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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献华
首先要说明的是，我把缪老师的这本书当作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著作，而非单纯的艺术史著作。专业的艺术史研究超越了我的研究范围，好在一本真正的好书，其重要特征之一就在于“横看成岭侧成峰”，即怎么看都能看出意思来。缪老师的书就是这样一本好书。以下我将从一个相对外围，以及一个对艺术史感兴趣但并不专业的读者的角度，结合我自己的研究经验对该书做一个简单的回应。
之所以采取“埋藏学”（Taphonomy）的角度，是因为我的老师波斯盖特（Nicholas Postgate）教授写过关于早期文字用途的文章（Postgate 1995；2005）。在1995年的文章中，他首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一个猜想，那就是世界范围内不管是什么传统中的早期文字，最早都应该是在实用语境中发源的。这个猜想后来成为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回应，但无论同意或者不同意，往往都忘记了他最初的谨慎态度。缪老师也在他的大作中提到，学术研究有的时候会进步，有的时候却未必，在文字的源起和早期文字的用途问题上好像也是这样。
在1995年的文章发表10年之后，2005年，借着一本关于玛雅等早期文字的论文集以及一个法国学者关于早期楔形文字的专著的出版，波斯盖特又专门写过一篇关于早期文字的综合性书评。但后来不少讨论早期文字的学者好像都没有认真对待这篇文章，这不太应该。在这篇文章中，他在早期文字的研究语境中提出“埋藏学”的问题，其实就是在提醒大家：第一，哪怕是两河流域保存下来的写在泥板上的文字，也不一定能够体现更早的文字发展阶段的完整面貌；第二，从质的意义上，保存下来的资料能够提供的可以说明文字用途的证据也不完整（2005，278）。
埋藏学是古生物学研究中对古生物化石化进程的研究。《地质学百科全书》对它做了如此定义：“埋藏学研究有机生物残骸如何从生物层进入岩石层的过程，包括影响有机体死亡时刻（或抛弃某些身体部分的时刻）、分解、埋藏以及作为矿物化石或其他稳定的生物物质形式保存的各种过程。”（Behrensmeyer 2021，12—22）也就是说，埋藏学是对过往生态世界的一种本体论追问，而过往生态世界至少在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尺度上包括人类及其生存样态。因此，严格一点来说，波斯盖特教授对埋藏学的使用不是在这个意义上，而是更接近考古学中的用法，主要指非人类的物品埋藏学，对埋藏学的理解反而更狭义一些。
通过追溯王莽时期的某种艺术潮流如何在东汉时期成为皇家艺术的典范，进而成为民间墓葬艺术效仿的对象，缪著在充分考虑汉代人的文化心理和行事逻辑的前提下，尝试在东汉艺术史的时间断面之间建立关联。尽管古代宫殿或者坟墓的材料有其狭义的埋藏学问题，但在整体上，缪著的这种设问方式指向的是本体论意味的埋藏学。在本书开始的“说明”部分，缪著感慨“阐释之难，难在不谈整体，便难言部分；不说部分，又难见整体”，在“导言”部分又旗帜鲜明地反对“墓葬艺术”的提法。这都表明从埋藏学的角度看，缪著要完成的工作原本就不可能，也不准备仅仅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史”。这种无意之中对狭义的埋藏学的超越，或许可以解释缪老师的研究不仅一向焦点鲜明，同时也纵横于历史时空之中。
可资类比的是，罗森（Jessica Rawson）教授曾借用童恩正先生提出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概念来理解青铜时代中国境内从东北到西南的文化分布，并部分地支持了童先生的看法（Rawson 2017）。有理由认为，这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其实是一条人员和物质文化流通的高速公路，一条文明大动脉，这条大动脉两翼的广大平地和高原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的历史舞台（王献华 2023，150—154）。从认识方法上来说，这里相通的地方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去认识原本具有时空一体性的鲜活世界，是自外而内、粗暴地开膛破肚式的分析，还是充分地尊敬从鲜活的历史时空到我们面对的历史留存之间的埋藏学问题？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对埋藏学本体论诉求必要的自觉，是否充分地尊敬鲜活的历史时空。因此，根据模糊的环境标准将中国分成几块，在史学研究中拿来作为历史世界的单元使用，可以说是一种人为制造的埋藏学陷阱。狭义的埋藏学无法克服这种陷阱。
