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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辜朝明“资产负债表衰退”认知框架的讨论一度非常热烈。
辜朝明强调，中国现在到了一个关口，这个关口如果过不去，那就要走日本30年停滞之路了。要知道，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是在已经坐稳了发达经济体这把交椅以后出现的停滞，总体来说，日本老百姓的福祉、社会公共福利没有受到颠覆性损害，现在仍然是发达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仍然在4万美元以上。而中国正在爬坡过坎，中央的引导性目标是“十四五”末期达到现行标准的高收入经济体门槛水平。这个坎能不能够跨上去，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辜朝明的看法的确是对我们的警醒和启示。
按照辜朝明的分析，日本人当年碰到的问题，是房地产市场带动经济形成了泡沫，泡沫破灭后，货币政策操作之下增加流动性，即支付能力，想使经济重新振兴，而社会中的市场主体等在拿到这种流动性以后都用于归还负债了，没有真正把经济中应该做的调动发展潜力的事情做出来。资产负债表上这种总体的“衰退”，也就是“撤退”或者“规模萎缩”。
中国目前在前几年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尽管面对“三重压力”，内需疲软，但货币政策取向是比较清晰的，在降息、降准通道里已有多轮操作，2023年又有新的操作，而且在金融机构等方面也有以资金支持企业的安排，以求经济运行恢复和维持在合理区间。
但是从地方政府主体来看，现在最实际的资金注入是专项债，这是近几年非常重要的一种政策手段，但实际上是拆东墙补西墙式的，不少地方政府拿到专项债资金以后，填补了那些不能不填的欠发工资等窟窿，因而资金没有真正进入“有效投资”环节，使中央说的“有效投资”的关键性作用被抵消。
从企业来看，现在有些企业的贷款是增加了，但是不少企业拿着贷款往往不敢真正去做投资，也是在还债，在维护“人吃马喂”，在等待机会。民营企业方面，头部企业大多是“现金为王”，轻易不敢去做大手笔的投资。2023年第一季度虽然总体来看社会固定资产增长速度超过10%，但是其中民营企业的投资只增长了0.9%，还是靠政府和国有企业撑起了这个投资增长数据。
从个人收入来看，前面一段时间居民储蓄不断上升，表明人们不太敢花钱，2023年4月以后，出现了储蓄的下降，而储蓄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提前归还房贷，即住房按揭的提前还款。
总体来说，这些直观表现跟辜朝明所说的日本当年的情况非常相似，日本沿着这样的路子往下走，进入的是所谓“流动性陷阱”，即货币政策一再宽松，宽松到名义利率为零，整个经济仍然不能振作和繁荣起来，因此归结为货币政策失效和失败。所以，辜朝明的一个基本结论，是需要财政政策加码，而日本没有掌握好这一要领，宏观调控乏善可陈。
这个认知框架对当下的中国显然是有针对性和启发性的，但是应特别注意，中国跟日本相比还有五个明显不同的情况和特点，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中国应能避免“日本式衰退”。
第一，我国政府在投资方面比当年的日本政府更加强势，实际上中国政府可以主导的一些公共投资、有效投资，以新基建七大重点领域为代表，可选项目俯拾即是，绝对不像有人所说的“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了”。只要我们有基本有效的配套与监督措施，把专项债等资金尽可能落在带有“关键”意义的投资项目上，近期可以扩大内需、支撑景气，中远期可以优化结构、增强发展后劲，从而稳增长、稳就业，开创经济新局面。
除了已有的七大重点的新基建领域，各地其实有很多可做的公共工程，如北上广深与各省级区域中心城市，都应尽快建设轨道交通网，大量中国城市应该积极开展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在中国缺5 000万个以上停车位的情况下，各地结合具体需求应赶快建设停车场、停车位，这些都是可以做的有效投资——这方面的生产要素我们一样都不缺，有丰富的钢材、水泥、劳动力，有技术力量、管理力量。我们所缺的就是能把这些生产要素通过合理机制组合起来，用资金这个“流动性”带出项目建设意图的落地实现。
第二，日本当年没有中国特色的国有经济部分，反观我国，2023年1—4月整个社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水平明显是下滑的，但财政部宣布国有企业的利润上升了很多，这说明什么呢？国有企业还有“赚钱”的特征，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可以调动国有企业的积极性，运用其作用空间，去支撑经济景气和可能的产业升级式有效投资。
第三，和日本不一样的，还有我国现在以减少行政手段约束来使供需对接而扩大内需的空间，这明显比日本大得多。日本是一个按照“华盛顿共识”路子发展起来的较“成熟”的经济体，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在改革完善过程中，很多关键领域里还有不少行政手段可淡化以释放成长性，比如说在房地产领域，前十几年间几轮调控都是以行政手段为主，紧也好，松也好，都是以政府之手控制购买资格、首付和贷款可得水平，还有价格控制，最极端的就是限购、限贷，再加上限价，而现在显然需要房地产业这样一个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更好地发挥作用，可作为的空间，就是在市场轨道上尽量取消这些行政性限购、限贷、限价措施，除了一些特殊环节还必须有行政上的考量，大面上可尽快放开。这方面与日本当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通过减少行政约束，释放出来的就是支柱产业能够向上支撑经济景气的潜力（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时城镇化水平在77%左右，而我国当下不掺水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接近46%，真实城镇化水平应该不超过55%）。
第四，我国在财政政策上，举债空间仍然可观。按照最极端的估计，如果地方所有的城投债余额60余万亿元里有30%是地方政府实际上的隐性债，那么阳光化的国债、地方债加上约20万亿元的地方隐性债，公共部门债务的规模总计约为70万亿元，这与120万亿元以上的GDP相比，显然还在安全区内，实际上所有主要经济体的公共部门负债率都比中国高得多。中国仍是发展中经济体，在特定阶段利用公共部门负债空间的一部分，局面马上就可以改观，这个负债空间，就是辜朝明所说的日本那时候没有用好的财政政策空间。我国特别国债和地方专项债都可安排以30年为期的还本付息，项目包容性也是很可观的。
第五，引领创新大潮流的头部平台企业“完成整改”已现端倪，交完罚款后，可赶快“另起一段”，抖擞精神去追赶创新大潮。数字平台公司引领着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创新大潮，关系到中国未来能不能在创新发展道路上继续缩短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距离。整改有可能就此翻开新篇章。这只“靴子”落了地，正是中国特色之下现在可看重的积极因素。还有中央要求的推出一批“绿灯”项目，可赶快落实——一批就不是一两个，要形成规模，要有引领和辐射作用。还有中央关于“两个毫不动摇”、弘扬企业家精神和纠正侵犯企业产权错案冤案的指导方针，只要有更多真正务实的措施推出来，就有望提振民营企业信心，改善预期，开创新局面。
总之，中国能够避免走“日本式衰退”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