方成长性都还存在，但是最可能的轨迹是什么？有学者把美国2017年的GDP往前追溯到整数关口的1900年，画出曲线，以GDP的增长体现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是怎样一路成长起来的。如今美国的成长性具体的速度特征，就是现在它的增速再高也高不到3%以上，特朗普政府执政之初的经济政策是奏效的，曾经有几个季度美国的经济强势增长，但充其量也就是接近3%的水平，年度达到2.5%以上就非常不错了，美国的经济增速不能够在3%以上运行，因为会有通胀的明显特征，美联储就不得不往下压缩经济热度。因此，美国这个高度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往上走，表现为成长性的量值，也就是3%，这已经是它的天花板了。欧洲和日本就更差，它们这几年的经济增速能达到1.5%～2%就很不错了，日本达到1%的情况下，就已经比前些年的“失去的20年”的停滞好多了。中国现在虽然是中高速，但是如果处理得好，就能以5%～6%的增速走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换句话说，中国的“中高速”，就是与发达经济体相比的高速，是美国的2倍以上，是欧洲和日本的3倍以上。按照这样一个曲线，我们将中国和美国对比，美国的GDP总量上升至36倍用了118年，中国以2017年的GDP往前看，比照着找其1/36，找到的时间点是1987年——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已经8年了。在这个区间里进行一个比较，两条线总的趋势是相当一致的，表现的都是36倍GDP的成长性，但时间轴上的对比是1∶3.9。换句话说，这种相对数表现出的经济成长性，中国是以一个时间单位，实现了美国大概四个时间单位才走完的过程，而且这个对比之下的过程并没有完结，因为中国现在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总体来说，后面的空间还相当可观，中国的工业化是从中期向中后期、后期转变的过程，它伴随的城镇化方面，真实城镇化水平很低。一方面这表明我们发展的水平还比较低，是发展中经济体；另一方面预示着后面的成长性空间还相当可观，就是体现为管理部门所判断的“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经济仍然有相当可观的韧性、回旋余地和潜力释放的空间。
既然现在中美之间的成长性有时间轴上如此大的差距，那么我们做一个粗线条的预判：未来中美之间这种时间轴上的差距会不会存在？显然还会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然，前提是能够继续和平发展。中国必须理性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按照邓小平所说的“善于守拙”，积极学习美国、西方世界的长处，积极地和世界上方方面面做朋友，按照经济规律互通有无，最大限度地理智处理一些棘手问题。特别是中国内部改革攻坚克难这个事情，一定是对于中国自己真正释放潜力的一个历史性考验。如果在这些事情上，中国能把握好不出大的纰漏，不犯低级错误，那么在时间轴上来看，我说得比较直率：时间将是走上坡路的中国最好的朋友。这样一个走上坡路的过程，不是跟外部世界去产生更多的矛盾，而是应该更多地融入外部世界，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和交流，从而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我深信，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即人际关系，这样的全球化、数字化的经济，已经使共享经济成为一个不可遏制的潮流，这样的一个创新增进共存、共赢的客观规律，会促使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仅不会改变，还会更深刻地影响方方面面，使大家认识到彼此共同的利益在地球村里是确实存在的。同时，经过努力，有可能使中美之间“斗而不破”，使中国和其他的经济体之间，能够找到更多互惠互助、共同发展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