缪老师对自己书的定位相当低调，他说他只是想追究一个艺术史领域内的问题，即战国以来所积蓄的状物动量是如何获得其观念与制度的合法动力，进而促成中国艺术由纹样向状物的革命性转折的。就实现这个目的而言，我觉得缪老师的著作是成功的，尽管他对“整体”的关注已经决定他的作品不可能仅仅与“艺术史”有关。在导论部分缪老师说，对任何一个以事死如生为原则的社会而言，事死的艺术都只是以事生艺术为主体的物质-视觉系统的组成部分，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很难独立。在这个判断背后，我觉得隐藏着一个比他表面的讲法更具雄心壮志、更有爆发力，也更宏大的对待历史世界态度的重要转变。
换言之，缪老师从汉画研究切入，在我看来可能在无意之中为史学类型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埋藏学批评的实例，也因此对考古学和器物研究中狭义的埋藏学概念做出了矫正（Lyman 2010）。与此相一致的是，缪老师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认识古代世界，把开膛破肚的解剖学方法转换成了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的方法。我觉得缪老师是真正在努力“复活”汉代生活，哪怕终极意义上做不到，但他尝试进入活的世界中间，根据对活的历史世界的认识做出判断。我更倾向于认为，缪著的人类学色彩要更重一些，这一点可能和更强调社会学视角的老师们不太一样。
之所以有这样理解上的偏差，可能因为大概在2000年左右我读到《艺术品与能动性：一种人类学理论》（盖尔作品标题中的“Art”一词，我觉得更应该翻译成“艺术品”，而不是抽象的“艺术”），作者盖尔试图通过此书建立一种“艺术品人类学”，对来自时间、空间上距离西方都比较遥远的社会中的艺术品进行研究（Gell 1998）。我用了很长时间才在最初的沉浸之后意识到，盖尔的“艺术品人类学”最值得重视的地方在于，他提供了一种尝试克服埋藏学问题的方法，去研究活的世界而不是解剖尸体，在活的世界之中追寻每一件艺术品甚至每一个艺术元素周边的关系网络，在此基础上探讨艺术品的“生命”。我觉得缪著的整体设计与盖尔的框架暗合，而对“如生”的强调则建立在对具体艺术品周围“人际关系”的重视之上。
总结来说，我首先把缪老师这本书当成历史书来读，然后才是艺术史。而作为一本历史书，缪老师强调事死如生的艺术。事死如事生是个很重要的洞见，其前提是跳出狭义的埋藏学，采取更具有本体论重建意味的思路。缪著改变了现有艺术史研究“开膛破肚”式的认识方式，找到了一种在面对历史时把古人当作活生生的关系世界中的成员来进行分析的态度和方法，从而成功地将汉画放在了汉代政治史、思想史和社会史的脉络之中。
王献华，2023，《亚欧大陆青铜时代的三星堆文明》，《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140—160页。
Behrensmeyer, Anna K.2021.“Taphonomy”.David Alderton and Scott A.Elias, eds., Encyclopedia of Geology, 2nd Edition, Vol 3.London: Academic Press, 12—22.
Gell, Alfred.1998.Art and Agency: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Oxford: Clarendon Press.
Lyman, R.Lee. 2010.“What Taphonomy Is, What it Isn't, and Why Taphonomists should Care about the Difference”.Journal of Taphonomy 8(1): 1—16.
Postgate, Nicholas.2005.“New Angles on Early Writing”.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15(2): 275—280.
Postgate, Nicholas, Tao Wang and Toby Wilkinson. 1995.“The Evidence for Early Writing: Utilitarian or Ceremonial?”Antiquity 69: 459—480.
Rawson, Jessica.2017.“China and the Steppe: Reception and Resistance”.Antiquity 91(356): 375—388.